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社会矛盾的激化
●土地兼并空前
明朝后期，土地兼并更加猛烈，宗室勋戚庄田的规模更大。如万历时，潞王（朱翊镠）有庄田4万顷，神宗也诏赐福王（朱常洵）庄田4万顷，后经群臣力争，始减为2万顷。天启时，桂王（朱常瀛）、惠王（朱常润）、瑞王（朱常浩）及遂平、宁国二公主的庄田皆以万顷计算。山西全省上好的田地，几乎全为宗室所占。河南有72家王子，土地“半入藩府”。宗室勋戚庄田占有土地的总面积，据不完全的估计，天启年间为50万顷。
一般官僚地主对土地的兼并也异常激烈。如万历年间，南直隶（安徽、江苏）有的大地主占田7万顷。浙江奉化全县的钱粮是2万两银子，而乡官载澳一家就占去一半。崇祯时，河南缙绅之家田多者千余顷，少者也不下六七百顷。
豪强地主不仅在本乡占田，而且跨越省县设立寄庄田。许多地方寄庄田占地比例极大，如福建南靖县的土地，属于他县豪强者十之七八。山东曹县共有土地25000余顷，寄庄田占去一万余顷。在激烈的土地兼并之下，大多数农民失掉了土地，沦为地主的佃户，如顾炎武说，江南“有田者十一，为人佃作者十九”。
●农民处境艰难
激烈的土地兼并，迫使农民大量流亡，政府赋税来源发生困难，而皇室挥霍有增无减，国家财政入不敷出，为弥补空额，加重了赋税剥削。一条鞭法推行不久，就出现鞭外有鞭、条外有条，杂税层出不穷。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起，明政府借口辽东战事紧急，向人民加派“辽饷”，前后三次，共征银520万两，相当于全年总赋额的1／3以上。以后又有各种名目的加派，而且无论地方丰歉、土地肥瘠，皆一概按亩征银，再加以强征丁银，滥派差役，就使得更多的贫苦农民抛弃自己的小块土地，沦为地主的佃农、雇工和奴婢，或成为流民、饥民。
佃农所受的剥削在此时更加苛重。明末江南地区一亩之收，多者不过三石，少者一石，而私租却重至一石二三斗，松江多至一石六斗，苏州多至一石八斗，个别的达两石。除正租外，还有脚米、斛面以至鸡牛酒肉等等附加的租额和大斗大秤的剥削，还有从地主那里转嫁来的差役、赋税和高利贷的盘剥。这一切都说明当时地主阶级对佃农的剥削是十分惊人的。这种残酷的剥削就逼得佃农连起码的生活也都难以维持，辛勤一年，依然冻馁。
佃农的人身束缚在当时也很严重。某些地区的佃农要替地主保家护院，在地主驱使下无条件地服各种杂役，而且未经地主给假不得自由行动。至于豪绅地主的横暴乡里，和王府亲随的荼毒农民，到明末更加猖獗，他们在各地“私设公堂”“吊拷租户”“驾帖捕民”“格杀庄佃”，无所而不为。
●对工商业的大肆掠夺
为了攫取更多的货币，兼营工商业的地主较前日益增多。在江南各城镇，很多地主和大商人成为铁坊、油坊、糖坊、囤房、机房的作坊主或当铺的东家。在北京，勋戚王公也都经理窑场、开张店铺以牟利。万历时，陕西的肃王除去拥有大量庄田外，还在各地设有瓷窑、店房和绒机。河南的福王也开设很多盐店、客店。他们利用封建特权在各地劫夺商货、把持行市，无顾忌地掠夺城市贫民、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财富。
与此同时，政府也加强了对城市工商业的掠夺。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起，明神宗即派出许多宦官充任矿监税使，在全国各大城市以征商开矿为名，大肆掠取民间的金银。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一年之中，由宦官直接送往北京的税款就有白银90余万两、黄金1575两，又有金刚钻、水晶、珍珠、纱罗、红青宝石等物，而装进宦官及其爪牙私囊的还不在内。这些宦官往往以开矿为名，强占土地，或巧立商税名目，横征暴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