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约公元前280—前233），战国后期韩国的诸（庶）公子。韩国弱小，处于秦、魏、楚等大国的包围之中。当时，秦国统一天下的形势越来越明朗，韩国首当其冲，面对秦国兵锋的直接威胁，外部压力极大。国内，君主暗弱，重人专权，政出多门，法治不彰。鉴于形势严峻，韩非多次上书韩王，建议改革，却未引起重视。韩非为人口吃，不善道说，但长于写作，他的许多文章在各国间流传。秦王政读到《孤愤》、《五蠹》，深为感动，不禁叹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45]公元前234年，秦国出兵攻韩，形势危急，韩王派韩非出使秦国，谋求一线生机。韩非企图利用秦王政的好感，施展策术，保存韩国，不料，被在秦国当政的老同学李斯看出了破绽，再加上他贸然发表意见，批评秦的国策，触怒了秦国政要，被囚禁起来。第二年，韩非在狱中自杀身亡。
今本《韩非子》55篇，集中表现了韩非的思想。其中，对儒家思想的批判显得非常的突出。
首先，《五蠹》篇集中批判所谓“五蠹”，即破亡国家、削灭朝廷的五种“邦之蠹虫”。他们是学者（儒者）、言谈者（纵横家）、带剑者（侠客）、患役者（私属）、商工之民。五蠹当中，学者（儒者）首当其冲，他们称颂先王之道，假借仁义之名，端正仪容、美化服装，文饰辩说，使人民对当世之法产生疑惑，对人主也怀有二心。关于儒者对国家的危害，他还讲述了这样两则故事：
楚国有个叫直躬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向官吏举报。令尹下令说：“杀了这个儿子！”令尹认为对君主来说他表现了正直的品德，但对于父亲来说却是邪恶的。于是，判了他的罪。由此可见，君主的直臣，却是父亲的暴子啊。
鲁国有个人随国君出战，每战必逃，孔子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我有老父，我若死了，就没有人养活他了。”孔子认为他孝顺，便向上级推荐他当官。由此可见，父亲的孝子，却是君主的叛臣啊。
可是结果呢？令尹处罚检举者，楚国有奸邪就再也无人举报了；仲尼赞赏孝子，鲁人就更轻易地败逃。
韩非的目的是要说明，儒家宣扬孝道，其实是对国家利益的破坏。这就叫作“儒以文乱法”。据此，他认为行仁义的不要给予赞誉，赞誉他们就会妨害君主的事功。韩非的这个观点有理论意义，他把国家（君主）利益和个人（臣民）利益的冲突揭露出来，向宣扬君民利益一致的传统政治和伦理学说提出了严正的挑战，朝着辩证地看待国家和个人的关系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表现了鲜明的时代特点。
其次，对儒家历史观展开批判。商鞅曾在变法过程中批驳过甘龙、杜挚等人宣扬的历史不变论，坚信历史是变化的，这就为变法革新提供了可靠的理论前提。韩非同样把儒家的历史不变论作为批判的对象。韩非的老师荀子主张礼治，为了说明礼的永恒性，他宣扬“古今一度”，古与今有共同的认识标准。韩非在《五蠹》篇中明确地提出古今是变化的，而且变化是有阶段的。他从环境的挑战与人类的应战、人口与资源、生活标准和道德观念、政治形势与施政方法、人性状况与治理措施等的关系出发，论证了古今阶段不同，观念和策略也相应地不同的道理，提出了“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46]的著名论断，在历史观上为变法革新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最后，批判儒家孟子的性善论。商鞅学派根据性恶说对儒家的德治主张提出批评。《商君书·错法》说：“人君而有好恶，故民可治也。人君不可以不审好恶，好恶者，赏罚之本也。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故凡明君之治也，任其力，不任其德。”《五蠹》认为“今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则视民如父母”。可是事实究竟是否如此呢？
人在婴儿时，父母不细心养育他，他长大后便埋怨父母；儿子长大成人，供养父母不足，父母就会生气而责备他。儿子和父母，这是至亲啊，居然又是责备，又是埋怨，原因就在于他们都相信人是互利的而没有做到啊。[47]
