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后讨论“废王立武”议题的四人小组中间，李勣是唯一的纯粹的武将。虽然当时李勣只是担任一个司空的虚职，但李勣对于军队的影响力，是其他三个人完全无法相比，也远远想象不到的。
皇帝的想法很明确，王皇后生不出儿子，武媚娘生儿子了，所以要废王立武。
皇帝要求下属们表态，四个人各有打算。
长孙无忌已经表态表了无数次了，反正就是不行。之前许敬宗旁敲侧击解劝不行，武媚娘的妈妈杨氏去说也不行，李治以帝王之尊来说情还是不行。到了最后表决，长孙无忌基本上就不吱声了，因为懒得废话。
李勣不想搅到这盆子浑水里面去，请了个病假，没去开会。
于志宁想做个骑墙派，观察一下形势再做决定，因此不想吭气。
只有褚遂良，是个火暴脾气。
褚遂良的论点很鲜明：
1。王皇后出身太原王氏，世家大族，不能轻易废；
2。先帝临死前，把李治你和皇后同时托付给长孙无忌和我，我们要负责；
3。如果一定要废王立武，那么废王可以，立武坚决不行，要立也要立一个高门大姓的女子。
4。当年武媚娘是侍奉先帝的女人之一，你李治把她收了也就收了，但怎么可能做皇后？
这最后一条说得太过露骨，把唐高宗李治搞得脸红脖子粗。
褚遂良又趁热打铁，把上朝用的笏板砸到地上，同时磕头磕得脑袋流出了血，说：“（如果皇帝你坚持废王立武）笏板我不要了，告老还乡。”[10]
矛盾迅速激化了。李治火冒三丈，武媚娘也从里屋掀开门帘子走出来，要求治褚遂良欺君之罪。
小范围讨论也讨论不成，只能散会。
不过最终，“废王立武”的问题，皇帝还是找到了完美答案。
李治在另外一个场合单独召见李勣，再次征求李勣的意见，李勣这一次藏也藏不住了，装病也来不及了，只能不那么情愿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军界辈分最高，功劳最大的李勣终于表态了。唐高宗李治的眼前，豁然开朗。而到了上朝的时候，许敬宗更是带头出来添油加醋：“种田的老汉多打收了几斛麦子，想换个老婆也没有这么难吧？更何况是我们的皇帝！”[11]
大局已定。
决战的结果，政坛新势力大获全胜。
好一个“废王”可以，“立武”就不可以。好一个要立也是立“贵妇”，反正“立武”就是不行。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们的傲慢，还有于志宁这种见风使舵的“骑墙派”的狡诈，让武媚娘把所有的恨都压在了心底。
公元655年，王皇后被废，武媚娘被立为新皇后。同年，王皇后和萧淑妃被囚禁，不久就悲惨地死去。也在同一年，褚遂良被赶出长安，外放到潭州（湖南长沙）任都督，之后又屡次被诬告，最终被贬到了爱州（越南清化），死在任上。
公元659年，由于许敬宗的诬告，长孙无忌被削职为民，贬到了黔州（重庆黔江）。在黔州，长孙无忌又被逼自杀。同一年，于志宁受到长孙无忌事件的牵连，被外放到荣州（四川荣县）。
其实，废王立武是一次标志性事件，政坛新势力的胜利，标志着政权空前地集中到了皇帝本人手中。而之前还有点遮遮掩掩，只能依靠丈夫李治的庇护勉强掺和几句朝政的武媚娘，如今借力打力，实现了在朝堂上的初露峥嵘。
公元660年，唐高宗李治头痛病发作，完全不能处理朝政，很多国家的大政方针，都由武媚娘代为完成。唐高宗不知道的是，这个头痛病将伴随他的一生，而武媚娘也将成为他又爱又畏，但又离不开的“贤内助”。
公元664年，唐高宗李治和皇后武媚娘，合称“二圣”。武媚娘终于实现了自己临朝听政的梦想。
然而，这样的兴奋，并没有持续太久。公元667年，李治的头痛病愈加严重，于是命太子李弘监国。一个让武媚娘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终于还是到来了—她的亲生儿子，将成为朝堂之上她的最大政敌。而按照武媚娘之前的想法，对待所有政敌，必须像寒冬一样地冷酷无情。这一次，面对的是亲生儿子，如之奈何呢？
武媚娘面临新的课题。
事实上，武媚娘同她的四个儿子，个个有故事。
长子，李弘。
武媚娘同长子矛盾的第一次集中体现是在公元671年。这一年的李弘，极其偶然地发现了在宫中幽禁的当年萧淑妃的两个女儿，同时也是自己的同父异母的两个姐姐—义阳公主和宣城公主。此时，已经被囚禁了十六年的两个女人，年届三十而无人问津，居然连婚配的自由都没有。李弘同情两位姐姐的悲惨处境，也内疚于自己母亲的狠毒。在李弘的斡旋之下，最终两位姐姐都风风光光地嫁出去了。看起来皆大欢喜，然而这件事情，在武媚娘和李弘心中，却埋下了深深的芥蒂。这个时候的武媚娘，日日为如何处理这样的母子关系而伤透脑筋。
公元675年，年轻的李弘意外猝死。李弘死后，他的太子之位由武则天的次子李贤接替。
次子，李贤。
武媚娘不用再为如何处理同李弘的关系而过多纠结，因为接下来她要考虑的是李贤了。李贤，和他的哥哥李弘一样，是一个有能力有抱负还有自己想法的年轻人；李贤，又同他的哥哥完全不一样，相比李弘的稳重敦厚，李贤的性情更加刚烈而张扬。也因此，李贤和自己的母亲武媚娘，始终处于关系紧张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