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日维新
维新变法的纲领——《应诏统筹全局折》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引起全国人民的极大震动和愤慨。康有为鉴于情势危急，心怀“胶东之耻”写了《上清帝第五书》。他说：“割台之后……事变之来，日迫一日！”“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他提出即应采择的三策：“第一策曰采法俄日以定国是，愿皇上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而已……其第二策曰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其第三策曰听任疆臣各自变法。凡此三策，能行其上，则可以强；能行其中，则犹可以弱；仅行其下，则不至于尽亡。”表示“不能为亡国之君”的光绪帝，看到这个奏折，很受触动，赞赏康有为的胆识，准备召见，询谋变法。
稍后，康有为在2月又呈递《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彼得变政记》，并附上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所著《泰西新史揽要》等书，同时写了《上清帝第七书》。这次上书主要内容建议皇帝以彼得大帝为楷模，出国考察，借鉴外国，以君权变法，接近人民。他说：隋炀帝“畏闻盗贼”，明万历帝“久不视朝”，提供着反面的“倾国”教训。当然，康有为是依据需要而美化彼得大帝，把历史看成帝王将相创造的，这也恰恰暴露了他的唯心主义历史观。
戊戌保国会
在反对德国强占胶州湾的抗议声中，1898年1月，康有为联络广东旅京人士组成粤学会。接着，自称“南海先生弟子”的内阁中书林旭主持成立闽学会，御史杨深秀、御史宋伯鲁、总署章京李岳瑞等主持成立陕西、山西联合的关学会，久居京师、熟悉朝局的内阁侍读学士杨锐在旅京四川会馆成立蜀学会，这些分散的地域性的爱国救亡组织的出现，表明维新运动的高涨。这时，在上海就医的梁启超和康有为的弟弟康有溥也赶到北京，协助做联络宣传工作。
1898年春，时局动**，各省参加会试的举人来到北京。康有为、梁启超受爱国知识分子的推动，四月发起成立“保国会”。参加这个组织的有维新人士和爱国官僚200多人，从公布的《保国会章程》来看，它的活动宗旨是“保国”“保种”“保教”。“保国、保种”是指保卫国家和民族生存，“保教”是指保卫托古改制的孔教不失，这个爱国政团的改良性质是异常鲜明的。4月12日保国会正式成立，并在广东会馆召开第一次大会。康有为声气激昂的救亡演讲轰动京城内外：“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天津《国闻报》、澳门《知新报》转载康有为的演讲稿，迅速扩大了保国会的社会影响。保国会倡议各省、各府、各县设立分会，响应这个号召，北京出现了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等改良救亡小团体。假如说过去强学会成立，促使报刊宣传有很大发展的话，那么保国会出现，则给后来的百日维新作了直接准备。
4月21日，保国会第二次集会于崧云草堂，梁启超发表演说，呼吁“合群策”“合群智”“合群力”，以推动变法救亡。接着，又在贵州会馆集会。每次到会者常在二百人以上，康有为住所宾客盈门，“应接不暇”。
戊戌保国会的活动，引起守旧势力的仇恨。京城谣言四起，荣禄对别人说：“康有为立保国会……僭越妄为，非杀不可。你们如有相识入会者，令其小心首领可也。”他们鼓动守旧派御史黄桂钧写了《禁止莠言折》诋毁保国会纠合力量，使“民主民权之说日益猖獗”，将造成“会匪闻风而起”的形势。军机大臣刚毅准备查究入会的人，光绪帝阻止说：“会能保国，岂不大善，何可查究耶？”
这是百日维新前新旧势力另一次激烈冲突，它比起强学会成立后的斗争，更具有复杂和公开化的特点。
百日维新
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新的变法方针，是通过“明定国是”上谕表现出来的。诏书里指责了顽固派，并着重说明举办京师大学堂是改革的第一项步骤，它明显地透露出这场改革的温和性质。从这天起，到9月21日止，历时103天，光绪帝公布了几十道新政诏书，历史上称为“百日维新”。
这个暂短时期的改革主要有：
（一）废除八股文作为国家考试的科举改试策论；取消各地旧式书院，改设中、小学堂；7月3日正式创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允许建立报馆、学会；奖励新发明和科学发现。
（二）裁撤闲散的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裁撤“督抚同城”的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裁减毫无战斗力的绿营兵，精练陆军；各省军队包括八旗兵一律改习洋枪，用新法练军；广开言路，允许各级官吏士绅上书皇帝。
（三）北京设立农工商总局、铁路矿务总局，各省设立商务局，推动工商、路矿事业的发展；提倡民办新式企业，允许组织商会；改革财政、整顿厘金，编制国家预算、决算，等等。
这些改革措施，虽然具有很大局限性，但是对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改革虽然没有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但是伴随改革的深入，8月后，准备开设制度局，审官定职，部分改革上层建筑机构。
部院大臣和地方督抚，对新政诏旨多是推诿敷衍。刚毅一向反对新政，常对光绪帝说：“此事重大，愿皇上请懿旨。”康有为感到：“上扼于西后，下扼于顽臣，变法之难如此！”被梁启超称为“身兼将相，权倾举朝”的荣禄，竟专折上奏慈禧，目无皇上，光绪帝束手无策。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谭锺麟对“谕令筹办之事，并无一字覆奏。迨经电旨催问，刘坤一则借口部文未到，一电塞责；谭锺麟且并电旨未覆，置若罔闻”。由于守旧势力的顽固阻挠，变法诏书大多成了空文。
6月16日光绪帝赐见康有为，任命他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特许“专折奏事”，从此得到参赞新政机会。在颐和园仁寿殿召对时，康有为针对守旧势力“掣肘”皇帝，推行变法难度很大的局面，建议“皇上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彼守旧大臣既无办事之劳，复无失位之惧，则怨谤自息矣”。这就是百日维新温和夺权的策略手段。
召见后，围绕着废除八股取士问题，新旧两种势力展开了激烈斗争。前一天，光绪帝亲到颐和园请示慈禧，次日——端午节那天，才公布《停止八股改试策论》上谕，这是维新变法的一个重大成果。梁启超说：“科举一变，则守旧之命脉已断。”7月初，一股恢复八股风从京城刮起，刚毅和礼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许应骙乘这股妖风，唆使后党御史文悌上了《严参康有为折》，诋毁康有为“欲保中国四万万人，而置我大清国于度外”，“使四民解体，大盗生心”。自称“粗通二十六字母拼字之法”的文悌在同一奏折里，同样点名恶毒攻击了积极反对八股取士的帝党御史宋伯鲁、杨深秀二人，说他们“遍结言官，把持国事”。光绪帝看出了文悌“受人唆使”的背景，7月8日将他革去御史职务，支持了维新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