父母对于子女，生了男孩则相互庆贺，生了女孩则杀掉。他们都是父母所生，可是生男则受贺，生女便杀掉，这是考虑将来的便利，做长远打算啊。可见，父母对于子女，犹且用计算之心来相待，何况那些无父子恩泽的呢！[48]
治理国家一定要根据这样的人性状况来进行。不成器的儿子，父母对他生气，他却不改；乡人责备也不为所动；老师教育也没有什么变化。父母的爱，乡人的品行，师长的智慧，这三者加在一起，都未能撼动他一根毫毛。可是州部的小官吏，拿着兵器，执行公法来搜捕奸人，这时他竟恐惧起来，改变品行。所以，父母之爱不能够教育好子女，一定要等待州部的严刑。可见，人们骄纵于关爱，却服从于**威。所以，明主要严刑峻法。寻常的布帛，一般人也不会放手的；正在熔化的黄金，即使是盗跖也不会动手去拿的。可见，无害时，蝇头小利也不会放弃；有害时，百镒黄金也不会动手。所以，明主一定要严格诛罚。而且，赏赐一定要丰厚而诚信，让人民以它为利；惩罚一定要沉重而严格，让人民感到恐惧；法律一定要统一而固定，让人民知道。君主施赏不要随意变化，行诛不要轻易赦免。而且赞誉要跟着赏赐，谴责要随着惩罚。这样，不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都会竭尽其力了。
正是根据以上分析和考虑，韩非才提出“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49]。这句话竟成为法家的著名主张。
仔细想来，韩非批评性善论，其实质是对儒家的人格独立论发起了猛攻。儒者赞扬士人的“弘毅”精神，孔子讲求“士可杀不可辱”、“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50]、“朝闻道，夕死可矣”[51]。孟子则树立了“大丈夫”的形象，推崇“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独立精神。孟子和荀子都有历史不变论的倾向，也有人性不变论的倾向，不同的是，荀子主张性恶论，其思想中因时、因事，即随外界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因素更多一些；而性善论认为道德之善发自本性的善良之端，它不受外在条件的左右，是稳固不变的。在韩非看来，这对君主的极权是不利的，因为君主使用臣子，心里是想把臣子当作奴仆或者当作驯养的鸟兽或鹰犬，不许他们的内心有任何不可动摇的东西。我们知道，韩非拥护官僚制度，甚至指出官僚制度下君主与臣子的关系是一种买卖关系，即商品交换关系。商品关系的基本精神是等价交换，这说明官僚制度本身体现了一定的平等精神，是时代进步的体现。可是，为了驳斥儒家对士人独立人格的赞扬，韩非却又把官僚制度理解为主人和奴隶的关系。由此可见，韩非的思想出现了矛盾。这说明，在改革的根本问题上法家思想是不彻底的。相比而言，在维护官吏的独立人格上，儒家性善论和历史不变论更能体现时代精神，同时也说明，法家对儒家的批评，并非都是符合历史进步潮流的。
从另一个方面看，在受到道家和法家猛烈批判的过程中，儒家也在不断地做着自我调整和完善的工作，并且取得了重大进展。荀子的“治气养心”之术和“隆礼重法”主张就是在吸收了道法两家思想之后形成的（这在下节关于荀子对先秦学术的总结批判中给予说明）。西汉中叶，董仲舒吸收黄老思想，重视法治和刑名之学，汉宣帝声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这些都是儒家对来自道家和法家的批评所做的回应和超越。
三、道法两家之异同及与儒家思想的相通之处
道家和法家虽然批判儒家，但他们与儒家在思想上仍有许多相通之处，这也是必须了解的。
（一）道家
道家推崇自然，以自然的本性为道德之源泉。传说子思做《中庸》，其中就有“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所谓天命，即自然的必然性。孟子断言仁义礼智来自内心的四端，是人的本性，也即人性的自然。子思和孟子都重视诚，所谓诚，就是符合本性的良善。可见，在重视本性自然上，儒道两家有其相通之处。
