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引自虞宝棠、李学昌：《当代中国四十年》，第28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指朱的晚年）。
——1955年毛泽东审阅吴晗《朱元璋传》（修改稿）的谈话，转引自范忠程主编《博览群书的毛泽东》，第231页，湖南出版社1994年版。
明朝皇帝搞得好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太祖，一个是成祖。
明太祖朱元璋皇帝做得最好，他一个字不识，是个文盲；明成祖皇帝做得也不错，是一个半文盲，识字也不多。
——转引自戴知贤《山雨欲来风满楼》，第197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鉴赏】
明太祖朱元璋（1328一1398），明王朝的建立者。公元1368-1398年在位。幼名重八，又名兴宗，字国瑞，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东）人。贫苦农民出身，曾为地主放牧，后人皇觉寺为僧。元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参加郭子兴部红巾军，以骁勇多智，为子兴所重。十五年（公元1355年）韩林儿建立宋政权，授左副元帅。南渡长江，攻取采石、太平（今安徽当涂）。龙凤二年（公元1356）攻下集庆（今江苏南京），改名应天，任宋政权江南行省平章。废除了元代的一些苛政，实行屯田。后接受谋士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壮大了自己的军力。五年（公元1359年）升左丞相，七年（公元1361年）封吴国公。不久击败陈友谅，至龙凤十年（公元1364年）消灭其残余势力，改称吴。
龙凤十二年（公元1366年）发布文告，咒骂红巾军为“妖”，杀害韩林儿，从此完成了从农民起义领袖到封建地主代表的蜕变。次年消灭张士诚的割据势力，又消灭方国珍、陈友定等，并以主力北伐中原。1368年定国号为明，年号洪武，国都仍在应天（今江苏南京）。同年攻克元大都（今北京），推翻元朝统治。以后逐步平定福建、广东、山西、陕西、四川、云南，统一全国，开创了明朝277年的统治。
历史上常常有一些人，由于时代的风云变幻，使他能叱咤风云，平步青云，“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对历史发展进程产生重要影响。明太祖朱元璋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在中国历史上，由和尚而得天下的，仅他一人。毛泽东对这样一个有奇特经历的人物，十分熟悉又十分重视。毛泽东肯定他由一个和尚而终成帝业，特别欣赏他卓越的军事才能。“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这大概是就中国封建皇帝而言的，这个评价是很高的，也是符合实际的。
封建帝王所谓文治武功，朱元璋可以说是兼而有之，尤以武功为突出。
朱元璋出身贫苦，经过长期艰苦生活的磨练，自幼敢想敢干，敢作敢为，投军以后，作战十分勇敢，每次打仗冲锋在前，他有胆、有识、有谋、有断，因当过游方僧，熟地理，谙世情，能吃苦，战无不胜，很快得到郭子兴的赏识，提拔很快。郭子兴死后，他便取而代之，攻下集庆（今江苏南京），便以它为基地，逐步发展势力。当时，北有刘福通，东有张士诚，西有徐寿辉、陈友谅，这三支起义军吸引和牵制了元军的主力。南方的元军，由于南北交通被切断，则处于孤立无援的困境。朱元璋根据这一形势，采取巩固东西两线，出击南线的战略，集中兵力进攻皖南和浙东的元军据点。两年内很快攻克镇江、常州、扬州及浙西地区，得到很大发展。
之后，朱元璋又听取谋士刘基的建议，制定先灭陈友谅，再灭张士诚，然后夺取天下的战略方针。因为当时张士诚占据今江苏东部和浙西一带，陈友谅据有今湖北、安徽、江西一带，如果二人合手，很容易对朱元璋形成夹攻之势。所以，朱元璋决心先打力量最强大的陈友谅，这就是著名的鄱阳湖大战。这次大战，是由陈友谅军围攻洪都（今江西南昌），朱元璋率军从应天援救而引发的。开始，战争的主动权在陈友谅手中，从军队数量上和装备上，陈友谅都占优势，号称60万大军，战船高大。但由于朱元璋指挥得当，终于获胜。其原因有四：第一，首先截断陈友谅军的退路，造成关门围歼的态势。陈友谅的都城在武昌（今湖北武昌），水军需从长江进退。朱元璋派部队守住泾江口和南湖嘴，阻断陈友谅向长江撤退的道路。第二，以弱胜强，善用火攻。水战，战船大小，是个重要条件。朱元璋水军船小，硬攻当然不利，便巧用火攻，夺得了胜利。在第一次战斗中，处于劣势的朱元璋，其部将俞通海用火炮击中、烧毁陈友谅的大船数10艘。在决定性的那次战斗中，朱元璋利用大风的有利天气，命令敢死队的勇士们驾7只快船，满载夹裹火药的芦苇，冲向敌船，放火焚烧陈友谅的战船。风大火猛，火光冲天，把湖水都映红了。陈友谅的水军一片混乱，被斩杀2000多人，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第三，朱元璋注意优待俘虏，瓦解敌军士气。俘虏愿回家的全部放回，受伤的敷药治疗，战死的准许祭奠；而陈友谅却把俘虏全杀了。对待俘虏的不同政策，关系到人心的向背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朱元璋比陈友谅高明多了。
