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风云
禁烟运动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和世界
17世纪40年代，在东方，是清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定都北京，建立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一个王朝——清朝；在西方，是英国国王与国会斗争加剧，不久爆发内战，从而开辟了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新时代。
清朝开国之初，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曾经有过一番兴旺的气象。康熙皇帝（1662—1722年在位）励精图治，对内重视安定统一，发展社会经济，对外维护国家主权，抵抗侵略，有效地遏制了来自海上和沙皇俄国的殖民扩张。到乾隆皇帝（1736—1795年在位）初期和中期，国势达于鼎盛。这100年，史称“康乾盛世”。到18世纪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入侵和外交讹诈，并没有能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沙俄侵占中国领土的野心，也未能得逞。
19世纪之后，封建主义的中国和欧美资本主义各国的差距越来越大了。随着生产力发展的一快一慢，国力对比的一升一降，中外关系的格局，产生了巨大而急遽的变化。
乾隆末年，清王朝已明显地由盛转衰。自嘉庆朝（1796—1820年）至鸦片战争前夜，整个封建制度已危机四伏。
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为基本特征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直是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经济基础。从明朝中叶开始，中国封建社会母体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到鸦片战争前夜，在丝织、棉纺织、陶瓷、煮盐、采铜冶铜、采铁冶铁、制茶、制糖、造纸、木材加工等行业中，更出现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但是，清政府一直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把先进的工业技艺视为“奇技**巧”。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阻碍了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
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地主阶级、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或者完全没有土地。这种时张时弛的土地兼并、集中现象，到了19世纪初更是惊人。据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统计：直接间接掌握在皇帝手中的土地，竟达83万顷（每顷100亩）。其他大地主大官僚也占有大量土地，北方的官僚豪富，有的拥地数百万亩，或“膏腴万顷”；江南一带，豪强兼并，土地集中在百分之一二十的人口手里，以致“田主不知耕，耕者多无田”。
保护封建剥削制度的清王朝，是一个君主专制政权，鸦片战争前即已腐朽不堪。外迫强敌，祸在眉睫，清王朝依然昏昏沉沉。道光皇帝（1782—1850年）虚骄自大，封疆大吏闭塞无知，吏治黑暗，贿赂公行，朝廷充斥“除富贵而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才为何物”的老朽官僚；地方官吏，“为大府者，见黄金则喜，为县令者，严刑非法以搜括邑之钱米”。
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军队，也逐渐瘫痪。以刀、矛、弓箭、短剑、藤牌、甲胄和少量火绳枪、滑膛炮等老式兵器装备起来的八旗兵、绿营兵，鸦片战争前夕约有90万（内八旗兵为22万）。不仅兵器落后，而且营务废弛，百弊丛生。当时任鸿胪寺卿的黄爵滋奏称：“今日之兵，或册多虚具”，或“粮多冒领”，或“老弱滥充”，或“训练不勤”，或“约束不严”，“凡此诸弊，翻为兵蠹，稍有缓急，其何可恃？”驻防京城的八旗兵，竟三五成群，手提鸟笼雀架，终日闲游，甚而相聚赌博。有些海防要塞，使用的还是300年前的旧炮。至于沿海水师所用战船，大多是以“薄板旧钉”制成，“遇击即破”。