道家讲民本，主张政策应该以符合民的利益为准。《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之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圣人皆孩之。”[52]“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53]“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54]这些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主张。儒家同样重视民本。孟子讲王道，以“治民之产”为首，反对君主与民争利，甚至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55]的观点。可见，在重视民生上，儒道两家也有其相通之处。
儒家崇拜远古圣人，道家何尝不是如此呢？儒家盛赞尧、舜，道家更甚，他们抬出更古的圣人——黄帝。两家都羡慕远古时代的自然和自在，都反对文明时代对人性的戕害和压制。可见在历史观上两家有其相通之处。
道家服膺仁慈，反对战争，《老子》有“三宝”，叫作“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56]《老子》指出，“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杀人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57]儒家也反对战争，孟子曾不无愤慨地声称：“善战者服上刑！”[58]“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59]荀子亦有几乎雷同的说法：“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60]“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61]可见两家的相通之处。
（二）法家
法家重视文。所谓文，含有上下等级的名分、权利之意。儒家也讲文，儒家的文同样讲上下等级的名分、权利。礼和法都是名，在名的意义上儒和法是相通的。
儒家重视人性，把治理——不论是政治治理还是人格治理——都建立在自然本性的基础上。法家其实也重视人性，也主张根据人的自然本性来实施治理。不同的是儒家的人性强调道德倾向；法家的人性强调欲望的倾向，如此而已。
四、道法两家的异同
道家、法家都批判儒家的仁义礼乐，但两家在许多方面却有所异同。
就其所同者而言，两家都承认变化，法家变法以此为准；道家对人生的看法也以此为基本条件。两者都推崇淳朴虚无，老子有“绝圣弃智”之说，认为道是无名的，是朴实的，是混沌的，人只要实行不言之教，虚心而实腹，弱志而强骨。法家认为“民愚则易治也”[62]，主张“无书简之文”，“无先王之语”[63]。两家都相信自然，认为人不应该过于讲究情感，那样或者有损于政治，或者有损于个人。法家以天下国家为准则，道家以宇宙万物为准则，不同于儒家亲亲为本的道德观念。老子和庄子向往远古时代的淳朴纯真，反对后世的文明发展，法家对远古的朴实敦厚也表达了深深的欣羡之情，对后世的机巧伪诈表达了深深的厌恶，两家都承认历史进步同时又是道德退步，但道家主张凡事以原初的品德为目标而加强修炼，法家则主张用强力手段压制伪诈而达到治理的目的。
就其所异而言，道家主张自然，以宇宙天地为限，所以显得散漫而自在，“天网恢恢，疏而不失”[64]，这种放任的态度表现了一种宽阔的胸怀。法家虽也主张自然，但他们更注重营造文网（法律），一切以君主的法律为准，即以君主的意志为准，相比而言，就显得狭隘而狰狞。
道家无名，法家有名，举凡刑名、名法、名分、名誉、名有，样样不少；两家的根本区别在于道家不屑于占有，法家则以占有为目的。两家虽都主张不尚贤，但道家的目的是“使民不争”[65]，法家的目的却是不用道德之士、名誉之人，谨防奸臣凭借“贤能”之名实行篡夺最高权力之实。道家一律反对战争；法家则坚决主张耕战，对外，奖励战功，尽管它的最终目的是要消灭战争，对内，以刑杀为威。
道家和法家对儒家的批判是“百家争鸣”中异彩纷呈的重要一环。这场斗争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在国家治理方略、历史或文明演进的异化现象、人性和人类自身的内在矛盾等问题上，思想家们进行了深刻的反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道、法、儒诸家相互诘难，相互争辩，相互吸收，相互融通，为中华文化核心精神的形成做出了特殊贡献。
[1]（战国）墨子：《墨子》卷12《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