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隋的丧钟
在历史诡异的迷雾中，杨广登上了帝位。
杨广还是想做一个好皇帝的。
在杨广心目中的好皇帝形象，应该是文治武功，万国来朝，至少看起来应该是这个样子的。然而好皇帝的标准很苛刻，我们后世看到的所谓文治武功只是结果，而不是过程。如果研究过程，那是一件相当复杂的事情，所以我们只谈理论。
从常识上讲，要想做到文治武功，至少首先要勤政爱民，体恤百姓。比如治理水患、抵抗天灾、兴修水利，这几乎是历代好皇帝的必修课；其次是轻徭薄赋、发展经济。要想国库丰盈，就必须让老百姓兜里有钱，必须让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物质经济上去了，国家才有了稳定的根本。接下来，自然而然，对于精神层面的需求就顺理成章了，比如澄清吏治，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比如参加科举有上升途径，比如文学艺术的百花齐放，比如让老百姓活得更有尊严，与此同时，需要装备强大的军队，捍卫我们得来不易的大隋物质精神文明建设成果。
也就是说，只有做到了过程，才可能会有所谓“文治武功”的结果。
很多人忽略了这个很简单的常识，杨广就是其中一个。
还有一个原因，杨广的起点太高了。他的父亲杨坚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建立了一个中国古代著名的治世—开皇之治[8]。
历史上著名的文治武功的皇帝，基本都站在了前人的肩膀上，比如汉武帝，之前是文景之治；比如后世的明成祖，则有洪武、建文两朝几十年的开拓。即便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那皇帝本人也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凡事要量力而行，考虑自己的实际国力以及实际需求。凡是毫无意义的消耗国力，都是对于百姓的漠视，以及对于前人业绩的亵渎。
杨广显然是太着急了。
从604年登基开始，杨广迫不及待，倾尽国力要实现自己的“文治武功”。短短十年内，杨广同时做了几件事情：
1。公元605年，开凿京杭大运河。工程耗费六年，先后征用民夫500余万。
2。公元605年，营建东都洛阳。工程持续十个月，征用工匠200万人。
3。公元605年，南巡江都。巡游队伍20万人，征用纤夫8万人，之后几乎年年巡游，沿途建立豪华行宫。
4。公元608年，亲征吐谷（yù）浑[9]。战争持续一年，隋军击败吐谷浑，新设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
5。公元612年，远征高句丽。第一次远征，就动用113万军队，之后连续三年出兵，共远征三次。
以上提到的几乎每件事情，都是涉及全国的工程，考验的不仅仅是大隋的国家动员能力、组织能力，也考验了自隋朝建立以来二十多年积攒的国库和国力。
我们用数字来说话。参考隋文帝开皇中期的人口普查结果，当时（约公元593年）的全国人口为870万户[10]，我们推测在公元605年，人口不会超过900万户。我们按照古代家庭平均每户6人的话，当时全国人口在5000万左右，那么青壮年劳动力人口不会超过2500万。
对比杨广各个工程所涉及的人力，这个数字是触目惊心的。即便如此，我们还没有计算冷兵器时代，有可能翻倍的后勤成本。比如军夫、民夫、纤夫，要养活这些人背后的物力、财力成本是不少的。细思极恐的是，每个表面的数字背后，都隐藏着可能的横征暴敛，以及对民脂民膏的搜刮。
再看一下必要性。
除去南下巡游的便利作用之外，京杭大运河工程是值得肯定的。哪怕一直到现在，这条河流还在便利着南北交通和经济；西征吐谷浑也是有必要的，因为中国历代重视对河西走廊的掌控。河西走廊地区的有效控制，关乎中国同西方之间唯一陆路商道的安全。然而，营建东都，南巡江都，东征高丽，则明显是扯虎皮拉大旗的事情，除了能够增加帝国的脸面之外，几乎毫无用处。
很多人在替隋炀帝说话，提到东征高句丽还是很有必要的，打服高句丽那叫做维护“亚洲新秩序”。我们有必要简单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应该从根子上来看，那就是中国人传统的天下观。
在中国古代，几千年来逐渐形成的一种天下观，叫做“朝贡体制”。朝贡体制的含义是，把皇帝治下的天下，按照统治方式的不同分成几个层次。几个层次，像是一个同心圆，所以，我们索性称为同心圆天下观。同心圆中：
最内一层，是都城；
再外一层，是地方；
再外一层，是羁縻[11]；
再外一层，是藩属；
最外一层，是普通朝贡国。
也就是说，虽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是根据统治方式的不同是分成不同层次的。比如，当年明代的辽东就是地方，外东北就是羁縻，朝鲜就是藩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