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公共文化服务中的公民参与
政府是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公民文化权益的责任主体，但是，责任主体并不意味着对公共文化服务的垄断或全部包揽。如何让公民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内容构建、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政策过程中体现公民意愿，既是对公民文化权益的尊重，也是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品质的必然要求。
一、公民参与的合法性与必要性
随着我国政府从传统管制型向现代公共服务型的转型，提供公共服务逐渐成为政府的主要职能及其合法性的基础。根据社会契约理论，公共权力源于社会公民的“普遍同意”，是公民权利的派生物，是为了保护公民权利，保护社会的和平、安全和公共福利而产生的。由于公共权力的性质，政府向公民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其服务的范围、内容与方式就不能听由政府的主观意志而单方面强制决定，而是要充分尊重公民的意见，根据公民需要的内容与方式提供公共服务，既不能缺失也不应过度。曲解民意、漠视公共需求的做法，已经背离了公共服务的契约性要求，不但不能让公众感到满意，反而会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1]
（一）公民参与是保障公民文化权益的基本内容
从广义上说，公民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下公民行使自身权益必然的普遍行为，也是现代民主与公民文化权利的重要表征之一。公民参与的意义可做双重理解：一方面，公民参与是民主的表现形式和公民权利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公民参与是实践民主和维护公民利益的重要工具。具体来说，公民可以通过自身或社会组织合法地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和监督过程，使自己的利益诉求和表达期望在政府的立法和行政决策过程中得以体现，从而实现自己的民主权利，保护自身的合法利益。而且，公民的文化权益本身就包含了文化参与权，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真正确立公民的权益主体地位，在确立文化发展目标、制定文化政策、配置文化资源、管理公共文化事务等文化发展的关键环节有效地保障公民参与，变“为民做主”为“让民做主”，让公民从文化福利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公共文化建设的决策者、执行者、监督者。可见，公民参与程度的高低，既标志着公民文化权益实现程度的高低，也是凝聚社会共同价值、加强公民对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感、增加公民社会责任、培养公共精神的重要途径。
（二）公民参与是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率的必然要求
垄断和包揽必然导致低效率和腐败，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也如此。公共服务有两种主要提供模式，一是政府直接提供，即完全由本地政府及其直属机构全面负责公共服务的生产和供给；二是合约提供，政府通过签约的形式，由其他政府、企业或者非营利组织来提供[2]。后一种即通常所说的政府购买服务。在我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公共文化服务普遍采取的是前一种模式，政府及其直属文化事业单位（经历了事业单位改革后普称为“公益性文化单位”）包揽了公共文化服务从决策、生产到评估的全过程。这种无所不包的一元化服务供给由于缺乏公平竞争和外部监督，其所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往往容易人为地抬高成本，而高成本之下又往往缺乏创新、服务欠佳、效率不高，垄断式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既影响了政府公共文化服务形象，也造成了公共资源的浪费，还阻碍了社会组织的发展，最终导致公共文化服务质量下降，损害公民利益。根据我国国情，今后体制内公益性文化单位依然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骨干力量，因此，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提高效益就显得紧迫而重要。在公共文化产品生产与服务提供环节变政府直接提供为合约式提供，吸纳社会组织、企业等社会和市场力量参与，在绩效评估和监督环节保障公民的话语权，让公益文化单位和民间力量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相互补充、相互竞争，才能从根本上激励体制内的公益文化单位加强管理、降低成本、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效率和水平。
（三）公民参与是解决公共文化服务供需矛盾的有效途径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公众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日益多元化，对服务质量的期望越来越高，单纯依靠继续扩大公益文化单位的机构与编制来满足日益复杂的公共文化服务需求，终将超出财政负担能力，不但会导致供给总量不足，也难以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可持续发展，目前基层文化事业单位普遍反映的财政投入不足、编制不足就是例证，寻求一种多种力量参与的复合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势在必行。以发达国家为例，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机构不仅有政府公营机构，还有非营利组织、企业和志愿者；公共文化服务的经费来源不仅依靠政府拨款，还包括企业、私人捐赠，有关基金会、学会和文化设施、文化单位自身的经营收益。公民参与、社会赞助公共文化事业已被西方发达国家证明是丰富其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的重要途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已经提出“必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并且明确把“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作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举措。社会公众充分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不但有助于降低公共服务的提供成本，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更有利于满足社会公众多样化、个性化的服务需求。