第四，朱元璋亲自指挥。他身先士卒，他乘坐的战船陷在泥泽之中，进退不得，险遭不测，被部将营救，才得以脱险。
此外，朱元璋还派部将康茂才利用与张士诚相识的旧谊，说服张士诚不出兵援救陈友谅。所以，此次大战结束，张士诚终未出一兵一卒。这些条件都成了朱元璋在这场鄱阳湖大战中，变被动为主动，以弱胜强，夺取胜利的重要因素。这次大战可以说是朱元璋作为军事家的一个杰作。其意义十分重大，因为陈友谅几乎全军覆没，从而奠定了此后吞并武昌政权的基础，甚至是统一南方乃至全国的基础。
鄱阳湖大战结束后，朱元璋担心张士诚乘虚来袭，只派部将常遇春前往武昌攻打陈友谅的儿子陈理，自己率大部队回应天。次年（公元1364年）春正月初一，朱元璋在李善长等人的“屡次劝进”下即吴王位，建百司官属，置中书省左、右相国。二月，朱元璋以武昌久攻不下，亲往督师，陈理遂率其太尉张定边等投降，红巾军所建立的农民政权最后被朱元璋消灭。毛泽东读到《明史》卷一《太祖本纪》批注道：
“不令诸子诸孙统兵作战，失策。”表明他对陈友谅及其汉政权的惋惜和同情，也是总结经验，警戒后人。
朱元璋作为一个卓越的军事家，善于从全局出发，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南方统一之后，如何北征，夺取全国胜利，便是摆在朱元璋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著名战将常遇春提出“直捣元都”的建议，朱元璋立即加以否定，其原因是“元建国百年，守备必固，悬军深入，馈响不前，援兵四集，危道也。”他摒弃这个冒险的办法，制定的战略方针是“吾欲先取山东，撤彼屏蔽，移兵两河，破其藩篱，拔潼关而守之，扼其户槛。天下形胜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势孤援绝，不战自克。鼓行而西，云中、九原、关、陇可席卷也。”后来战争的发展进程充分证明了朱元璋提出的战略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总之，朱元璋从参加农民起义，到夺取全国胜利，在这个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中，表现了他作为一个杰出军事家的聪明才智，“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毛泽东对朱元璋的军事才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个评价也是符合实际的。
朱元璋这位和尚皇帝，不仅在武功方面非同寻常，在文治方面也颇值得称道。他虽然文墨不多，却很有胆识和远见，颇有点刘邦那种纳谏如流的味道。因此网罗了一大批人才为其效劳。攻克定远时曾吸收当地名儒冯国用、冯国胜和李善长；攻下应天后，亲自拜会著名儒生朱升；攻下金华后又得到叶琛、章溢、宋濂等名士的帮助。朱元璋把他们安排在“礼贤馆”，这些谋士都为朱元璋的创业建国立下大功。冯国用建议以应天为基地；李善长劝朱元璋学习刘邦，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从谏如流，不乱杀人；朱升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刘伯温提出先灭陈友谅，再攻张士诚，然后再伐中原，统一全国的战略方针，等等。这些建议，朱元璋都一一加以采纳。他令将士在江阴等处屯田，“及时开垦，以收地利”，又把农村壮丁编为民兵，且战且耕，使“民无坐食之弊，国无不练之兵”。对“小明王”，他遵循“缓称王”的策略，一直保持着形式上的隶属关系，1364年，基本上统一了江南之后，才在应天宣称为“吴王”。1365年，小明王渡江时溺死，他也没有立即称帝，直到1368年，北伐中原开始，徐达兵克山东时，朱元璋才宣布在应天称帝，国号大明，建元洪武。朱元璋在收揽名贤的同时，也招降纳叛，恩结降人。
这些人都在朱元璋夺取全国政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朱元璋的文治方面，主要是表现在明王朝建立以后他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上。
