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指标包括：
——保证公共财政对文化建设投入的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提高文化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
——到“十二五”期末，全国60%以上的文化馆、公共图书馆达到国家文化部颁发三级以上评估标准。基本实现全国所有地市级城市都建有设施达标、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的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县乡两级公共文化设施规范化、标准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基本实现每个行政村和城市社区建有文化活动场所。
——到“十二五”期末，全国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书达到0。7册。各级文化馆（站、室）、公共图书馆和文化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基本建有公共电子阅览室。文化共享工程资源量争取达到530百万兆字节以上，入户率达到50%左右。国家数字图书馆资源总量争取达到1000百万兆字节以上。
——到“十二五”期末，全国博物馆总数达到3500个，国家一、二、三级博物馆总数达到800个。法人治理结构规范化、管理专业化的民办博物馆建设率达到10%。
——到“十二五”期末，逐步实现全国地市级城市建有设施达标、布局合理、功能健全的国有美术馆。
——到“十二五”期末，中西部地区争取每县配备2台流动文化车。
——到“十二五”期末，文化馆（站）、博物馆、公共图书馆、美术馆等基本服务项目健全并向社会免费开放。
表5-3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二五”主要指标
上述标准，是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部颁”标准，可视为国家标准的一种。当然，以标准化的眼光看，公共文化服务的政府供给标准还在构建和发展之中，距离形成成熟、权威、符合文化特殊性要求的国家标准，尚有很大距离，亟待进一步研制。
随着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兴起，对各类标准以及标准细化的需求也快速增长，各地在纷纷制定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地方标准”，这在众多的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规划、公共设施空间布局规划中都得到了反映。由于我国地域广阔、地区差异大，国家文化标准尚不完备，各地政府在进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过程中，应当认真研究领会国家政策要求，依照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方向，结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人口规模与结构、公共需求状况等，遵守国家标准化的相关规定，制定适合本地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标准。总之，文化标准是合理规划公共文化服务的短期、中期和长期发展目标，以及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供给公共文化产品，依法行政的依据和“抓手”，构建、选择文化标准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文化产品不同于一般物质产品，具有文化自身的特殊性，在标准的构建、选择过程，如何尊重文化的特殊性、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尊重个人的创造性，需要给予足够重视。
三、公共文化服务政府供给的机制和方式
根据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目标和供给标准，多数国家通过进行财政投入赞助文化艺术和非营利文化组织的方式进行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我国则以兴办大量国有文化事业单位承担公共文化服务政府供给的实施任务，从而形成了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中国特色”。此外，我国也在文化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保障等方面，承担了重要的政府责任。
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方式和机制受不同的“供给模式”影响，我们在本书第四章第三节“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制度安排”中曾指出，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模式，指公共文化服务的组织提供模式，包括其制度安排、政策制定、产品生产与提供等。由于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在理论上可以由不同的主体承担，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曾经出现过不同的公共文化供给主体，因此，可以将供给主体区分为四种模式：（1）权威型；（2）市场型；（3）志愿型；（4）多中心型。（参见表4-5以“供给模式”划分的公共文化服务模式）。不同类型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和方式不同。
就我国的情况看，如同其他公共服务领域一样，我国文化领域的公共服务总体上采用的是“权威型”的供给模式，但其供给机制与方式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8]近年来，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文化组织的发展，正逐步形成政府“权威型”供给加社会补充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与方式。
（一）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安排、政府生产的“权威型”供给阶段新中国成立后，万象更新，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全面建立，我国政府充当了各领域公共服务的安排者和实际的生产供给者的角色。就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来看，在当时的背景下，这种全能主义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快速推动了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全面开展，大量文化基础设施迅速兴建、各类文化机构和文艺团体纷纷建立。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全国仅有公共图书馆55个，文化馆896个，乡镇文化站建设基本属于空白。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推动下，到1952年，全国已有省市以上公共图书馆59所（学校图书馆和其他机关图书馆未计算在内）、博物馆40所（其中14所为新建），文化馆2436个（差不多每个县都有一个），文化站6000多个，工厂、农村俱乐部与图书室约2万个。戏曲团社约2000个，戏曲艺人约20万人，电影院757所，电影放映队2439队。到1958年，我国各种专业的艺术表演团体达到3100多个，剧场2600多个，电影放映单位12000多个，县以上公共图书馆922个，县以上博物馆360个。这些政府办的设施、公共文化机构、团体，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各类文化服务，提供各类免费或优惠的文化产品，全国扫盲教育取得巨大成就，艺术创作百花齐放，群众文化事业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9]其后，进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权威型供给机制和模式得以进一步延续和发展，大量文化事业单位，公益性文艺团体，提供着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务。当然，限于有限的政府财力和受前苏联文化管理体制影响，我国文化管理与服务的“事权”高度集中，文化产品与服务从种类到内容，从服务机制到服务方式、更多是政府全权计划安排，事业单位执行，而非公众可以选择的，也就是说，政府完全主导着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其方式主要是事业单位直接免费或优惠供给。
