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群人指着小车消逝的方向，说：“看看吧，人家就没交证！”
李向志脱离人群，走到河边。我知道他心里不好过，就过去跟他站在一起，递烟给他。
他平时不抽烟，这时候把烟接了，点上说：“那个人是他爹。”
他说的“那个人”，是指跑掉的车主，“他”是指警察。
河水吼声震耳，离岗亭又远，警察不可能听见的，但李向志说得非常小声。
在这种时候，他一定会说得非常小声。
这个“不要命”的人，其实是个胆小鬼。
我也是偶然发现他是个胆小鬼。
那次地震过后，我俩去了北川，又折回插到都江堰，想去汶川看看。然而，出了都江堰市区，在通往汶川的路上，见警察在马路上站在排。李向志急忙打转方向盘，把车开到一边。开到一边就开到一边吧，他却开出数十米远，我喊几声停下他才停了。我当时很奇怪，不管怎样，该先了解一下，能去就去，实在不能去也就算了么，又没作奸犯科，跑什么？我让他把车开过去问情况，他说你去问吧。我只好下车走过去。警察说，路上有飞石，太危险。原来是这么回事。我撒了个谎，说我有亲戚在汶川，我刚从外地归来，想去看看。警察说，我放你过去，你也到不了汶川；百花大桥断了，连映秀也去不了，你最多只能走到漩口。我说行啊，能去漩口也好啊，我在漩口打听一下，看有没有人知道我亲戚的下落。警察犹豫了片刻，说：“路上多长个眼睛！”就这么简单，警察的态度也很和蔼。我道了谢，回头喊李向志，李向志把头伸出驾驶室，我朝他招手，他很迷茫的样子，不动。我说开过来！他把头缩回去，好半天车子才启动了，慢吞吞地往这边开。到警察身边，停下了。我坐上去，说：“走。”他说往哪里走？我说往前走。他依然不动，直到警察挥挥手，他才相信了。
他喜欢拍照，还拍得不错，制的那套行头，也很专业和高档。
我不知道他摄影的技术，是否也是在达钢厂学的。
漩口镇遍地瓦砾，即使有一幢可以称为房子的东西，也歪歪扭扭，做出随时准备坍塌的样子。街上垒了巨灶，放上大锅，锅里烧着热水，水汽雾一样弥漫。驻扎漩口的某部，帐篷搭在中街，数十米长，都是整齐的军绿色，中间留一条走廊，我从廊道过去，用手机照相，一个站岗的士兵立即制止：“不许拍！”我没理睬他。这里又不是军事要地。我站在当中，前前后后照了许多，那士兵虽明显不悦，却也并没拦我。李向志是跟在我后面的，他那部镜头焦距达70-200的佳能相机，拍幅全景，一定相当壮观，可是，待我想看看他镜头里的图像，却发现他没有跟来——他退回去了。听到那士兵说“不许拍”的时候，他就退回去了。退到了军营之外，相机挂在胸前，规规矩矩地站在那里，等我。
他不怕飞石，也不怕病菌——我们去北川时，他爬上北川中学的废墟，而旁边分明立着告示：“病菌危险，严禁入内。”可他视而不见，上去捡拾学生遗弃的书本，将卷角的地方压平，碎裂的部分嵌合，还把被雨水和消毒液弄潮的纸张，摊在手掌上晒干，然后小心翼翼揣进自己包里——再想想我们在海子山，命悬一线的，他还哈哈大笑。而一声并不严厉的呵斥，怎么就把他吓成了这样？
甚至，在都江堰，谁也没呵斥他，只不过看见值勤的警察，他就掉转车头！
更可笑的，是昨天夜里在色儿青家。
