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皮特·J。T。莫里斯
另一个周年纪念日
科学博物馆有三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每个时刻都被馆中的工作人员或者先前的工作人员记录下来形成纪念日。其中包括1951年，弗兰克·格林纳威的报告出版，它和海德公园展览的百年纪念是同一年。[1]六年后，另一个版本的纪念日被挖掘出来，此纪念日用来庆祝科学博物馆的前身南肯辛顿博物馆成立百年。[2]最近，科学博物馆的一名前馆长戴维·福利特（DavidFollett）介绍了博物馆在1978年的一部分历史，以此来纪念博物馆馆舍（博物馆东楼，1928年由国王乔治五世宣布开放）建成50周年。[3]
所以，以上几乎任何一个日子都可以作为科学博物馆的周年纪念日。除了已经提到的三个日子外，还有以下特殊的日子：1876年，那年，“特殊租赁科学仪器设备”展出，该展览导致科学博物馆从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分离出来；1883年，专利局博物馆和南肯辛顿博物馆的科学藏品合并在一起；1885年，科学部和艺术部首次（确实为时过早）将南肯辛顿博物馆的科学藏品划分为科学博物馆，艺术藏品划分为艺术博物馆；1893年，爱德华·费斯汀（EdwardFesting）将军被任命为第一任科学博物馆馆长；1909年，在我们看来，一个独立的科学博物馆最终形成。
不同类型的博物馆
博物馆可以被定义为收藏过去的物品（直到现在收藏仍在继续），并至少有部分藏品向公众展示的地方。显然，伦敦科学博物馆符合这个定义，它是一个科学博物馆（scemuseum），而不是科学中心（ster）。博物馆的藏品要么具有历史性，如大英博物馆的藏品；要么具有当代性，如自然博物馆或地理博物馆的藏品。受当时巴黎工艺博物馆（Paris'sMu?eedesArtsetMétiers）的影响，科学博物馆最初着重展示当代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的方法与技术。1911年，贝尔委员会在其报告中赋予新成立的科学博物馆一个新定位——保存那些在科学进程中占有不可磨灭地位的设备。[4]第一个具有历史导向性（而不完全是历史性质）的展厅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新东楼。自此，具有时代性和历史性的平衡进入循环圈，有的馆长偏好其中一方面，有的馆长偏好另一方面。20世纪60年代后，历史方面受到更多的青睐。渐渐地，科学史家进入科学博物馆担任策展人，并且现任策展人被鼓励去取得历史学位。因此，这造就了大量的具有历史精神的策展人。然而，即使在这个时期，仍有很多展厅和临时展览纯粹是为了展示当时的科学。但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科学博物馆展示的再也不是完全的科学或者纯粹的历史，而是二者卓有成效的组合。
回到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城的缪塞昂学院（Mouseion），博物馆通常与研究和收藏联系在一起。然而，就科学博物馆而言，研究可以是科学方面的（就像自然博物馆一样），也可以是历史方面的。研究者也可以对观众进行研究，主要研究观众是如何接近并理解展品的，这是最近才兴起的一个研究领域。但科学博物馆已经成为这个领域的开路先锋了。最初科学博物馆的确开展过科学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和皇家科学院相关。19世纪晚期，威廉·德·威夫莱斯利·阿布尼（WilliamdeWiveleslieAbney，科学与艺术部的高级公务员）和费斯汀在实验室进行了关于颜色、摄像和红外光谱的研究。该实验室和南肯辛顿博物馆有一定的联系。这种关联在20世纪初随着科学博物馆和大学的分离而逐渐消失。另一位馆长是赫尔曼·肖（HermanShaw），一位享有盛誉的地球物理学家，学术影响是他成为馆长的部分原因。但是，他在任职期间并没有发表任何科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几乎所有的策展人都是专业的科学家（或者工程师）。1992年，科学博物馆出现了一个化学实验室，该实验室没有足够的装备进行先进的科学研究，并且基本没有使用过。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科学研究领域，各位策展人开始承担历史方面的研究。他们都是从事技术史的纽科门协会（y，成立于1920年）和从事科学史的英国协会（BritishAsso，成立于1947年）的早期著名会员。科学博物馆的历任策展人在以技术为导向的纽科门协会中更加有名。更重要的是，该协会至今仍保持着和科学博物馆的合作。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科学和技术本身不是很成熟，这些早期的努力本质上是其成熟的必然经历。策展人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首次被鼓励去取得科学史方面的专业资历。第一批职业科学史家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来到科学博物馆。尽管这样，1983年的国家遗产法并没有提及将研究作为科学博物馆任务的一部分，这与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形成了对比。然而从那以后，科学博物馆在科学史方面制订了一个很大的研究计划，本书就是其成果之一。
