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盛世
唐玄宗励精图治，使得人民生活安定，社会呈现出富庶的景象。首先，农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出现了“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人家粮储，皆及数岁”[2]的局面。其次，城市发展迅速，标志着商业经济日益繁荣。西京长安是当时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亚洲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之一。长安有东市和西市两个大型的商贸中心，东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商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3]西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4]，更有许多外国商贾云集。东都洛阳是仅次于长安的第二大城市，商业活动的繁荣程度不亚于长安。此外，长江北岸的扬州是当南北要冲的商业都会，剑南的益州是西南地区的经济中心，广州、泉州、明州则为当时著名的对外贸易港口。《新唐书·食货志》称“是时海内富实。”[5]柳芳《唐历》中称当时“天下雄富，京师米价斛不盈二百，绢亦如之。东由汴、宋，西历岐、凤，夹路列店，陈酒馔待客，行人万里，不持寸刃”[6]。
唐朝在对外关系上也表现出了一种极强的开放性与包容性。盛唐时代的唐朝与周边的新罗、林邑、真腊、日本等国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与日本的关系尤为密切。唐玄宗时期，日本3次派遣唐使来唐，其中最为著名的人物就是吉备真备。他于开元五年（717）来唐，他根据汉字楷书的偏旁创造了日本文字中的“片假名”。同时也有唐朝人东渡去日本，如鉴真不避艰险前后六次始达日本，为中日文化的交流做出了贡献，日本的文字、城市建筑、政治制度、音乐舞蹈、宗教文化等各方面都深受盛唐文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