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明黜陟”：没有大功劳和明显政绩的人，不能升任二府（中书省和枢密院）官职。京师内外的官员，必须任职满三年，才可升迁。
2．“抑侥幸”，即限制大官僚的特权，防止他们的子弟窃据密阁要职，正郎以下官，包括路一级官、边远地区官员，必须任职满两年，才可享受特权。
3．“精贡举”，为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改革科举考试的内容。应先考策问和议论文，后考诗赋；除考核艺业外，也参考实际表现；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记硬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明经书的字义和道理。
4．“择长官”，由中书省和枢密院选派各路的转运使，提点刑狱和大州部的知州。由三司、御史台荐举州的长官，再由州一级的长官推举县一级的长官。
5．“均公田”，对京师外为官的人员依等级提供相对应的职田，使他们有足够的衣食来养活自己，同时督其廉政，对违法人员予以严惩或撤职。
6．“厚农桑”，要各路转运使劝谕本地人民，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各地县官应对水利工程定期治理，并定奖励考核制度，保证落实。
7．“修武备”，在京师附近地区招募强壮男丁，保卫京师，辅助正规军。这些卫士三季务农，一季训练，即可节省军费开支，又加强了京师的防卫。
8．“推恩信”，即有令则行，有禁则止，将朝廷实施的各种优惠政策落到实处，并派官吏检查执行情况。
9．“重命令”，朝廷要取信于民，不能朝令夕改。要真正做到各项命令能够兑现。
10．“减徭役”，将各州军的使院和州院衙署合并，减少杂役人员，还可派一些州城的士兵充任公役，将不应该承担公役的人，全部放回农村，减轻老百姓的负担。
仁宗阅奏大悦，立即按范仲淹的建议下诏令颁行全国实施。这样，便开始了以范仲淹为领导的庆历新政。为了保证改革的顺利推行，范仲淹十分重视吏治的整顿。他亲自选拔一批精明能干、正直清廉的官吏巡视全国，检查地方官的政绩并如实上报中央朝廷。范仲淹根据各人的政绩、才能和品德，对不称职的加以降黜，将有才德的人提拔上来，一时吏风大变。
但是，庆历新政触动了一大批守旧的大官僚的利益，朝廷内外阴云密布，诬声四起。支持范仲淹的石介被诬陷有废立皇帝的阴谋，范仲淹、欧阳修、富弼被斥为朋党。一时流言满天，人心惶惶。富弼为了避嫌，请求出使边地，其他支持者也纷纷出京，范仲淹自知新政已无法回天，也带职去视察河东和陕西。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范仲淹出贬邓州（今河南邓县）。庆历新政昙花一现地失败了。
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范仲淹疾病发作，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四岁。
【毛泽东评点】
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
宋韩（指韩琦）范（指范仲淹）并称，清曾（指曾国藩）左（指左宗棠）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
——摘自毛泽东的《讲堂录》，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91页，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版。
五代纲维横决，风俗之坏极矣，冯道其代表也。宋兴稍一振，然犹未也。逮范文正出，砥砺廉节，民黎始守纲常戒于不轨。其至也，朱程礼义之士兴，天下风俗，骚骚比隆东汉焉。
——摘自毛泽东的《讲堂录》，见《毛泽东早期文摘》第592页，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版。
范文正世家子，父丧，幼随母适朱，故名朱悦。初不自知其为范氏子也，人告以故，乃感激而泣。励志苦学，三年衣不解带。尝见金不取，管宁之亚也。公盖苏州人，子尧夫，仁侠似之，尝遇故旧于金，见窘于资，指赠以麦云。
——摘自毛泽东的《讲堂录》，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93页，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版。
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要改读婉约派。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婉约派中有许多意境苍凉而又优美的词。范仲淹的上两首（指《苏幕遮·碧云天》和另一首《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可算中间派吧：但基本上仍属婉约，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
——摘自毛泽东19167年8月1日对范仲淹两首词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鉴赏】
在青年毛泽东关于理想人格的表述中，把它分成圣贤与豪杰两大类，并认为这两类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以及他们的人格内涵是不一样的。豪杰主要是办事之人，他们尊奉圣贤之所重教，建功立业于当时，却难以穷究宇宙之真理，达不到立功、立德、立言的完美境界。而圣贤不仅有智、有功、有力，而且能具德、明道、传教，他们既可以成为办事之人，还能成为改造人类灵魂、净化世俗风气的精神导师。“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帝王，一代之帝王；圣贤，百代之帝王。”在青年毛泽东眼里，范仲淹既是办事之人，也是传教之人，亦即既为豪杰，又为圣贤。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多次谈到范仲淹，赞赏他幼时的为人和志向，对范仲淹为官砥砺廉洁，一改五代纲维横决，使黎民始守纲常而戒于不轨的教化之功深为仰幕。当然，毛泽东青年时期的这种圣贤创世、治世的唯心主义英雄史观，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已被彻底抛弃。
范仲淹“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为人“外和内刚，乐善泛爱，临财好施，意豁如也。”为政清明，勤劳奉公。他看到北宋积贫积弱的弊病，主持庆历新政，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精贡举、推恩信、重命令、择长官十项救补世弊的改革方案。镇守陕西时他“胸中有数万甲兵”，成功地抵御了西夏的侵扰。
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无论是在朝中春风得意时，还是遭贬黜失意时，他都不因自己的处境而改变自己的志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
退亦忧”。他时刻都想着为国家社稷尽忠，为天下苍生尽力。
范仲淹又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一生写下了大量的论著、文赋和诗词。他的《岳阳楼记》堪称不朽之名篇。言情写景，堪称双绝，其思想性和艺术性达到了高度统一。他的词感情真挚，音调铿锵。《渔家傲》一词，上承唐代边塞神韵，通过边塞的凄凉景象，表现边防将士的忧国深情，将文人词扩大到边塞的广阔天地，意境雄阔。从词史上说，他的词是五代以来婉约词风转变的开端，虽然它还没有后来东坡词那样豪迈宏伟，也没有稼轩词那样豪爽意气，但已明显区别于缠绵柔弱的词风。毛泽东认为范仲淹是介于豪放与婉约之间的“中间派”，就是指这个意思。
范仲淹立功、立德、立言于后世，可谓英名不朽，风范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