1947年7月4日，国民党政府宣布共产党的军队是“反叛”军队。荒唐的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蒋介石竟把他的军事指挥部命名为“剿匪总部”。
战争的总动员令已经发布，但蒋介石在7月6日和7日的讲话中还要求立即进行改革。
在第二次讲话中，蒋介石谈到中日战争爆发10周年时说：“如果不立即改革，中国很有可能从世界民族之林中消失。”
7月6日，就是在他这两次讲话之间，司徒雷登给他带来了国务卿马歇尔的口信。马歇尔说，我已告诉过你了，单单靠军事援助是医治不了中国的疾病的。
当蒋介石问司徒雷登大使马歇尔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时，大使回答说：“权力必须通过授予来行使，人民的自由必须得以保护，政府和人民之间应建立密切联系。”
蒋介石说：“我明白了。”然而他却像以前一样，事实上什么措施都没有采取。
7月，杜鲁门总统决定把魏德迈将军派到中国去了解中国局势。这个消息是11日正式公布的，这在南京引起了热烈的反应，因为在南京魏德迈是被当做国民党的朋友和共产党的敌人来看待的。
在以后的8个星期内，魏德迈走遍了中国大部分地区，如沈阳、北平、天津、台湾、上海和广州。他回到南京后，蒋介石邀请他给政府官员和军事将领讲话，叫他直言不讳。
魏德迈顾虑重重，于是就去和司徒雷登大使商量，而大使却要他按蒋介石说的做。
8月22日，魏德迈发表了讲话。美国大使和蒋介石夫妇都在场。在一片静寂沉默的气氛中，魏德迈讲到了他看到的管理不善、腐化、低效率及无能等现象。讲完之后，据魏德迈说，蒋介石和蒋夫人及其他一些官员热情地和他握手，感谢他的讲演。在回寓所的途中，司徒雷登大使赞扬他，说他讲的话一定不会冒犯蒋介石，还说他认识的人中间还没有人能讲得这样令人信服，而且能达到如此有益的效果。
魏德迈还说，原来政府的一位德高望重、资格很老的官员听了他的讲话后，感动得掉了泪，因为他知道魏德迈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讲出了真心话。
然而，司徒雷登大使却说，在场的那些人觉得魏德迈的讲话冒犯了他们，蒋总统也很明显被他冒犯了。
两天以后，在魏德迈离开南京时，他发表了一个声明，对“麻木不仁、毫无生气、悲惨的失败主义情绪”及缺乏“鼓舞士气的领导人”的现象进行了抱怨。他并没有指名蒋介石，但他所指的是明显的。
或许正是由于这些敏锐的观察，魏德迈的报告为中国引进了一个新的计划项目——在五年内向中国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以使中国能立即购买军事设备和日用品、军需品。
1947年9月19日，这个报告在呈交给杜鲁门总统时被马歇尔压了下来，大概这是因为魏德迈严厉指责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因此国务卿无意使他的报告得到认可。
魏德迈回忆起这些事情时，对自己在8月24日当众指责蒋氏政权感到后悔。他的新闻助手马克·沃森当时曾坚决反对他发表这通讲话。
在国民党精锐部队集中的前两天，他作这番演讲还是可以被接受的，因为那是在私下里。但是，公开的演讲使蒋介石及其随从感到丢了面子，因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对共产党来说这等于是份礼物，而对国民党来说已经很低沉的士气更加受到了压抑。
就在魏德迈在中国各地观察形势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把15万军队渗透到中原的五六个地区了，这虽然没有对国民党的政治中心造成直接威胁，但却使蒋介石不得不把他的大部分战略后备力量保留在长城以南地区。
蒋介石对魏德迈在中国的访问，感到非常生气。然而，与其说这是生美国人的气，不如说生的是本党人员的气。
9月9日，就在魏德迈还在写报告时，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他在会上严厉批评了国民党，认为它没有解决中国存在的问题，并说这些责任并不在他。
共产党已证明了他们比国民党更有能力，更专心一致。国民党若不改组，以使其充满活力的话，那么它注定要失败。
蒋介石断言，中国再也不能靠美国援助了。
美国大使馆却报告说，“CC派”在这次会议上显示出了强大力量，中央政府仍在依赖美国帮助它解决中国的问题。
