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出的背景及意义
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提出及相关政策措施的出台
以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为主要方式的公共文化服务作为基本国策，可追溯至1982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宪法》中关于文化的条款：
“第二十二条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
“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上述两个条款，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基本依据。近年来我国密集出台多项政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获得高度重视，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建设**。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国家支持和保障文化公益事业，并鼓励它们增强自身发展活力”，“坚持和完善支持文化公益事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各类群众文化”。这时，虽尚未出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字样，但是，已经初步表达了国家发展公共文化服务的政策取向。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建议》第一次出现了“加大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政策表述。在这一表述中，相对于较为抽象的“文化事业”，“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显然是更为具体、清晰的政策目标。
时隔一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再次明确提出：“加快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2006年9月，中央发布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其中专辟一章，就“公共文化服务”问题做出重点的论述，内容包括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制和运行机制、维护低收入和特殊群体的基本文化权益以及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等，为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工作指向。此后，关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政策不断密集出台。
2007年6月16日，胡锦涛同志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问题。会议特别指出，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大意义。
2007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就如何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则明确提出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强调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扶持公益文化事业的政策，坚持把发展公益文化事业作为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加大投入力度，加快建立和完善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将“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之一。
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再次明确提出“大力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十七届五中全会的表达更为系统，更具高度，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相提并论，强调要“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推进文化创新，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增强文化发展活力，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基本建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2010年7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研究问题进行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胡锦涛同志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指出要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按照体现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坚持政府主导，加大投入力度，推进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加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
2011年10月，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重点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构提出了具体的目标要求和内容界定，这就是“到2020年，文化事业全面繁荣，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要以公共财政为支撑，以公益性文化单位为骨干，以全体人民为服务对象，以保障人民群众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等基本文化权益为主要内容，完善覆盖城乡、结构合理、功能健全、实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再次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出要求，“要重点推进文化惠民工程，加大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文化建设的帮扶力度，继续推动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向社会免费开放……加大重大文化工程和文化项目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服务效能。”
上述中央文件及相关举措的出台，不仅显示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从理论表述到实践贯彻、从抽象理念到具体制度安排的层层推进，同时也为我国未来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发展的动力，指明了发展的方向。
二、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时代背景分析
我国提出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具有复杂的时代背景及重要的战略意义。正如杨志今副部长所指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战略的提出，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原因。显示了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从理论表述到实践工作、从抽象理念到具体制度安排层层推进的历史进程，也体现了中央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高度重视。从国际上看，全球化浪潮及其带来的国际竞争压力，促使我国在经济、政治、军事之外，越来越把文化作为重要的战略力量。从国内来看，我国进入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社会转型时期，处在由重点推动经济发展迈向实现全面科学发展的转折阶段，关注民生、促进社会和谐是这个转折阶段的应有之义。因此，必须加快构建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1]
下面，我们从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结合全球化的快速进展、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公共管理的现代转型，全面分析其时代背景及战略意义。
（一）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全球化一般指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至今人类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2]通常将全球化理解为经济全球化，即指“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国际贸易、跨国投资和国际金融的迅速发展，高新技术的广泛传播、跨国公司作用显赫，从而导致各国经济生活的高度相关，世界经济的整体性与一体化空前突出的经济现象与过程”。[3]经济全球化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但在20世纪最后十多年，经济全球化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并得到飞快的加速。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4]“冷战”结束，这一震撼世界的历史事件对人类发展进程产生了长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就经济领域来看，中央计划经济体制退出历史舞台，市场经济几乎一统天下，为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和优化配置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制度条件。与此同时，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从军事领域转向民用领域，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等发达国家信息产业的迅猛发展，形成了强大的“数字经济”，缩短了世界的距离，加快了经济全球化的速度。[5]
由于经济全球化追求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和经济利益的全球获取，导致人类全方位的交往、沟通与相互依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造成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全球化带来了以多边贸易体制和规范的形成、全球信息网络的逐步完善、金融国际化等为特征的经济一体化整合，有利于资源、资本、信息、服务等在世界范围内的合理配置和人类总体产能的提升。但是，全球化也强化了发达国家的经济霸权，增加国际金融风险，进一步扩大南北差距，过度消耗不可再生资源，恶化自然环境，扩大贫富差距，带来“文明的冲突”。经济全球化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是在推动“文化创意产品”全球范围大规模生产与流通的同时，促进了文化创意产业的迅速崛起，[6]并迅速形成全球文化市场，改变着世界文化发展的方式。
