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之间一长剑——楚式剑是怎样炼成的之四
战争是政治的表达，刀剑是意志的物化。
争，是动物的本性；战，是人类的本能。
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是生物世界的丛林法则。作为站在自然界食物链最高端的高级动物，人类当然是世界的主宰。但如果唯我独尊，任意宰割生灵，随意践踏规则，恣意破坏环境，肆意残杀本应相濡以沫的同类或者朋友，则有悖于共同命运的理念。一损俱损，共同毁灭，这是人类的悲剧。
春秋战国的历史表明，强国是打出来的。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不能没有长剑。
战争是调节国家关系的手段。秦国、楚国是扩张最迅猛的两个国家，但两国有不同的崛起模式。秦国动辄“攻韩、魏于伊阙，斩道二十四万”“攻魏，虏三晋将，斩首十三万”“与赵将贾偃战，沉其卒二万于河中”“攻韩陉城，拔五城，斩首俘虏五万”“坑杀赵军降卒四十万，另斩首五万”。司马迁在《史记》留下的这些记录，还只是秦将白起一人所为。秦国“虎狼之师”的称号，大约来源于此。而楚国在扩张过程中，杀人数量、规模、频率远远低于秦国。楚与晋打，打到中原，饮马黄河，把晋赶回河东，便打道回府；攻陆浑之戎，陈兵洛阳，问鼎周王室，见好就收。
人类，仅有长剑是不够的。对战争，需要保持清醒、正确认识。对法则，需要不断优化、共同守护。人类文明的历程，是从野蛮生长到自由生长的过程。人性是底线，人道是高线。没有法则，自由会同野蛮一道，走向坟墓。
利剑，既是生命的剿杀器，也是法则的守护神。
道家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不争”，也包括不要发动战争。儒家孔子谴责“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主张“慎战”。兵家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兵家尉缭子说，“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这是中国传统战争观的思想基础，思接千年风云，道理颠扑不破。
民生观是战争观的基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有周以来，民众观念、民本观念、民生观念滥觞，草民意识、个体意识、平等意识萌生，生存权、生命权、受教育权开始得到尊重。西周社会出现百家讲学游学、民众研习技艺之风，讲与学的内容多以治国理政之见、霸强制胜之道为主。平民好习武，武风浩**，贵族讲六艺，艺研成热。春秋以降，驯化黎民，教化顽愚，训练百官，以礼、乐、射、御、书、数为主要内容，其中“五礼”有军礼，“五乐”有大武，“五射”讲武功，“五御”讲武技，“六书”尽刀法，“九数”皆技法。脱胎于中原文明，在蛮荒之地野蛮生长的楚人，心中有回不了的故乡，眼里是到不了的远方，但他们心中有道、眼里有儒、脚下有力，高度认同、向往、渴望华夏文明。这种先天的情愫，决定了楚人有战斗的品质，但没有暴力的基因。崇文尚武的理念、全民习武的风尚融入了楚人的血脉。
战与非战、攻与非攻，在理论的胡同里论争，在道德的门口舌战，在兵书的章节里涂涂改改，而挑战与对决、诛心与屠城已在春秋战国的倾盆血雨中厮杀肉搏了。这是中国传统战争观的社会基础。一旦行动快于思想、感性超过理性，人类离灾难就不远了。
战争，是对生命的杀戮；兵器，是致人于死亡的工具。中华和合文化里，“慎战”是底色，“不好战”是本色，和平、和睦、和谐是亮色。春秋战国各国都有主战派、主和派，战争与和平，是永久的话题。销锋毁镝、铸剑为犁是共同的心愿，长治久安、天下大同是共同的理想。
但是，慎战不等于不战，备战不等于必战。身处南蛮之地的楚人，面对结成藩篱的诸侯各国，唯有一战。靠战争改变现状，这是一场生死攸关的革命。战争不可持久，更不能永久。好战必亡，忘战必危；久战必衰，恋战必弱。这是战争辩证法。有的时候，你不重视战争，战争就会重视你；你不打出手，战争就会找上门，打仗打的是心，攻城必先攻心，得胜应先得道。开战为了止战，敢战方能言和。挑战须谨慎，备战须常态，没有胜算，就不要开战。一旦非战不可，必先周密备战、从容应战，毕其功于一役，才能每战必胜、战无不胜。
战争与遏制战争，不能没有长剑。
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家目光如炬，洞察世相几千年，但人类没能摆脱战争，就像难以戒除贪欲。至今依然如此。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美国巴顿将军的名言“战争是人类最壮观的竞赛”，把灾难当美来欣赏，是人性的丑恶。竞争可以有，但战争不能多。
游戏需要规则，社会需要法则。考察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准，在于能否制定出公平合理、共同遵守的法则，在于能否对法则有一致的信守、恪守和坚守。
