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的史记
司马迁的内心，一定是痛苦到极点的。
痛苦到极点的司马迁，想到了一句话。这句话流传到现在，哪怕是个文化水平一般的普通人，也能脱口而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是的，求死太容易了。古代人很重气节，“士”可以为保全名节而慷慨赴死，春秋战国有二桃杀三士，至今我们也知道士为知己者死。然而，死对于司马迁来说，又太难了。
司马迁想到了自己二十岁之前熟读的儒家经典；想到了自己二十岁开始，周游天下的十五年；想到了父亲临终前对自己讲的祖宗遗训、国家责任；也想到了自己那部写了十年，业已定名为《史记》，还需要很多年才可以完成的巨著。
轻易赴死，世界上只会少一个太史令，多了一个死士；艰难求存，这个世界上才会有那本可能流传千古的皇皇巨著。
然而，即便接受宫刑，若想求生也需要莫大的勇气和运气。
古代接受宫刑者，死亡率接近十之七八。谁知道司马迁到底是不是能够活下来的那个幸运儿。稍有差池，后续的中国历史将会被改写得面目全非。更加痛苦的是宫刑之后，在蚕室[16]的恢复过程。那种钻心之痛，作为男人是可以想象的。
我在学生时代喜欢踢足球，男人在足球场上很容易受点儿意外伤，就是被足球踢中“十环”脐下三寸……很难想象，这个关键部位被生生用刀割去时，那种来自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折磨有多大。
所以，当两千年前，属于司马迁的蚕室打开的那一刻，我们确信，司马迁已经破茧成蝶了。他的精神，已经随着这次酷刑而升华。
蚕室里的死里逃生，是司马迁的大幸，更是我中华文化的大幸。
自助者，天助之。
若干年后，司马迁的《史记》问世。除去文学造诣之外，这本书在史学上的重要程度有三：
1。保存了若干珍贵的上古史书资料，包括夏、商、周三代珍稀记载。
2。空前地开创了当代为前代写史的历史传统，后世薪火相传终有二十四史。
3。创造性地建立了纪传体通史的体例，后世史家基本上遵循此规范写史。
我们的邻居日本，因为搞不清楚弥生时代[17]前后的历史，不远万里跑来查阅中国史书；我们的邻居印度，因为没有历史记载，来中国遍访史书填补其历史记载的真空。当周边一众大小国，都从中国史书中寻找自己祖先的蛛丝马迹时，我们会更加真切地记住司马迁所开创的一切，不仅是这本书，还有这种写史的传统。
在后世班固的《汉书》中，关于司马迁的记载极为笼统，我们甚至不知道司马迁的去世时间。然而，司马迁却将自己的“太史公曰”，留在了每一篇《史记》的章节之中，让自己的精神，永远地流传下去。
这是前无古人的壮举。
感谢你，太史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