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外来的饮食文化
大历十二年（777），宰相元载被代宗诛杀。在对其进行抄家时，抄出胡椒800石之多。按照现在的标准换算，近64吨。身为权臣的元载又不是开调料店的，储存这么多胡椒干什么？原来在唐朝胡椒并不像现在那样便宜和容易得到，是有钱人才能享受的。《新修本草》称：“胡椒生西戎，形如鼠李子，调食用之，味甚辛辣。”[33]但是唐朝所用的胡椒，因气候的原因不适合栽培，都是靠进口。胡椒原产于印度西南海岸西高止山脉的热带雨林，公元前4世纪已有栽培。我国最早引种胡椒是1947年由归侨自柬埔寨引进小叶种在海南琼海试种。1951年，归侨从马来西亚引进大叶种又在海南琼海试种。当时多供药用，亦用于食品调味。段成式在《酉阳杂俎》里就提到“今人作胡盘肉食皆用之”[34]。看来胡盘肉只有用胡椒才地道。
除了胡椒之外，唐朝时还引进了一些蔬菜。比如我们现在经常食用的菠菜就是那时候引进的。菠菜原产伊朗，2000年前已有栽培。在唐朝时被称为波稜。贞观二十年（646），泥婆罗（今尼泊尔）国王那陵提婆遣使献波棱、酢菜、浑提葱。就这样，菠菜由尼泊尔传入我国。由于它原产于波斯，方士称它为“波斯草”；由于其根赤，故俗名“赤根菜”；又因为其绿叶红根，宛如鹦鹉，又被叫作“鹦鹉菜”。人们对菠菜的性质也逐渐了解。在孙思邈的弟子孟诜所著的《食疗本草》中就曾指出菠菜能利五脏、通肠胃热、解酒毒。[35]菠菜在唐以后广为种植。宋朝文学家苏东坡有诗写道：“北方苦寒今未已，雪底菠稜如铁甲。”[36]与菠菜一起传入中国的酢菜，其原产地就在尼泊尔，它的茎加香料﹑辣椒等腌制成咸菜，就是我们现在常吃的榨菜。“浑提葱，其状犹葱，而味甘辛。”[37]
除了引进的新的植物外，外来的食品也对唐朝的饮食文化有着一定的影响。唐朝外来饮食最多的是“胡食”。《新唐书·舆服志》说：“贵人御馔，尽供胡食。”[38][imgalt=""sragesimage290-1。jpg"][imgalt=""sragesimage290-2。jpg"]是用油煎的发面饼。释慧琳在《一切经音义》中说：“此饼本是胡食，中国效之，微有改变，所以近代亦有此名。”[39][imgalt=""sragesimage290-3。jpg"][imgalt=""sragesimage290-4。jpg"]也是一种胡食，是唐朝新传入的食品。一般认为它是指一种以面粉作皮、包有馅心、经蒸或烤制而成的食品。在北方尤其是关中地区比较流行，长安就有许多[imgalt=""sragesimage290-3。jpg"][imgalt=""sragesimage290-4。jpg"]肆、[imgalt=""sragesimage290-3。jpg"][imgalt=""sragesimage290-4。jpg"]店专卖[imgalt=""sragesimage290-3。jpg"][imgalt=""sragesimage290-4。jpg"]。许多百姓都去店内食用，而一些大户之家自己也学会做[imgalt=""sragesimage290-3。jpg"][imgalt=""sragesimage290-4。jpg"]，有些还做得相当不错。其中广被人们提及的是韩约所做的“樱桃[imgalt=""sragesimage290-3。jpg"][imgalt=""sragesimage290-4。jpg"]”。这种[imgalt=""sragesimage290-3。jpg"][imgalt=""sragesimage290-4。jpg"]做好后，馅里的樱桃能够做到“其色不变”[40]。胡饼在唐朝被广泛食用。安史之乱时，在逃亡成都的途中，杨国忠曾买胡饼，献与唐玄宗。大历十二年（777）的一天早晨，理财家刘晏在上朝前的路上，看到卖蒸胡饼处热气腾腾，就买了块放在衣服底下大嚼，边吃边走，还向同路人赞叹：“美不可言，美不可言！”被传为佳话。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唐文宗开成六年（是年正月初九改元会昌，841）“立春节，赐胡饼、寺粥。时行胡饼，俗家亦然”[41]。
在酒类上，唐朝有三勒浆和葡萄酒、龙膏酒等“洋酒”。
印度所产的3种著名果药——庵摩勒（余甘子）、毗梨勒、诃梨勒（柯子）已均为唐朝人所知。虽然这3种果药的主产地在印度，但用这3种果制作的名酒——三勒浆却是波斯酿造的。
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张骞奉命出使西域，看到大宛（在今中亚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的交界的费尔干纳盆地）及其附近的国家“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这里的“蒲陶”就是“葡萄”的另一音译名称。汉朝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葡萄种植和葡萄酿酒技术。但是在汉朝，葡萄酒仍然是十分珍贵的奢侈品，并不是普通百姓能享受得起的。
东汉末年，孟佗给张让（“十常侍”之一，汉灵帝时大宦官）送了一斛葡萄酒，便坐到了凉州刺史的高位。可见当时葡萄酒是何等的珍贵。由于葡萄酒的酿造技术没有大面积推广，到了唐初，中原地区对葡萄酒的酿造已经不甚了解。唐太宗破高昌时，除了引进了当地的马乳葡萄，还得到了酿造葡萄酒的方法，并对此进行改良。“造酒成绿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长安始识其味也”[42]。
