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小时左右，手机再次响起，屏幕上显示的是“姑妈”。我心头一紧，深吸了一口气才接通。电话那头，姑妈的声音出乎意料地客气，甚至带着几分恳求：
“子君啊，在忙什么呢？爷爷在这里等你们一家过来吃饭，等了很久了。看到只有烨一个人过来，很生气，发了脾气呢。姑妈拜托你，给我个面子，大过年的，一家人团团圆圆多好，一起过来好吧？我让烨现在就回去接你……”
这番“客气”的话，却像软刀子一样扎过来。我有些“受宠若惊”，更多的是慌乱和一种被架在火上烤的窘迫。慌忙应道：“不用接，不用接！姑妈，我本来就是准备赶过去的，刚刚就是在家里打扫卫生，弄晚了点。”
挂了电话，立刻催促悠悠自己整理好，又手忙脚脚地给辉辉换上早就准备好的新年衣服。爸妈就在旁边，将刚才的电话听得一清二楚，脸上是毫不掩饰的不赞同。妈妈皱着眉头责备：“大过年的，就不该任性！早该自己主动过去，现在还让长辈打电话来催，像什么样子……”我抿紧嘴唇，没有理会这些事后诸葛亮的指责，心里堵得厉害，只顾着快速整理自己。
还没等我收拾利索，门外就传来钥匙声——婆婆和林烨竟然回来了。
林烨进门，二话不说，牵过孩子就开始催促我，语气带着不耐烦：“快点啊，都等着呢！”婆婆则站在门口，脸色阴沉地看着我。我也急了，胡乱捋了捋头发，拿起包和年礼，和爸妈仓促打了声招呼，就跟他们一起出了门。
电梯还停在高层，他们显然一刻也等不及了。“走楼梯！”婆婆率先推开消防通道的门。昏暗的楼梯间里，只有我们急促的脚步声。婆婆走在前面，边下楼梯边说着，声音在封闭的空间里显得格外清晰，也格外冰冷：
“刚一去，老头子（指爷爷）就发了脾气，说‘还是个大学生呢，这点礼数都不懂！’”
这句话，像一根浸了冰水的针，精准地扎进了我心里最敏感、最委屈的地方。
说我就不行吗？为什么非要加上“大学生”这个前缀？“大学生”怎么了？大学生就成了莫须有的原罪？大学生就该承受这么多年来明里暗里的诋毁和挑剔？大学生就该在面对不公和委屈时，一直默默忍受，然后还必须笑脸相迎？……
我一言不发，跟在他们身后，一路都在反复琢磨这句话。这句话没有歇斯底里的怒吼，却比任何直接的指责都更具杀伤力，它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对你整个身份和价值的否定。这句话在我心底慢慢沉淀，像一块坚硬的、冰冷的石头，压在心头，沉甸甸的。
它似乎又勾起了我许多不愉快的回忆。以前，只要我的行为、想法与他们的传统观念或固有做法稍有不同，他们总会用：“还是个大学生呢，这么不通情理……”、“还是个大学生呢，怎么能这样为人……”来作为论证他们才是正确的终极标准。可是，他们自己并没有上过大学啊。他们如何能拿别人寒窗苦读、努力获得的学位，来丈量和评判他们自己心里订立的那套为人处世的方式？并理直气壮地用这套扭曲的标准来抨击别人、否定别人？
这话语本身并不如何刺耳尖利，却直击心脏，因为它否定的是你赖以立足的认知和价值体系。
到了二叔家，热闹的喧哗扑面而来，一大家子人几乎都到齐了。我强挤出一丝笑容，挨个打了招呼，然后就尽可能地缩在角落，或者借着照顾孩子的名义，躲着大家的视线和交流。我躲避着那些可能投来的、带着审视和“探究”意味的目光，同样，也本能地躲避着他们那些看似关心、实则可能暗藏机锋的“不怀好意”的问话。
这顿年夜饭，我吃得食不知味，如同嚼蜡。周围的欢声笑语，觥筹交错，都像是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罩子，热闹是他们的，我只有心底那片不断蔓延的、冰冷的孤寂和无法言说的委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