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天国的枫杨树
一次在贵州谈树，座中有一位干部说，他多年前在云贵边境的大山里下乡，见到一棵大树，不知名，还拿回一枝到省林业部门求证，也无结果，后来大家就都称这树为无名树。我听后大奇，世上哪有没名字的树？第二年就专程到大山里去访这棵树，想不到引出一段传奇。
树在贵州省威宁县的石门坎乡。这里是云、贵、川交汇的鸡鸣三省之地，属乌蒙山区的最深处。那天，一转过山梁我就看见了那棵树，非常高大，长在半山腰上，都快要与山顶齐平了。等走到树下，真的立有一块小石碑，上面用中英文刻着：“无名树”。原来，这是清末民初，一名叫伯格理的英国传教士从家乡带来的树苗，竟在异国他乡生长得这般硕壮高大。因为树身太高，手机取景很困难，也看不清枝叶。
一棵古树就是一本活着的史书。在我采写的人文古树系列中，有记录了战争、天灾、经济活动等各种事件和人物的古树，唯独没有一棵记录传教士文化的古树。约十多年前，我到福建三明考察过一片栲树林。这是一种珍稀树种，全世界只有两片成林，一片在巴西，但面积很小，约六百亩，我们这一片有两万多亩。这树种有一个奇怪的名字：格氏栲，是一个叫格瑞米的英国传教士在中国发现后回国写成论文公布的。但是我遍查资料，也没有发现格瑞米这个人，只好存疑。今天在这里，终于第一次见到一棵实实在在的附载有西方传教士文化的大树。
树无名，人不再
来之前我稍微做了一点功课。
伯格理（1864—1915）生于英国一个牧师家庭，二十三岁那年被教会招募到中国传教。他先在上海经过半年的汉语培训，然后溯长江而上到云南。中途在三峡的急流中还翻船落水，险丢性命。以后从云南进入贵州，他的一生就全部贡献给这座乌蒙大山了。中央电视台曾播过他的三集纪录片，国内也出版过有关他的书。
乌蒙山深处生活着这样一个族群：苗民（当时还没有苗族这个称号，苗族之确定是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事）。他们原住中原，同为华夏后裔。在经年的战乱中被逼得一逃再逃，直落入这边陲大山的夹缝之中。没有了自己的土地、财产、文字，没有尊严。被汉人地主欺侮、歧视，被彝人奴隶主掠为奴隶，类似印度的贱民。他们算是世界上最苦难的族群之一了，亟需要同情，需要改变现状。这时伯格理出现了，好像是上天导演的一出活剧，世界上一个最先进国家的年轻人，突然降落在一个最落后的族群中，剧情由此展开。
当时的苗民几乎是没有什么房屋可言，草棚、洞穴，人畜共居。就是直到在二〇〇〇年左右我第一次去苗寨时，有的人家仍然是下养牛上住人，围火塘而食，屋里臭气氤氲，黑烟薰人。陪同的市委领导说他一般下乡都不进苗屋的。可是一百多年前的伯格理，大大方方地住进了苗屋。他在日记里说，有一次他抱着一捆干草，与一头猪睡在一起过了一夜。他学着说苗语，吃荞面、土豆。他去救济那些在生存线上挣扎的苗民。请看他的日记：
12月15日。由于寒冷和饥饿，人们每天都在死亡线上挣扎。
12月18日。晚饭后我和老杨带着一些包谷和几百文钱，去寻访穷人。整天都在下雪。在我们的第一个去处，房子已经倒塌，他们用包谷秸杆搭了一个巢穴。里面有父亲、母亲、一个儿子和一个小姑娘。除了一塘火，一无所有。每到夜晚，成群的狼就在周围大声地嚎叫。我们给了他们一些粮食和钱。
12月20日。和老杨一起出去，救济了四个家庭。
无疑，苗族正在遭受最沉重的苦难，问题是谁来拯救他们。他们中间没有工人阶级，不可能产生阶级觉悟，也没有先进文化的输入。这是一片最适合外来宗教植入的土壤。马克思说：“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者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伯格理就是这样一位来自八千公里之外的，以宗教的身份闯入苦难世界的使者，他和苗族兄弟一起对现实抗议、同情、叹息，用宗教鸦片来安抚被压迫者的生灵。
这好像不可理解，一个英国人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为什么要千里迢迢，来东方过这地狱式的生活？那时在英国的教会有一股“救世”热，招募青年到最苦最远的地方去拯救穷人。对于一个渴望有成就、愿牺牲的年轻人来说，这也是机遇。