春秋战国的盟会是制定诸侯国之间关系法则的盛会、峰会。齐桓公是春秋时期第一位霸主，曾“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也是第一位盟主，曾十五次主持重要盟会。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今天的河南兰考、民权举行“葵丘之盟”，与各有实力的诸侯国共立“尊周室攘夷狄、禁篡弑、抑兼并”的盟誓。从前“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不让我的水流进你的田，或者筑我的堤、淹你的地，现在约定河流上下游各国不得筑堤截流、互相加害；从前“禹以四海为壑，今以邻为壑”，现在约定以邻为善、和睦相处；从前晋国有饥荒，秦国相帮，而后来秦国有饥荒而晋国忘恩负义、见死不救，导致秦晋大战，现在约定各国不准不卖粮食给灾荒国；还有，不得废嫡立庶、更换太子，不得改立夫人、以妾代妻，不得让女性参政干政等。
有盟就有约，有约必履约，诸侯各国起初都能共同遵守、相互制约，维护天下共主的局面，尽管后来各国竞相违约背盟，但毕竟树立了一系列共同行动法则和共同关系准则，齐桓公也因为这一重大贡献而登上春秋第一霸主的地位。但遗憾的是，楚国一直被诸侯国中周王室的近亲们所排挤，极少有机会参加盟会，而且盟会的议题多半是针对楚国的，好不容易参加了有限的几次，还在角落里坐了冷板凳，更没有发言权和参与制定规则的机会。倒是公元前546年宋国主持、楚国参加了的“弭兵会盟”，使大国之间停止了大规模战争，也使楚国赢得十多年发展的窗口期，各方面实力迅速超过其他国家。
剑如法，法如剑，维护法则比制定法则更重要。一切的战争，无一不是对这两个问题的破防。法则的订立靠打，法则的守护也靠打，而且这种破防趋势至今从未逆转。这是人类的悲哀、文明的局促。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人类向往和平，和平是美好的，但和平也是相对的、动态的、短暂的，往往也是脆弱的，是武力的相互制衡、斗争的对峙结果、妥协的最终产物；人类不欢迎战争，战争是残酷的，但正义的战争往往能保卫权益、护佑公平、守护和平，敢战方能言和。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守护法则，保卫和平，不能没有长剑。
问题在于，如何遏止不义之战，防止邪恶的恣意妄为；如何打赢正义之战，维护法则的公平与正义。
周朝早期，分封的诸侯国多是血脉尚连、亲缘还在。那个时候的封王们，偶有领地之争，虽有剑拔弩张，却也温文尔雅，毕竟血浓于水，打断骨头连着筋，即使打仗也讲个理由、套路，讲个风度、仪式。那个时候的战争，是贵族的事，老百姓只负责扛枪牵马赶车背粮草，尊不分君臣，官不分文武，兵不分专业，不管是司徒、司马，还是司空、司寇，不管会不会打，带剑上阵就好，当面数落、对阵叫骂，即使要动刀动枪动真格，也得等对方排好队、拿好枪，这叫作先礼后兵、彬彬有礼。
公元前643年，周襄王九年（前643年），春秋时期第一位霸主齐桓公去世，齐国内乱，次年宋襄公出兵帮助齐孝公取得王位。此时的楚国想乱中取胜向北方扩张。宋襄公决定以周王室护卫之职，与楚成王一战。宋、楚两军相峙于宋国边境、今河南柘城西北的泓水，宋军驻扎北岸，楚军自南岸渡河。宋襄公坚持绝不半渡而击，要等待楚军全部渡河，兵对兵、将对将地列阵完毕后开始宣战，而且要求不打受伤的人、不打白头发的人，结果是宋军惨败，斯文扫地，宋襄公受伤而亡。这就是著名的“泓水之战”。楚国利剑挑开温情的面纱，显露战争的真容，从此驰骋中原无阻，直到遇到晋，这是后话。
师出当有名分，檄文先于箭镞，灭国必先诛心，道胜甚于战胜。各国都意识到，战争既然躲不开，不如迎着走，狭路相逢勇者胜。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上手、先手、高手，攻城、伐兵永远是伐谋、伐交的后手和备份。
从春秋晚期开始，一批有别于“肉食者”的君子贤人、公子能人应时而现、脱颖而出，他们资政议政参政，为朝廷君王出谋划策，或游走于合纵连横，或纵论于排兵布阵，成为座上宾、宫中客，尤以战国时期为甚，“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是这一时期的佼佼者，他们“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门向天下开，路朝偏处修，网罗了一大批门生食客、谋士侠客、战士刺客，甚至鸡鸣狗盗之人，其中一些人成为军事家、谋略家、纵横家，因而战争的政治性、思想性、战略性明显增加，战斗的规模性、残酷性、破坏性随之大增。
随着周朝君主政体渐渐瓦解、名存实亡，周王室被架空，天子式微，王权旁落，诸侯纷争而不知有王，群雄蜂起而征伐无度。天下板**加剧，矛盾冲突加深，强者霸者“挟天子以令天下”，攻城略地，到处兴师问罪；弱国小国朝秦暮楚，选边站队，当骑墙派、墙头草。国家交往不讲礼数，推倒重来成为常数，强弱兴衰没有定数，合纵连横充满变数，刀枪拳头说了算数。勇者胜一时，强者立一世，诡者赢一役，谋者得天下，败者掉脑袋，乱局不断，变局无穷，各国都在寻求突破与崛起。
春秋无义战，战国无仁兵。暴力产生恐惧，恐惧激发暴力。春秋末期以降，战争的暴力色彩加重，攻城占地、杀人灭国成为战争的主要特征，列国之间的争斗残杀更是白热化，战斗不再斯文，战场风云变幻，灭国之战频率加密、烈度加剧，隳名城，毁宗庙，瓜分宇内，宰割天下。动辄杀敌数万、数十万，弱肉被强食，强存而弱亡，血流漂杵、生灵涂炭，山河破碎、民不聊生，血色布满春秋战国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