传统的博物馆通常与成人观众或者专家联系在一起，如大英博物馆或者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而科学博物馆现在被坚定地认为是儿童博物馆。几年前，一位掌管科学博物馆的政府部门部长指出，科学博物馆是在下雨的星期天下午带孩子去参观的完美场所。很多观众可能感到吃惊的是，科学博物馆最初是为教师和专家建立的。20世纪20年代，在科学博物馆中，儿童的重要性开始凸显，这主要得益于大量的年轻观众参观新东楼给科学博物馆带来的压力。20世纪30年代，儿童展区与主要展区分开，而这些年轻的观众所带来的压力被集中在位于地下室的儿童展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博物馆招聘了一些具有授课经验的策展人。伴随着20世纪50年代教育服务的发展，科学博物馆发生了根本的改变。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了迎合新科学中心的挑战，科学博物馆发展了第一个互动展区，即“发射台”（LaunchPad）。儿童在科学博物馆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
有人说，一个人在一生中会参观科学博物馆三次，分别是作为孩子、父母，还有祖父母的时候。由于这种家庭特性，每隔25年，科学博物馆及其藏品都会成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在媒体或文献中引用科学博物馆很快就能被公众理解。例如，根据作家迈克尔·邦德（Mid）所言，科学博物馆是帕丁顿熊最喜爱的博物馆，尽管它的爪子太大而不能在互动媒体上按按钮。[5]
所以从一开始，科学博物馆就不同于其他博物馆：它不像大英博物馆与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那样是有庄重文化的博物馆，也不像自然博物馆那样是个严肃的科学机构。大英博物馆与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的主管一般是公立学校（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毕业生。而科学博物馆的主管则来自更广泛的公立和州属部门，以及各种大学，包括帝国理工学院、曼彻斯特大学和一些技术型大学。[1]并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70年代之间，主管们在加入科学博物馆之前无一例外地都在大学实验室或者工厂工作过几年。而20世纪80年代，大英博物馆与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的主管基本上是离开学校不久就加入了博物馆。还有一个更大的区别是，大英博物馆与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的馆长是从他们自己的主管中挑选出来的，而科学博物馆的馆长有各种不同的背景，只有少数是由内部推举上去的。而这些少数馆长中相当少的一部分曾经是专业的科学家，而最成功的那部分都有军事背景。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科学博物馆的风气都是军队长官一家独大。与传统博物馆相比，严重的分层和学科背景的缺乏导致了馆长和高级管理人员间存在比传统博物馆中更大的差距。当然，在过去，馆长和主管之间的关系也是难以厘清的。[2]
在科学博物馆的整个历史中，咨询委员会（以及它的继任者受托委员会）和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及员工之间一直在争论科学博物馆的角色。它是一个科学馆还是一个技术馆？它的重心是用实物去解释科学的原理还是把这些实物当作偶像来膜拜？科学博物馆应该聚焦在当代科学还是科学史方面的展示？展品主要聚集于客观物品还是动手型互动活动？这些展览的受众是专家、成人观众还是家庭？很多次，这些问题看起来已经解决，但是通常随着新馆长的到来，它们又会被再次提出来。这些关键问题持续不断地被提出，最终导致两个极端之间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比如，最近发展起来的非常成功的“晚间”事件，即科学博物馆晚间为成人开放，来平衡博物馆更广泛关注家庭的导向。
然而，毫无疑问的是，科学博物馆的首要任务是将科学以某种形式，并用不同的手段呈现给整个国家。这可能意味着科学博物馆要呈现钢铁和钢铁冶炼背后的科学原理，解释天然气的变化，展示电信的历史，或者在儿童展区和“发射台”为科学的历程提供动手型简介。无论这个方式是什么，科学博物馆都尽力让一般大众接近科学，从而让观众构建出他们自己对于科学本质的理解。这本书描述了科学博物馆在20世纪以及后来如何去寻求扮演这样的角色。
科学、工业和国家的结合点
20世纪，科学博物馆不仅是一个博物馆，它还是科学博物馆的员工、公务员、实业家、科学家与广大民众互动的地方。在那个时候，科学和技术已经成为一股强大的文化力量，是国家的主要关注点之一。具有非凡意义的是，很多主要的参与者同时也是最聪明的绅士俱乐部，即雅典娜俱乐部（AthenaeumClub）的会员。科学博物馆的很多事，包括几个临时展览的起源，可能都源自参与者在皮卡迪利广场附近的交流，这个广场靠近现在的皇家学会和英国科学院。