世上总有一些愿以生命之血汗去培植理想之花的人，而不必计较以什么的名义。就像我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一句口号“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就让人能立即热血沸腾，甚至付出生命。我就是当时从北京去到内蒙古的，二十二岁，比伯格理还小一岁。我们那一批人到达后又还嫌不苦，不愿留在城镇，我的一个福建籍的同学提出到更远的阿拉善去，他终日在茫茫的戈壁滩上与一个孤身老牧民一起放牧骆驼，好像这样才是心目中的壮丽人生。大约青年人在他青春期的那几年，一颗不安分的心总在做着异常的跳动，不知道哪一次就会跳出轨道，做出想不到的事情。
伯格理当然不是以革命的名义，不是来领导穷人打土豪、分田地的。他是以宗教的名义，来施舍主的爱，教人自爱、互爱，做上帝的羔羊。他要在乌蒙深处开辟一片桃花源。而这里确实也是一个川、云、贵三不管的世外之地。他在这里安了家，只花了五个英镑在山凹凹里盖起一座简陋小屋，被称为“五镑小屋”，要用愚公移山的耐力，撬开这个石门坎，干一番事业。
那天，我是先绕行云南昭通，而后进入贵州威宁的石门坎的。山崖上一扇巨大的石门半开，横断云贵，石门坎由此得名。石壁旁用中英文刻着一行字：
栅子门的石梯路。1905年，为方便从昭通运送砖瓦到石门坎修建学校，伯格理先生安排打通的岩路。学校建成后，由负责建筑工程的王玉洁老师取名基督循道工会石门坎小学。1912年更名为中华基督循道工会石门坎光华小学。
一过石坎就可以看到那棵高大的“无名树”，它浓绿一团，像是这个石灰岩大山中的圆心一点；直立着朝向太阳，又像是一根测量时间的日晷。它就这样每日运转着太阳的投影，已经一百多年。我们那一天的采访，无论走到哪个方向都能回望到它的身影。
石门下面是陡峭的石梯小路，满地碎石。我小心地下到寨子里，最想看的当然是主人的故居，那个“五镑小屋”。那间房子与其说是主人的卧室，还不如说是这大山里唯一的一间诊所。在这里发生过许多治病救人的故事。苗民处深山之中，远离现代文明，终年潮湿阴冷，瘴疠横行。天花、霍乱、伤寒、麻风多种传染病轮番发生，民众完全生活在一种痛苦无告的自生自灭之中。虽然伯格理举着唯心的宗教旗帜，但首先得面对唯物的残酷现实。他在传播上帝之爱前，先得抚平苗民正在流血的伤口。
伯格理行走在崎岖小路上，穿行于寨子间，总是药箱不离身，在集市上碰到有人倒地就灌药施救。他娶了一个护士妻子，又有几个专业医生做同道。他屋内那张白木小桌上，各种药瓶就占了大半个桌面。不相识的苗民经常老远赶来求他治病。那些原本必死无疑的伤寒、疟疾等，几片西药就起死回生，在苗民眼里伯格理就是神仙。这是科学的力量，但伯格理把功劳记在神的账上，劝说那些受苦的人们：归来吧，耶稣的孩子。于是从者如流。
伯格理真心把苗民当亲人，施医喂药，不嫌其脏，不怕染病。而事实上他也多次被传染，病愈后又照样救人。在病危时他宁可把稀缺的盘尼西林让给苗民，但最后一次他没有能逃脱病魔之手。一九一五年石门坎流行伤寒，许多人逃走躲避瘟疫，他却留下来照顾他的学生。他终于倒在了“五镑小屋”里，时年只有五十一岁。所以，我一进入石门坎，就在这个山凹里上上下下地搜寻那个“五镑小屋”，但是百年风雨，早已**然无存。唯有当年在屋后栽的那棵“无名树”已长得特别高大，要三人才能合抱。它一离地即分为两股，像一个倒立的“人”字，写向蔚蓝的天空。
人虽去，石留痕
石门坎，是一部用石头书写的历史。
苗族无自己的文字，也不识汉字。好像处在石器时代，与外部世界完全无法沟通，因此，受尽汉官、彝族土司的欺骗、作弄。他们常拿一张有字的纸，说是上面的公文，任意勒索。苗族本来与华夏同源，曾是楚人先祖。但是由于不断地被驱赶、逃亡，到被赶到西南边陲时，不但丢失了土地，也丢失了自己的文字。伯格理下决心创造苗文。他选用苗族衣服上的图案作声母，从拉丁文中找韵母，模仿汉语的单音节词，终于制订出了第一批苗文，这是一个奇迹，苗人可以读书上学了。
这就回到了文章开头说的石门坎小学。石门坎，一道石头的门槛，这边是贵州那边是云南，两边分布着最穷苦的苗民。伯格理带领他们打通了这道门坎，烧砖、烧瓦、伐木，建起了一所能容纳两百多名学生的小学校，周边山区还建了十七所分校，为地方发展了新式教育。一九一一年中国的辛亥革命成功，他即把学校改名为“石门坎光华小学”，意在庆祝推翻清朝，光复中华。并在《苗族原始读本》中加进了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
问：苗族是什么样的民族？
答：苗族是中国的古老民族。
问：中国是什么？
答：中国是世界上一个古老的国家
问：苗族是从哪里来的？
答：苗族是从中国内地的黄河边来的。
他很注意配合时局，争取地方政府的支持。他日记里记载，端午节要开运动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