则白对他说：“去年你就想睡一次帐篷，天气不好，没睡成，今天晚上我给你们搭帐篷睡。”他说好哇！那时候他手里拿着小提琴，高兴得用蓄得很长的指甲，在琴上弄出一段“拨弦波尔卡”。帐篷搭在北边的草场，里面放了两张床——茶几似的木板，板上铺了牛毛毡，又铺了厚厚的棉絮，还各备了两床被盖，纵是天寒地冻的时节，也不担心着凉了。我们累了几天，想早些休息，不到十点钟，就钻进了帐篷。李向志睡觉打呼噜，怕影响我，他叫我先睡。氧气稀薄，脑袋发胀，越想睡越睡不着。在我陷入挣扎的时候，他的呼噜声却起来了。我是怎样把耳朵堵住，怎样在被窝里数羊，就不细说了，总之我到底睡过去了。不知过了多久，外面响声大作，有摩托车的声音，也有人语喧哗，我蒙蒙胧胧地被吵醒，听上去，像是有人来色儿青家拉东西。很可能是拉酸奶。去年，他们只是零星地卖酸奶，今年做大了，还去县里领了执照。在我们帐篷不远处，拴着几头奶牛和几头牛犊，每天清早，天没亮明白，色儿青就要和她母亲挤牛奶，再将牛奶加工成酸奶，自家的牛奶不够，还去外面买。
但李向志把我叫醒了。
他的叫声很惊恐，直到我答应了他，他才装出很平静的样子，说你听，有狼！
则白是说过这片草场上会来狼，他去年拴在这里的一头牛犊，就在夜里被狼吃掉了。但外面闹闹嚷嚷的，狼怎么可能出现？何况狼根本就钻不进结实的帐篷里来。
我没理他。我见他坐在**，脖子扭着。直到外面的人相互道了别，摩托车远去，大地死一般沉寂之后，他才躺下去。不一会儿，他就睡着了。
他在最该担心狼的时候，呼噜声却响得那么欢快。
我知道他不是怕狼。
我也知道他总有一怕。
在李向志的身体里，装着两个人，一个胆大包天，一个胆小如鼠。
这跟他执着“追随”的父亲，实在太不一样了。
他父亲自始至终也没有胆小过。
那个身材矮壮的响水滩人——李向志的父亲，不是被解放军打死的，更没有去台湾。
他是被日本兵打死的。
那时候，日本都宣布投降三天了，但有一支日本兵不知道，他们据守一个山洞，等待援兵。援兵迟迟不到，便决定以死相搏。以死相搏得有力气，这支百余人的零散部队，被围困多日，粮食已经告罄。里面有三个慰安妇，都是昭和十三年初春，也就是日本占领中国首都南京不久，在岛国举国欢腾的时候来到中国的。她们到中国快六个年头了。大多数时候，她们不是活着，而是陷入回忆：从岛国出发时的狂热，万民空巷的集会，还有撕破长天的口号声：“占领支那！占领支那！占领支那！”这回忆成为她们的营养，让她们满目疮痍的身体里，依然鼓**着效忠天皇的**。此时，三人只对了一下眼神，便各自拿根拐杖，去了洞子深处的滴水岩，坐成一排，将拐杖一端插入口里，之后猛地用力，拐杖从喉咙进去，直刺腹部。她们要把自己的骨肉变成食物，最后一次报效国家。然而，饥饿的士兵肃立于三具尸体面前，谁也没想到要吃掉她们。长久默哀之后，士兵们拾起枪支，准备战斗。
洞外的中国军队，人数也不多，只一个连。要不是带兵的连长太厉害，日本兵早就突围而出。
这个厉害的连长，就是李向志的父亲李新店。
李新店开始也不知道日本投降了，直到昨天后半夜，很可能就是在三个慰安妇奔赴黄泉的路上，他才得到消息。得到消息没让他高兴，而是愤怒，愤怒得发狂。别的不说，单是这支日本兵，就让他吃尽了苦头，不仅打死了他的很多弟兄，而今又把头缩进乌龟壳，叫他这只老鹰无从下手。正说要将他们困死在山洞里，日本却投降了！去你妈的，投降就能把所有事情一笔勾销吗？比如我冲进你家里，杀死了你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累得气尽力竭了，你开始反抗，可这时候我把手举起来，说我投降，这么说一声，就能偿还血债吗？你就愿意放我一条生路吗？……对这个重大的消息，李新店既没给手下宣布，更没向洞内喊话，而是改变方案：不再困，而是攻。他害怕再不攻就没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