首先，实行“各安其生”的休养生息政策。元末近20年的战争破坏，造成新生的明王朝人口锐减，田地荒芜，税收减少。为了迅速改变这种局面，朱元璋告诫各地官吏：“现在天下刚定，百姓财力困难，如初飞小鸟不可拔其羽；新栽之树不可动其根，应让其休养生息，万不可扰害百姓。”“士农工商四民之业，算农民最辛苦。”因而他下令免除不少地区几年的租税徭役。有一年，还免除全国的赋税，并采取移民屯阳、开荒种地、兴修水利、种植桑棉、官府给耕牛、种子等一系列奖励生产的措施，使农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
他还下令减轻工匠的劳动负担，以促进手工业的发展。
其次，改革中央和地方政权机构。明初因袭元代政治制度，在中央设中书省，在地方设行中书省，分别统管全国和地方的军政、民政、财政，权力很大。朱元璋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革，在中央废除中书省和丞相，分相权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直属于皇帝，解决了在中国历史上延续1000多年的皇权、相权间的矛盾。在地方机构中，废除行中书省，在全国设13个布政使司（俗称省），实行“三司”制度，将行中书省的权力一分为三，即民政使管民政、财政，按察使管司法、刑狱，都指挥使管卫所军事。三司分立，隶属中央。在乡里通过户口调查和土地丈量，编制黄册和鱼鳞册，并在此基础上推行里甲制和关津制，把人民牢固地束缚在土地上。为了加强对国人的控制和监督，朱元璋还设立了由皇帝亲自掌握的特务机关——锦衣卫，实行特务统治。这样以来，全国的军政司法大权都集中到中央，最终统归皇帝一人掌握，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最高峰。
再次，整顿吏治，惩贪奖廉。朱元璋认为吏治是治国之本，元朝所以速亡，就是因为贪官污吏太多，百姓无路可走，只有铤而走险。他对大臣说：“从今日起要严立法禁，凡贪污害民之吏决不宽恕。”为了整顿吏治，严惩贪官，他制定了各种法律规程，对各级官吏的职权、任务以及应遵循的原则，都作出详细的规定，对官吏犯法也规定具体的惩罚办法：凡贪污银60两以上，处以枭首示众、剥皮食草之刑；发现贪赃枉法行为者，充军北疆荒地，自食其力；官吏御任乘公船公车者，除带随身衣物外，不可多带私人物品。如发现超重10斤受笞刑20；重者受杖刑60。朱元璋对官吏的惩治史所少见，中央、地方都设监察机构监督官吏。对犯官有五种处罚：廷杖、下狱、罚苦役、屯田及剥皮食草。各州府县衙都设皮场庙，把处死剥皮食草的贪官，悬挂在堂门两侧，使官吏出入警戒。结果，仅洪武年间，先后杀了10几万人。就连驸马欧阳伦也因贩卖私茶触犯刑律而被赐死。在严惩贪官污吏的同时，朱元璋对为政清廉的官员则大加表彰。济宁府尹方克勤，为官清廉，生活简朴，一件布袍10年不换，每天只吃一餐有肉的菜，他任职3年后人口增数倍。他进京述职，朱元璋特赐宴表彰，并让他继续留任。
最后，兴办学校，科举取士。朱元璋极重视教育，多次下令兴办学校，国有太学，州有州学，县有县学，村有村学，适应不同类型子弟入学，接受教育，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教育体制。与此同时，他还主张尊孔读经，组织博学之士，重新审订“五经”、“四书”，颁行天下，作为学校读本和科举取士的依据，目的是为了加强对全国人民的思想统治。
作为一个封建皇帝，朱元璋应该说是颇有作为的，但自然也有他的局限和阴暗的一面。他分封诸子为王，对功臣大量赐田，加速了土地的兼并，广大农民遭到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在政权稳定之后，他用官心疑，常以私访及派遣锦衣卫的特务方式侦察吏民，使得君臣异心，百姓畏惧。他不经查实，妄杀功臣，屡兴文字狱，甚至一怒之下株连九族。尤其他以严刑苛法驾驭群僚，达到了残暴无德的地步。他还废除传之千年的宰相制，代之以高度集中的君权统治，把中国封建皇权发展到顶点。凡此种种，都只能堵塞言路，激化矛盾，为明王朝的统治埋下祸根。中国封建社会自宋代日益衰败后，至明代又进入极度腐朽的时期，朱元璋所确定的一系列暴虐和极端专制的制度也难辞其咎。
著名明史专家吴晗曾写过一本《朱元璋传》，很受读者欢迎。这本书的写作曾多次得到毛泽东的指导和帮助。在毛泽东中南海旧居书房里，保存有一部有吴晗亲笔题字：“送毛主席，请予指正”的《朱元璋传》的油印修改稿。书中有毛泽东用铅笔画出的多处标记。毛泽东在肯定吴晗在新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原作所修改的同时，又指出：“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指朱的晚年）。”所以，我们认为这确实反映了毛泽东对朱元璋的偏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