尽管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存在争议，甚至有人提出反抗全球化的主张，[7]但是，作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经济全球化给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积极影响。就我国而言，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全面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开启了我国融入全球化的步伐。此后，随着2001年12月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我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经济全球化。事实上，我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高速的经济增长、科技进步乃至社会文化领域、日常生活方式等发生的种种巨变，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之一。此外，顺应时代潮流，文化创意产业也在我国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毫无疑问，经济全球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是我国提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重要的时代背景。
（二）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与“文明的冲突”“软实力”及国家文化安全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发生，世界政治结束了“冷战”时期的两极对峙格局，向多极化发展。政治多极化是经济全球化在世界政治领域的反映。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了国际政治力量的分散，以地缘利益等为基础的整合在进行，如欧盟的形成；全球市场体系的建立，也严重动摇了传统意识形态对抗的基础，以致有学者提出《历史的终结》的观点。[8]在上述背景之下，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于1992年提出了“文明冲突论”（Clash of Civilization）。他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的矛盾和冲突的主要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因素、经济因素或者政治上的对立，而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按照亨廷顿的观点，文化和文化认同形成了“冷战”后世界秩序重建的基础。换言之，以文明类型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改变着原有的世界秩序。[9]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引发很多争议，但毫无疑问，他指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化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并尝试建立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将国际政治置于人类文明史的轨迹上来加以历史的、综合的考察”。[10]这无疑是富有启发意义的。与“文明冲突论”相似的理论，还有同是哈佛大学教授的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理论。约瑟夫·奈最早于1990年提出了“软实力”（SoftPower，又可译为“软权力”）的概念，并在不同时期对“软实力”作出了多种解释。[11]按照约瑟夫·奈的观点，“软实力”指的是一个国家所具备的与传统的军事、经济等“硬实力”不同的一种实力，这种实力与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等抽象的资源相关。其中，文化价值观所具有的吸引力和认同能力，是软实力的重要内容。换言之，文化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
如果说“文明冲突论”“软实力”理论是发达国家对文化的力量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新认识，那么“文化安全”“文化主权”理论则成为发展中国家对新的时代背景下自身文化处境的观照与忧虑。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胡惠林指出：“随着经济日益向文化渗透，文化日益成为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介入国际政治和经济生活……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形成和传承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正越来越失去固定的空间，国家和民族文化界限正在被消解，国家文化主权受到严重的威胁和挑战，这使得全球化最终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也是文化问题，是文化战略问题”。考虑到“文化生存是民族生存的前提和条件。文化的生存状态不仅积淀着一个民族和国家过去的全部文化创造和文明成果，而且还蕴含着它走向未来的一切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基因……因此，一旦这种文化存在遭遇生命的威胁和侵略，必然给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存在价值、存在意义和它的全部合法性带来深刻的文化危机和民族危机，从而也构成一个国家文化安全的全部内容和意义”。[12]文化安全，指的是国家“文化主权”的安全。文化主权是伴随着国家主权产生的权利，是主权国家处理和决定自身文化领域一切事务的最高权力，它在一国上层建筑的运用中对外具有突出的排他性。一个世界上被认可的具有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国际政治实体，不仅享有政治上的完整主权和经济上的完整主权，而且还应该享有包括社会意识形态、物质生活方式、特定的价值观念等完整的文化主权。[13]发展中国家如何在全球化时代相对弱势的文化竞争中保护自己的文化主权和国家文化安全，成为极富挑战性的新课题。
由于正确揭示了文化在当代国际竞争中的重要作用，“文明冲突论”“软实力”“文化安全”和“文化主权”等理论都成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重要的理论，也成了很多国家调整国家战略，进一步重视文化发展，以提升综合国力的重要理论依据。就我国的情况来看，自1997年9月召开党的十五大以来，中央一直高度重视文化的作用，之后，十六大报告更是高度评价文化的战略意义，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十七大报告则进一步提出了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号召。无疑，这也构成我国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时代背景及战略前提。
（三）文化全球化与“保护文化多样性”
全球化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在内的复杂过程。全球化必然带来或者说包含文化的全球化。虽然有学者认为严格意义上的“文化全球化”还十分遥远，但是，我们认为事实上的“文化全球化”已经在发生。这里“文化全球化”即世界各国、各民族各种不同的文化（观念、风俗习惯、审美爱好、文化符号、文化产品，乃至生活方式等），以多样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碰撞与融合。
如上所述，文化全球化起源于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文化产品全球范围的大规模生产与流通，并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有关。文化创意产业的产生和发展，带来了文化的全球流动，全球文化市场日渐形成，文化创意产业在创造经济价值，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同时，也改变了文化自身的发展格局，[14]这一过程，其实也就是文化全球化的过程。法国学者尚·皮耶·瓦尼耶指出：“‘文化全球化’一词意味着文化产品在全球层面的流通”，“工业的介入应当视为剖析文化全球化的重心。”[15]
正在进行中的文化全球化的过程，改变着人们的文化体验，改变了我们时代的文化状况。由于文化生产能力强大，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产品倾销全球，严重挑战着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和文化主权。正如英国学者约翰·汤姆林森在《全球化与文化》一书中指出的，全球文化呈现一种“非领土扩张”的状况，这种文化的“非领土扩张”，同样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文化实践、文化体验和文化认同。我国学者单世联也指出：“在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向全球各国强力冲击的当代，经济全球化必然伴随着文化全球化，民族国家的文化独立与文化主权已经面临严峻挑战。”[16]西方文化的“非领土扩张”，形成了所谓的“文化帝国主义”，[17]激起了人们，特别是欠发达民族和国家保护民族文化、反对文化同化的“反抗”。这种反抗往往表现为反抗以美国文化霸权和西方中心主义为核心的文化帝国主义。发展中国家、落后地区和少数民族，纷纷开展了不同形式的捍卫民族文化独特性与自主性的斗争。也正因为这种状况的存在，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可以说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变化可以简要示意如表1-1。
表1-1全球化与文化
总之，文化全球化给人类文化带来了种种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些挑战主要表现为，文化帝国主义带来了文化的单一化或趋同化倾向。文化的单一化或趋同化，其结果可谓喜忧参半；可喜的一面在于，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理念的普及，有助于人类的相互沟通与理解，有利于全球化的进一步推进。对“市场制度”等的共识，对包括文化权利在内的人权的保护等，正是这种理念普及的结果。令人担忧的一面也不容忽视，即以美国文化为主的西方文化的全球扩张，带来了西方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个人主义、实用主义、科学主义的扩张乃至泛滥。正如冯天瑜先生所指出的：“一方面，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价值系统，有自由、平等、效率、创新、开放等特性，较之中古社会的权力本位、停滞、封闭、守旧是一种时代性跃进；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在‘看不见的手’——利益的推动下运作，其思想动力不是善良、公正和奉献精神，而是利己心和对财富的贪欲，是‘恶’这一杠杆左右着社会的演进。”[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