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文化指标的功能
如其他社会指标一样，文化指标具备描述、标示、监督、评估等多种功能。从文化政策制定与文化管理的角度来看，文化指标的功能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是描述与说明的功能。通过指标体系的设定，可以对不同政策时期文化资源配置状况、文化产品生产状况等进行描述说明，并予以持续观察。对一些无法精确量化的指标，以非量化的定性指标辅助分析。
二是文化指标具备文化政策的监督功能。指标体系便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追踪那些需要文化政策介入的地方。譬如通过指标体系可以考察市民的文化参与程度，或文化机会是否得以公平分配等情况。根据不同的政策需要，一般可以从“人口分组”来看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的相关文化情况；也可以从区域分布来看，不同的行政区域，是否能够均等获得政府公共文化服务。上述监督性质的测度，往往可以对政府文化部门重新统筹规划布局、合理配置文化资源提供科学的依据。
三是文化指标具备文化政策的评估功能。通过持续记录分析可以了解到哪些政策及相关措施是有效的（或负面效果）及其原因，重视某项文化政策对市民文化生活影响层面的探讨与变化分析。
举例来说，国外很多国家都有鼓励文化义工开展文化服务工作的政策。美国波士顿文化基金会所发布的文化指标研究报告就在“公共部门的支援与艺术资助体系”指标中纳入文化义工的考核，该报告认为：区域文化活力有赖于对艺术与文化的持续性支援，需要有效率的公共部门、私人部门的资金策略，强大的义工支援，以及对于艺术家与艺术组织的支持。并引用美国2006年国家艺术基金会报告数据，表演艺术参与者当文化义工的比例为50。9％，相较于非参与者的13。7％高出许多，显示艺术活动的参与者更有意于参与社区文化建设活动。[6]同时，研究报告分析这项政策对市民文化生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文化义工提供了经济贡献力，为文化活动的展开节约了成本，许多艺术文化组织都依赖于义工低成本的支援。另一方面，文化义工本身在志愿工作的同时接受了文化艺术的熏陶，成为潜在的文化消费群体，志愿行动在引发文化艺术兴趣的同时，也刺激了文化艺术的市场消费行为。通过指标持续观测验证了这项政策的实施是有效的。
总体来看，由于定量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加上文化问题自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各地区对文化统计内容的不同理解与认定，这些都使得文化指标研究推进十分困难，测度结果也往往难以被科学准确地解读。因此，即便在西方发达国家，文化指标在文化政策理论研究与实际操作中的作用仍十分有限，尚未广泛运用于决策过程及政策推行层面。尽管如此，文化指标的研究及应用对社会发展的促进意义还是被大多数国家所认可，现已成为文化政策研究领域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文化测度的国际实践与经验
前面已经指出过公共部门对文化的测量首先体现在对不同文化机构、场馆的基本设施及服务的普查上，但随着民族国家（或国际）文化政策重心的转移，以及新政治格局、新经济、新技术对文化发展的影响，各国（或国际组织）文化测度的重点也在不断变化、更新。近些年，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始对已有的文化统计框架反思，对新方法、新标准及新指标不断进行探索。譬如，新西兰于1993年开始启动文化统计项目，涉及领域广泛。2006年，《新西兰文化指标》报告重新设定了一个指标框架来监测国家文化福利发展趋势，从国家文化发展的主要目标方面提出了包括参与（E）、文化认同（CulturalIdentity）、文化多样性（CulturalDiversity）、社会凝聚力（Social）、经济发展（Eient）五大主题，下设数十个主要指标。报告表明有些数据不易获得，同时指标体系也还须发展。迄今尽管该文化指标项目处于不断发展的状态，但它显示出文化指标与国家文化政策的紧密联系，反映了新西兰文化政策的主导方向，同时文化测量的工具性和目标性也随研究和实践的深入不断发展。
下面重点讨论国际层面上文化测量的发展，因为与民族国家的统计项目相比，国际组织实施的文化统计框架更适于国家间的比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5年就开始启动修订1986年拟定的文化统计框架。这一工作的开展不仅受文化观念发展的影响，同时也与全世界文化实践和政策环境变化密切相关，更脱离不了数字信息和通信技术飞速进步的时代背景，因此，最初文化统计框架中偏重政府机构运作的指标以及反映经济成果的指标，已不能满足全面衡量文化发展的需求了。
198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统计框架将文化统计分为十类：文化遗产、出版印刷业和著作文献、音乐、表演艺术、视觉艺术、音频媒体、视听媒体、社会文化活动、体育和游戏、环境与自然。2009年的新框架则立足于当前所有有关的国际统计分类体系和标准，把整个文化活动划分为关键领域和扩展领域。关键领域包括：（1）文化与遗产；（2）艺术表演与节日；（3）可视艺术；（4）手工艺与设计；（5）书籍出版；（6）视听与数码媒体。扩展领域包括：（1）体育与休闲；（2）旅游。新框架中每个文化活动领域纵向按产业链（供给到需求）来设计，内容包含反映创作和生产、传播和发布、接受和消费以及各项活动规模和参与为内容的文化统计指标，横向按教育和培训、传统知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与维护三个方面，纵横交叉形成文化统计框架。框架衡量指标主要包括就业和教育、价值量和实物量指标等。[7]新框架实际上是一项分类工具，以期最大限度地实现数据的可比性和挖掘利用现行调查结果来衡量文化的状况和潜力。与文化社会层面的测量相比，文化的经济层面的衡量方法在新框架中获得了发展，这主要得益于更易获得的经济数据以及现行的许多国际分类体系，可以看出大多数描述文化领域的标准都是以经济角度为基础的。而文化参与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方面的测量还有待加强、完善。
