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世界分享
罗军
中华文化的全球共享，全球是地理范围，这个范围不是国内，也不是局部，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共享，需对中华优秀文化以全球为坐标系进行战略级别的内容盘点；对“走出去”的目标文化区进行划分；对已有实践的难点、空白进行诊断；圈定关键性的枢纽角色；进而锁定各目的地的工作目标、周期和路径。
作为全球战略布局的早期阶段，建议展开以下工作。
一、中华文化的内容盘点
中华文化的内容盘点是面向全球对中华优秀文化内容进行“超文化”的战略拆分。目前已有的“跨文化”研究作为方法论的局限是解决文化“由此及彼”的问题，但是中华文化的全球共享，是一个关乎全人类的文化共享的超越文化边界的议题，要创造性地采用“超文化”的建设方式。
近代以来已有诸多中华专家对中华文化的体系进行划分，目的各异，功能不同，因此划分的方式、层次、结论也众说纷纭，但它们均非以“全球共享”为目的。今天，以走向全球为目的，综合考虑现实需求、国际化的文化生态以及研发难度，建议将“中华文化”简化为两个部分。
（一）文化内核
如哲学、价值观、宗教、美学等，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起码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两个类别，“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中哲学社会科学内容包括“儒、释、道、墨、名、法、阴阳、农、杂、兵等各家学说”及“老子、孔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董仲舒、王充、何晏、王弼、韩愈、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鲁迅等一大批思想大家”。治国理政智慧体现在制度、伦理、天下学说等。
这是一套知识体系，还主要存在于中文世界，其整理、提炼和转化还远远不能满足面向全球的战略需求。它是隐性的、深层次的、决定性的，属于知识体系，无具体媒介借以依附，在实现路径上需要遵循“跨文化知识管理”的模式，追求中华文化在另一种文化中的再生、教育与应用。只有建立起这套知识体系，中华文化中最深刻、最优秀、最具有基因价值的核心，才有可能进一步产生教材、通过全球性的师资，进入各个目标文化区的课堂，进而才谈得上被命运共同体共享。
（二）文化呈现
如教育、艺术、习俗、科技、建筑、服饰、美食等，是显性的、浅层的，属于行为体系，分门别类均有具体媒介可以依赖，有的已经显现出具体的实现路径，如中华武术、中国园林、中华美食等，大部分已轰轰烈烈广泛开展多年。
目前，急需对显性中华文化建立大纲和目录，进而对各门类中华文化在全球的呈现进行一次普查，通过比较性的对标研究，找出优势、劣势、威胁与机会，对症下药。此项空白，可组织力量分赴目标文化区进行实地考察，一至两年突击填补。
二、对全球进行战略性的文化区域划分
国家大力推动的“中华文化走出去”目前比较大的错位在于，作为国家行为的“走出去”跨越的是国家边界，而国界是一个国际政治的概念，不是文化概念。全球范围内的文化边界不全是国界。幅员集中、占地较小的单一民族国家，其文化边界就是国家边界，如“日本文化”。但对于中国这样的超大疆域、超多人口、超长历史的文明大国，文化边界超越了国家边界，甚至超越了语言边界，而是一种基于文化共通性的心理边界。要将中华文化的“出”归位于文化区域之间、而不是国家之间的活动。因此，中华文化走出去，说到底是文化问题，而不是外交问题，外交追求国家利益的博弈，而文化走出去追求的是文明的共享。中华文化走出去更不仅仅是国际传播问题，而是当代中华民族超越文化界限、试图对人类共同文明做出新贡献的一次多学科尝试。
本人建议参考已有的世界文化区域划分方式，如英格哈特-维泽尔全球文化地图，将世界文化分为非洲-伊斯兰、拉丁美洲、英语、南亚、天主教欧洲、新教欧洲、东正教、儒家和波罗的海等九大区域，就中华文化走出去，对全球进行战略区域划分，对受众特征进行分项研究，对中华文化的“走进去”现状展开普查。
三、中华文化走向全球的技术路径、通道和波次
综观世界文化交流史，“中华文化”走向全球表现出三条技术路径、四层全球通道及五个波次。
（一）三条技术路径
包括：中国人“送出去”、外国人“取出去”和中外人士合作“抬出去”。
（二）四层全球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