（二）市场经济时期，半政府“安排”、半市场“生产”的混合供给阶段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初步建立，我国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和方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其中最显著的变化就是走向“市场”。文化领域也不例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人民文化生活需求的增长，传统的事业体制在组织体制、管理方式与运行模式等各个方面都暴露出了种种问题，改革文化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1980年起，我国模仿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开始对国家机关和行政事业单位试行“预算包干”，文化事业单位也推行了以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以解决统得过死和吃大锅饭等体制弊端。从那时起至今，公共文化领域前后进行了“以文补文”“多业助文”“布局调整”“双轨制”“转企改制”等多种形式的改革探索。[10]文化事业单位的数量、结构、体制和内部运行机制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变，对解放艺术生产力、丰富公共文化产品、激发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市场化取向的文化体制改革，将市场力量、市场机制引入公共文化服务，改变了传统的政府大包大揽的供给机制和模式，总体上看，改革使得公共服务的供给单位（如事业单位）越来越不像政府机关，越来越像企业，这就是改革的市场化方向。[11]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开始进入一种半政府“安排”、半市场“生产”的混合供给阶段，其供给方式也是半政府直接或优惠的福利式的供给与半市场方式供给的结合。然而，“走向市场”带来了不少问题，主要表现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为了自身利益，过多地使用市场化的手段创收营利，如地理位置优越的公共文化设施大量出租场地、本应以公益性文化活动为主的文化场馆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开展收费项目等。公共文化机构应有的服务功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有所下降，不能很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公共文化需求。
（三）深化改革时期，重归公益的“权威型”加“社会补充”的供给阶段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带来了各类公共需求的急剧增长，与此同时，长期以来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日渐暴露。中央政府意识到要在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同时，更加重视政府的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此后，我国进入了一个公共服务体制机制改革的深化发展阶段。2003年，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报告精神，文化领域的体制改革也进一步深化。按照陈振明等学者的观点，重归公益成为公共服务发展的新目标。[12]所谓重归公益，就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来说主要有两重含义：一是就文化事业单位而言，要重归公共文化服务的本色，充分体现其产品与服务的公益性，发挥其作为政府公共文化服务职责执行者的功能，而不是一切“向钱看”。如以文化事业单位的“分类改革”来说，“分类”就是依据其“公益性”的高低，充分考虑不同行业、层次和特定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下群众对文化服务的需求特点，对文化事业单位进行的类别划分。其中，纯公益的事业单位，重归公益，其运营成本，完全由政府提供保障，其工作职能为履行公共文化服务。重归公益的第二重含义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1994年我国实行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能力下降，基层财政困难，公共服务水平地区不均等现象十分严重。为此，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六中全会和十七大，都多次重申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文化事业全面繁荣，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13]我国2011年开始全面推行的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就是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公益性和均等化的最好体现。[14]现阶段，以财政供养的公益性事业单位直接供给（免费或优惠供给）及社会补充供给的方式，是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主要方式。换言之，随着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的“重归公益”，我国政府“权威型”供给加“社会补充”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与方式正在形成。
[1]毛少莹：《公共文化政策的理论与实践》［M］，87页，深圳，海天出版社，2008。
[2]《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3]所谓“标准化”，即在一定的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对实际的或潜在的问题制定共同的和重复使用的规则、准则的活动，它包括制定、发布及实施标准的过程。标准化具有重要意义，标准化是改进产品、过程和服务的适用性，保持质量稳定，防止贸易壁垒，促进技术合作的重要手段。标准化在人类的古代社会就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如我国秦朝推行的“书同文、车同轨”，就是一种标准化措施。近代以来，随着工业化带来的广泛的合作要求和全球化的推进，标准化在各个领域，尤其是科学技术领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现代社会，由于广泛的分工合作和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涉及各行业的各类“标准”很多，不仅如食品、服装等一般生产领域需要“标准”，就是城市公共交通、供水管网、环境保护、医疗卫生、社会保障、食品药品管理等众多公共服务领域，都需要、也建立了相应的“标准”。这些“标准”可分为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等，形成了丰富的“标准体系”。“标准体系”确定各类产品与服务的品种、规格、质量、等级，其设计、生产、检验、包装、储存、运输、使用等的技术、方法、要求，是规范政府和企业行为的重要依据。参见：http：。sa。
[4]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推荐性标准国家鼓励企业自愿采用。已有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国家鼓励企业制定严于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企业标准在企业内部执行。见《辞海》（第六版），123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参见http：。sa。
[5]http：。t。gov。ew2011xwzxlmsj201201t20120120_228150。html。
[6]王丰：《文化行业标准化工作的进展与方向》，参见：http：teg。iail_2011_09269474313_0。shtml。
[7]从表5-2起至表5-3内容，摘自文化部2013年1月颁布：《“十二五”时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施纲要》，http：。t。gov。。
[8]参见陈振明：《公共服务导论》，157～16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冯守仁：《政府公共文化服务主体地位和实现形式》，见于群、李国新主编：《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2012）》［M］，18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9]沈雁冰：《三年来的文化艺术工作》［J］，载《人民日报》，1952-09-27。《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2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转引自蒯大申、饶先来：《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研究》［M］，161～16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10]韩永进：《文化体制改革历程的回顾》，见韩永进编著：《新的文化自觉》［M］，235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
[11]世界银行：《中国：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改善公共服务提供》［M］，14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转引自陈振明：《公共文化服务导论》［M］，15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2]陈振明：《公共服务导论》［M］，16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3]见http：neolitics2011-10182012年10月18日。
[14]钟华：《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概述》，载于群、李国新主编：《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2012）》，216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