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镇压和消弭汉族知识分子及其他反抗势力的“排满”思想，清朝统治者从入关之初，就采取怀柔与高压相结合的手段，实行严厉的文化专制政策。封建士大夫被迫面向故纸，背对现实；或沉湎科举考试，猎取功名利禄；或从事繁琐考据，不敢触及政事。他们闭目塞聪，孤陋寡闻，甚而“不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考地球各国之事”。
随着封建王朝统治危机的加深，人民再也无法照旧生活下去了。从嘉庆朝开始，到鸦片战争爆发前，广大农民在北方以白莲教为主，在南方以天地会为主，不断揭竿起义，反抗地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
正当清朝国势江河日下之时，英、法、美等国的资本主义却在迅猛发展。
英国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后，为了争夺海上霸权，扩张和掠夺殖民地，从17世纪50年代至18世纪60年代，先后打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以及法国，成为显赫一时的“海上霸王”。英国从18世纪60年代起开始工业革命，用机器工业逐渐代替工场手工业。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个过程大体完成。据统计：1835年，英国已拥有蒸汽机1953台，纱锭900万枚，年产生铁102万吨，煤3000万吨。这时，英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它的炮舰走遍全球，它的工业占世界总产量的一半，它的贸易额在各国对华商务中居压倒优势。适应炮舰政策和经济掠夺的需要，英国的军事工业也在急速发展。当时，它已经拥有主要靠帆力航行，但也装备了蒸汽机的海军舰船，这种两层或三层的木质装甲舰船，每艘配备几十门精良大炮，陆战部队则使用新式的来复枪和各式大炮。
法国经过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到19世纪20年代起，工业革命在国内大规模地进行。到1830年，法国拥有蒸汽机625台，1837年生铁产量达59万吨；从1815—1840年，棉织品的产量也增加了3倍。鸦片战争前夕，法国的工业产量在世界上已居第二位，但对东方的商品贸易额仍很小。
美国资产阶级是在1776年独立战争后取得政权的。鸦片战争前，它的对华贸易额仅次于英国而占第二位。美国运来中国的货物，主要是北美的人参、毛皮、棉花，南洋的檀香，从土耳其转卖的鸦片，以及从英国贩运的工业制造品；带回去的则是中国的茶叶、生丝和“南京布”（即土布）等。优厚的利润和美国政府的保护与帮助，使美国资产阶级“把中国看成是一个不可限量的销货市场”。
清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外实行闭关政策。
1757年，乾隆皇帝下令封闭江、浙、闽三关，只留粤海关广州一口对外通商。1759年，两广总督李侍尧上奏乾隆皇帝，在广东颁布了《防范外夷规条》。其后，清政府又陆续颁发《民夷交易章程》（1809年）、《防范夷人章程》（1831年）等，对外国人的商务活动、居留期限、居住场所、行动范围、华夷交往等，作了苛细而烦杂的规定。构成闭关政策的另一项措施，是1760年在广州恢复的公行制度。公行，是经清政府登记认可，由专营对外贸易的行商（亦称洋行、洋商、洋货行）组成的垄断性组织。它具有亦官亦商的职能：清政府给参加公行的行商以包办一切进出口贸易的独占权，公行商人则对清政府承担一定的义务，如担保外商缴纳税饷、规礼，负责约束外人在广州的起居行动，充当清政府与外商间一切交涉的中间人等。
当时中国社会中，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着的自然经济，有力地抵抗了西方工业品的侵入。清朝限制对外通商的政策，即所谓闭关政策，也起着保护封建经济的作用。英国急于输出的棉、毛纺织品，在中国都缺乏销路。毛织品的滞销是由于不合内地穿着习惯。外来棉布价格既高又不耐久，不能和土布竞争。印花布虽然在19世纪20年代初叶被认为“愈洗愈鲜”，胜于“一洗即模糊”的内地印花布，但实际销路更有限。棉纱输入值也远不及印度进口的棉花（鸦片战争前夕，印棉进口年约25万包，值100多万英镑）。19世纪30年代初叶，英国人已经了解：中国自己植棉很广，但消费棉花数量甚大，在中国市场上容易推销的是棉花而不是纱、布等制成品。从19世纪20年代末叶到鸦片战争前夕，英国输华棉布虽然增加了一倍多，棉纱增加了五倍多，但每年总值不及70万英镑，加上其他制造品也不过100万英镑左右。而中国销英茶叶每年约值1000万银元，丝和丝织品约有二三百万银元，合计在600万英镑以上。正当的贸易平衡有利于中国，这是英国资产阶级认为不利的情况，还要提到的是，在19世纪20年代，中国每年经英、美商人输出土布多至300多万匹，远销美国、南美洲。在19世纪30年代输出量减少，但经英商输出的每年也还有几十万匹。
鸦片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