值得注意的是，新框架提出了“文化循环模式”（CulturalCycle）的概念，它体现了从“想法”转变为“文化产品和服务”所需的“做法”“活动”和“必要资源及文化产品和服务”随后到达“消费者”“参与者”或“使用者”这一过程的整体性。它试图在尽可能广泛的范围内反映与文化的生产、分发和使用有关的活动。[8]不难发现新框架采用的理念和方法，实际上是借鉴了欧洲的文化统计项目。尽管在文化领域的界定上略有不同，欧盟的欧洲文化统计领导小组把文化领域限定为横跨文化艺术领域的八个文化部门：艺术和古迹遗产、档案、图书馆、图书及出版、视觉艺术、建筑艺术、表演艺术、视听及多媒体艺术。但是在数据采集理念及方法上是一致的，欧洲文化统计组织采用了文化生产链模型（或文化周期模型），从文化功能角度——创作、生产、传播、贸易、保存和培训——选取统计指标。并借鉴了欧洲已有统一标准的、较为成熟的国家调查系统，如欧盟内部经济活动统计分类（NACE）、职业统计分类（ISCO）、工业消耗用途统计分类（COICOP）、国际教育标准分类（ISCED）、欧洲内外部贸易比较统计数据库（Ext）以及欧洲时间利用调查（HetusgList）、劳动力调查、家庭预算调查等，从中选取了60多项文化指标，涉及文化领域的内容有：文化就业、文化经费支出、文化参与情况。[9]
无论是欧盟的文化统计项目，还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统计的新框架，文化都被界定为与社会、经济相关，并直接反映在文化统计指标上。正如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秘书长在对新的《2009年文化统计框架》的说明中指出：《2009年文化统计框架》界定的文化领域代表了传统上视之为“文化的”共同经济活动（如货物和服务的生产）和社会活动（如参与文化活动）的总和。此外，相关领域由可能认定为“部分文化的”或更经常视之为“文娱或休闲”而不是“纯粹文化的”其他经济和社会活动构成。[10]可见，目前国际上较为成熟的文化测量主要偏重于文化的经济和社会功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曾于2006年出了一份关于文化及艺术相关活动测度的项目报告，其报告名称直接表明了该组织对文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密切重视：《文化的经济和社会重要性的国际测量》（IiooftheEiportaure），该项目主要从宏观经济、参与指标及社会指标两个类别来探讨的。前者包括产出和附加值、就业人口、出口与进口、政府支出、私人部门资金、家庭支出、参与和消费；后者仅对重要性做了说明，具体涉及指标没有详述。当然，这与经合组织关注的侧重点也有关系。
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文化发展水平的测量是否仅仅从社会和经济的维度就能全面反映？难道文化的价值只体现在经济和社会层面？文化自身的价值呢？此外，从方法上来看，似乎也有需要检讨的地方。欧盟文化统计项目执行者就认为文化是一个特殊领域，其活动不一定符合工业经济逻辑，传统的统计系统很难全面观察文化的发展。他们认为文化领域发展统计指标需要对原有的参照系进行适应性改变。[11]这一矛盾目前只能在统计系统中作适当调适，要想突破还存在相当的难度。
延伸阅读9-1
图9-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9文化统计框架图
[1]参见历年《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我国第一个系统的文化指标，是2004年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文化产业及相关行业统计指标体系》。
[2]Gouiedo认为文化指标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L。H。Gouiedo，1993，PorposalforaSetofCulturalIndicators，StatistialoftheUions，ECE10，pp。227-289。
[3]DerekSimonsandStevenF。DaioivesonCulturalIndicators：Arevieliationofculturalindicatorsusedis，November2006，p。1。
[4]IioiosdCultureAgencies（IFACCA），D’ArtReportistidicatiorsforArtsPolie2005，pp。8-9。
[5]HDI又被译为“人文发展指数”，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PP）从1990年开始发布用以衡量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标准。它采用三个指数作为最终人类发展指数的计算因子，即预期寿命指数、教育指数及GDP指数。这些指数并非越高越好，按照“满足欠缺”而不是“一味获取”的理念，HDI规定了各指数的最高与最低阈值，各指数具有同等的权重。HDI是《人类发展报告》的核心评价指数，目前已涉及173个国家与地区发展状况的评定。HDI各项指数通用计算公式为：指数值=实际值-最小阈值最大阈值-最小阈值。
[6]刘维公等：《台北市文化指标变迁趋势分析报告》，18、29、30页，中国台北，台北市文化局，2008。
[7]刘巍、宫少军、殷国俊：《文化产业统计考察团赴加拿大考察报告》，见http：。hlj。stats。gov。shkjgwhc6275。htm，2008-01-23；《2009年教科文组织文化统计框架》，统计委员会第四十一届会议，2010-02-23-2010-02-26。
[8]相关内容参见《2009年教科文组织文化统计框架》，统计委员会第四十一届会议，2010-02-23-2010-02-26。参见：http：。uis。unesc。
[9]参见欧盟统计网站：http：epp。eurostat。ec。eureportalstatisticsthemes。
[10]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第四十一届会议（E。3201021），《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关于新的〈2009教科文组织文化统计框架〉的工作报告》，第18条。参见：http：。uis。unesc。
[11]CulturalstatistitheEU：Eurdot32000ENO1，Europeanission，2000，参见：http：epp。eurostat。ec。eureportalstatisticsthe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