几天后，司徒雷登大使以赞誉的口吻说蒋总统至少采取了措施来制止腐化。蒋介石的一位老朋友的儿子因公然进行投机活动而被指控之后，蒋介石不顾一切令其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总的来说，国民党内部反自由、反改革的趋势仍在加剧。外交部长王世杰因对华盛顿奴颜婢膝而受到人们的指责，有能力的陈诚将军也被免去了总参谋长的职务，而这个职务是接替何应钦的。
10月28日，蒋介石下了一道命令，取缔民主同盟，因为它追随共产党。但这道命令使许多自由人士和知识分子感到无处栖身，只好投靠共产党了。对此事，公众舆论反响强烈。民盟领袖并没被捕，但办公室却被警察查封了，许多作家和普通工作人员遭到拘留。
通货膨胀仍在加剧。1947年年初，流通中的钞票面值总额为3。5万亿，到7月份这个数字又增加了3倍。9月份中、美货币兑率为38000：1，11月份则高达73000：1。
蒋介石不顾这种混乱和萧条的局面，下令“国民大会”选举照常进行。实际上，选举是从11月21日至23日在中国大部分地区进行的。毫无疑问，在这样一个战时国家进行选举，选举结果是不可靠的。在许多乡村地区，参加选举的人数很少。上海的300万选民中只有10万人参加了选举，但在国民党统治的大部分城市里，这个数字还算是令人满意的。当然，在共产党控制地区是没有选举活动的。在所选的1744名代表中，有48%即847名是“独立派人士”；国民党占了42%，即725个席位；而青年党和民主社会党只占10%，即172个席位。
1947年接近了尾声。12月25日，毛泽东主席发表宣言，他声音洪亮，充满了信心。他宣告说：历史的转折点已经来到了，中国共产党现在已从防御阶段走向进攻阶段。他谴责美国是世界人民的敌人，美国应为中国内战负责。在谈到蒋介石时，他说蒋介石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
毛泽东是正确的，历史潮流确实转向了。1948年，每个人（大概蒋介石除外）都看得很清楚，中央政府的失败已成为不可扭转的趋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数量在扩大，力量在壮大，已成为一支不可抵挡的部队。
他们热情高涨，正向人数在不断减少、内部在不断分裂、士气在不断低落的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
然而，在1948年1月，国民党军队在人数上仍然超过共产党，双方的人数比例几乎是2：1。这早已不是个单纯的数量问题，美国只是从道义上考虑才继续不情愿地向国民党提供武器弹药。
蒋介石对1947年年底的严峻形势进行了认真的考虑，最后不得不作出苦恼的抉择。
从战略上讲，明智的做法就是把东北让给共产党，加固在华北的防御，趁着还有能力进行谈判而与共产党和谈。
然而，在蒋介石眼里，东北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1931年，正是在这里发生了“沈阳事件”，从此国土开始遭人瓜分。蒋介石接受不了从东北撤走的做法，这不仅是个丢面子的问题，而且与他的天性和感情不符。
此外，如果他一枪不打就把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丢给那些被他一直称为“共匪”的人，那他以后怎么维护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威信呢？蒋介石不知道或者说他不愿意知道，到1948年年初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已经崩溃，他的威信也早已不复存在了。
蒋介石来到北平，计划实施他的战略方针。
他的计划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保住东北的主要城市吉林、长春及沈阳，打败或者减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北方的力量，然后在东北举行反攻。如果认为应该保住东北的话，那么这项计划设计得还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计划附有很多“如果”作为先决条件。例如，“如果”共产党不再继续切断东北和华北的铁路干线；“如果”在铁路不能使用时，国民党空军有足够力量保证其驻军供应；“如果”美国能及时把军需品送到中国；“如果”国民党军官中没有人投降共产党，都坚决奋战；“如果”经济形势不再一直恶化，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