二、公民参与的主要内容和环节
作为一个包括完整的决策、投入、生产、消费、评估的公共服务建设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中的公民参与，涉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规划决策、建设投入、产品生产、管理服务、绩效评估等各个关键环节。
（一）规划决策参与
即公民参与公共文化建设规划、政策的制定，尤其是重大公共文化政策，如城市文化发展战略的制定、公共财政对文化项目的投入、大型文化设施的兴建、重大艺术节庆的创办等，在决策过程中充分听取专家、社会公众的意见，让公民的文化利益诉求在政府确立文化发展目标、制定文化政策、配置文化资源的决策中得到充分、及时的表达，不断提高公共文化服务决策的专业化与民主化水平。而公民参与公共文化决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政府与公民沟通、达成共识的过程，公民在参与中加深了对公共文化决策的认知度，有助于消除个人或集团对决策的偏见，减少决策实施过程中的执行障碍，降低政府的协调成本。
延伸阅读2-2
《天津市文化中心规划设计方案》向全市公示
按照天津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天津市文化中心规划设计方案》（以下简称《文化中心规划》）于2009年6月3日至12日，通过新闻媒体公示、在天津市规划展览馆一楼公示区展示等方式公开向全市人民征求意见。在此期间，3万余人次参观了《文化中心规划》，共收到信件和电子邮件1607封、电话1337个、现场留言1210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专家座谈会意见51条。市民满意度问卷调查数据显示，96。6%的市民对《文化中心规划》和本次活动表示满意。经过整理，共形成意见1202条。其中，完全肯定的意见有751条；提出修改意见332条，其他意见119条。在332条修改意见中，有309条将在《文化中心规划》深化完善工作中采纳，有23条将继续深入研究。充分吸纳民意之后，《文化中心规划》对文化中心的规划布局、景观设计、市政交通、建筑设计、景观设计进行了完善，修改后的规划，更加注重体现文化中心的地域文化元素，提高场馆设施的综合使用率和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同时，在交通便捷、降低能耗方面都有了更好的设计。
资料来源：《关于〈天津市文化中心规划设计方案〉向全市人民征求意见采纳情况说明》，新华网天津频道，http：。tj。xi。isc2009-0713t_17080895_2。htm。
（二）建设投入参与
即扩大公共文化服务投入渠道，积极引导社会资金以各种方式投入文化建设，推动企业和个人捐赠兴办公益性文化事业，或运用政府委托的经营权获取经营收入维护管养公共文化设施，努力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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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鄞州区托管公共文体设施
鄞州区对新建成的区文化艺术中心、体育馆、文化广场等区级大型公共文化设施均采取了委托管理模式。政府将公共文化设施委托给专业化的文化经营管理公司开发、管理、运作，政府不再承担设施的日常管理费用，管理公司利用对文化设施项目开发和举办商业性活动的收益维持日常运营，使政府和管理公司实现了双赢。托管制通过托管人与受托人之间的洽谈，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契约合同，引入公共服务的竞争机制，在资金投入、维护保养和经营管理等方面降低了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运营成本，提升其服务的经济效益，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公共文化服务的运营效率。
资料来源：《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探索公共文化设施管理的新办法》，中国文明网，http：enming。。
（三）生产服务参与
即以各种方式，如举办参与面广的公众才艺展示型文化节庆、开展公益文化项目社会化招标（政府购买）等方式，让公民充分参与文艺作品创作、文化活动举办、文化成果创造、文化服务供给等文化活动，使自己的文化理念得以张扬、文化生产力得以使用、文化创造力得以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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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南山区对公益文化活动实行社会化运作成效显著
为调动社会资源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文体局自2007年开始对公益文化活动实行社会化运作，通过项目征集、招标、评审、竞价和监督实施5个环节，逐步完善运作体系。至2011年9月，南山区共组织了10期招标，吸引深圳市乃至广东省580多家优秀文化企业和团体参与，共举办文化活动10475场，打造出“南山音乐节”“粤剧艺术周”“青工文化快车”、社区“星光大道才艺秀”等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公共文化活动品牌。为了保证公益文化活动社会化运作的源头活水，2010年，深圳市南山区委宣传部、南山区文体局颁布了《南山区文化艺术活动资助实施细则》，明确规定资助对象为“注册（驻）于南山区，并在南山区进行演出、展览、创作、艺术推广、文化交流等文化活动的团体和机构”。南山区希望通过此举，把那些散落在民间的、具有发展潜力的艺术团体纳入到政府监管下，实行规范化运作，让社团发展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