在唐朝，葡萄酒非常出名，有的胡人在长安还开设酒店来销售葡萄酒。在唐诗当中，葡萄酒屡屡被提及：“蒲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李白《对酒》）；“蒲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西凉伎》）；“天马常衔苜蓿花，胡人岁献葡萄酒”（鲍防《杂感》）；最著名的当属“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王翰《凉州》）。在长安，曾有大批胡姬当垆售卖葡萄酒。李白的作品中对胡姬即多有咏吟：“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李白《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细丽春风花落时，挥鞭直就胡姬饮”（李白《白鼻騧》）。最著名的当属《少年行》“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
唐顺宗时，处士伊初玄被召入宫，曾饮用过龙膏酒。虽然这种酒黑如纯漆，但能使饮用它的人神清气爽。这种酒是鸟戈山离国进献的。
英文中的糖“sugar”据说是来自梵文“sakara”。中国古代称蔗糖为石蜜。中国甘蔗的种植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甘蔗只是榨汁饮用或直接食用，并未掌握制糖技术。甘蔗制糖的记载最早见于公元前300年印度的《吠陀经》。而在中国，最早记载甘蔗种植的是东周时代。公元前4世纪的战国时期，已有对甘蔗初步加工的记载。屈原在《招魂》中有这样的诗句：“胹鳖炮羔，有柘浆些”。这里的“柘”即蔗，“柘浆”是从甘蔗中取得的汁。可见，当时还停留在榨取汁液的阶段。汉朝时，中国开始用甘蔗汁制饴，但制作工艺非常落后。在东汉张衡著的《七辨》中就有“沙饧（一作沙饴）”[43]一词。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太宗派人去印度学习熬糖法并加以改进，其品质已超过了印度。唐朝以后，中国的制糖技术更上一层楼。后来中国人发明了红糖脱色技术，制造出了白糖，并将白糖制糖技术传回了印度。
2014年6月22日，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的陆上丝绸之路的东段——“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成为首例跨国合作而成功申遗的项目。而丝绸之路在唐朝异常繁荣，这不禁又使人回想起那曾经辉煌的岁月。丝绸之路在唐朝繁荣局面的形成，和唐朝社会经济高度繁荣，尤其是和当时唐朝的统一强大以及统治者注意经营管理所分不开的。笔者借用胡如雷先生的话来作为此讲的终结：“唐朝在发展经济、文化、密切民族关系和加强国际交往中，都取得了光彩夺目的成就，使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二次鼎盛局面；唐朝后期的历史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巨大变革开了端倪。唐代确实是一个不平凡的时代。”[44]
[1]（清）张廷玉：《明史》卷324《真腊传》。
[2]（清）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卷1。
[3]今美国圣弗朗西斯科。
[4]（清）志刚：《初使泰西记》卷1。
[5][英]威尔斯：《世界简史》（修订本），卜仙元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6年版，第191页。
[6][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袁翰青、王冰、于佳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27页。
[7][美]伊沛霞：《剑桥插图中国史》，赵世瑜、赵世玲、张宏艳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83～84页。
[8]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769页。
[9]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769页。
[10]（唐）李林甫等：《唐六典》卷4《主客郎中·员外郎》。
[11]（北宋）王钦若编：《册府元龟》卷36《帝王部》。
[12]（后晋）刘昫：《旧唐书》卷23《礼仪志三》。
[13]（北宋）王溥：《唐会要》卷95《新罗》。
[14]（北宋）欧阳修：《新唐书》卷112《薛登传》。
[15]（唐）刘[imgalt=""sragesimage274-1。jpg"]：《隋唐嘉话》中。
[16]（唐）房玄龄：《晋书》卷32《孝武文李太后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