最初，刚刚独立的科学博物馆强调科学的重要性，并将科学作为知识力量来为博物馆谋福利。而维多利亚强调科学的角色为：与工艺和设计一起作为工业的“女仆”。科学博物馆的早期馆长担心科学博物馆变成一个商业展览的地方。之后，他们又开始担心科学博物馆只吸引了工人和中层管理人员，而非实业掌舵人。与此同时，科学博物馆面对着更多的外部压力——让它去支持英国的工业。在20世纪20年代末，科学博物馆被改名为国家科学工业博物馆，临时展览也变成了展示科学在工业上的应用。但是，从一开始，这种趋势就被认为是有问题的。不管科学博物馆的员工多么希望超越商业展览的水平，可不得不承认商业展览就是工业界最熟悉，也是最可接受的形式。20世纪30年代的一些临时展览并不比匠心独具的商业展览更出色，如消烟展览和电视展览。科学博物馆举办这些展览不仅因为希望能够有效地创建新的固定展区，更是因为商业中立的问题。作为公务系统的一部分，科学博物馆有一个严格的商业中立的政策：不支持某个公司或者某些公司，也不会宣扬一个公司的产品来损坏其他公司的产品。有时候，参与科学博物馆展览的一些公司想要绕开这个政策，但却总是被这个政策束缚而不能成功。奇怪的是，这个政策并没有应用于儿童的玩具上，如著名的哈姆利玩具店就能出现在科学博物馆儿童展厅的产品目录上。所以，一点也不令人惊奇的是，工业人员对于举办临时展览的兴趣逐渐减弱。然而，国有工业与科学博物馆的合作并没有受到影响。国有工业在科学博物馆的“庇护”之下，在临时展览中依旧扮演重要角色。同时，政府部门也支持这些展览。
政府及其公务员在科学博物馆展览及其展厅中的角色表明科学博物馆深度参与英国国家机构的构建。科学博物馆不仅主要由国家资助，而且直到1984年，它仍是公务系统的一部分。在1979年之前，它还是教育委员会（theBoardofEdu）及其后续部门的分支。1979年，它归属新艺术和图书馆办公室（thesandLibraries，该办公室两年后归于教育与科学部）。尽管是教育部的一部分，科学博物馆仍然被认为是科学公务服务部门（theStificCivilService）的一个分支。1934—1935年，科学博物馆几乎全部转到科学与工业研究部（theDepartmeifidustrialResearch，DSIR）。并且，至少在20世纪50年代，只要科学博物馆的馆长职位有空缺时，科学公务服务部门的高层人员就会被推举成为候选人。
对于员工来说，他们既是公务员，又参与博物馆工作，这就意味着，他们既要遵守公务系统在政治和宗教方面的中立准则，又要遵守我们之前提到的商业方面的中立准则。但是，这也意味着科学博物馆像其他公务系统一样是国家政治的工具。这个可以清晰地由临时展览看出来。这些临时展览都是政府部门（尤其是科学与工业研究部）和军事力量援助的，尽管展览的最初动力来自科学博物馆。但可能更重要的是，财政部（HMTreasury）和公共工程部（HMMinistryofPublicWorks）控制着科学博物馆建筑的发展。由外部控制而引起的冲突和延误，我们可以从中楼的结构与20世纪30年代和20世纪50年代天文馆建立的失败上清楚地看出来。艾伯特城邦（Albertopolis）中部的南肯辛顿是科学博物馆的一个所在地，但是这个地方一直被其他机构觊觎。科学博物馆必须据理力争才能让自己保住展览路（ExhibitionRoad）或者至少保住自己在展览路的展地。因此，科学博物馆很容易因为政府政策和公共经费而发生变化。为了得到科学博物馆想要的建筑，以及留在南肯辛顿，科学博物馆必须和公务系统抗争以获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并且必须在议会和内阁中调动其他的外部支持者。
莱特（Wright）兄弟在1903年12月制造出了飞机。在科学博物馆展出这个飞机一个月后，路易·布雷里奥（LouisBlériot）开着飞机穿过了英吉利海峡。这些有名的事件可能看起来和科学博物馆没有太大关系，但是本书的章节说明了科学博物馆的历史是如何与这一新的航空学领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展览科学与技术、国家、武装力量、工业以及博物馆自身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的一个关键例子。第一次临时展览是一个关于航空工业的展览，它出现在1912年，距离莱特兄弟制造出飞机不到9年。莱特飞行器（theWrightflyer）1928年被放到科学博物馆，在科学博物馆共待了20年。甚至在1940年的夏天，英国被空袭之前，科学博物馆还举行了一个主题为“和平与战争中的飞机”的临时展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科学博物馆举办了一个“德国航空发展”的展览。在本书中，有不少于三个章节提到了《星期日泰晤士报》（TheSundayTimes）关于1963年成立新的航空展厅（AeronauticsGallery）的报道。到20世纪60年代，这种关系已经扩展到太空飞行方面。1962年，大批观众进入科学博物馆来观看约翰·格伦（JohnGlenn）上校的太空飞船“友谊7号”。唯一在美国境外展览的阿波罗太空飞船（Apollospacecraft）——阿波罗10号指挥舱，是在1976年由史密森（Smithsonian）博物馆借给科学博物馆的。直到今天，太空展厅和“创造现代世界”展厅中的阿波罗10号指挥舱依旧很受观众喜欢。航空航天飞行引起了历史学家[戴维·埃杰顿（DavidEdgerton）和杰勒德·德格鲁特（Ge-rardDeGroot）[6]]和公众的广泛关注。科学博物馆和航空之间既具有象征意义，又有共生关系：航空技术是21世纪科技兴起的标志，大众通过科学博物馆了解了这次的科技兴起，这是一种有意义的探险。（图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