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深描与重绘：中晚唐历史演进线索的再思考
时至今日，我们对中晚唐历史的整体性思考依然笼罩在唐宋变革论的框架中[1]，循此脉络出发，学界大体公认唐代的前期与后期之间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甚至略带夸张地说除了仍旧维持李唐国号之外，唐前期与后期在政治、经济、制度、军事、社会乃至思想文化等诸方面都存在着显著不同。试想一个生活在初唐的士人如果有幸坐着时光机来到二百年之后，大概会感到举步维艰，充满了陌生感。曾经在天可汗的旗帜下，一度向西越过葱岭的帝国边界，此时已退缩到了长安附近，不但安西、北庭不复为唐所有，连陇右也被吐蕃占据。东部则藩镇林立，历来是华夏文明核心区的河北已成为王朝内部桀骜不驯的半独立区域。初唐井然有序的从三省六部延及地方州县的行政体系，已不再名实相副，处理政务的各项职能大都被名目繁多的使职所侵夺，而藩镇又有凌驾于地方州县两级之上的趋势。均田制的崩坏及府兵制的瓦解，引发了以两税法为核心的改革，随着赋税来源的变化，户部的职能渐被户部、度支、盐铁转运三司所取代。唐廷与藩镇间虽然战和不定，但双方的军队都由职业军人构成，而非被征发的农民。甚至作为一个士人，他发现从前作为官员常见进身之阶的门荫，此刻已远不如进士的头衔来得光鲜而有前途，所擅长的骈文与宫体诗歌，也渐不为人推重。当然如果穿越者是一名农夫或士兵，类似的陌生感恐怕也不会减少太多。以上的描述大约是治唐史的常识，因此或可以说在同一个国号下存在过两个面貌迥异的“唐王朝”。[2]
这一切变化，似乎都可以用天宝十四载爆发的安史之乱来划分先后，因此安史之乱也被公认为唐王朝盛衰的转折点，素来受到学者的瞩目。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日本学界转而强调从欧亚史这一更宽广的角度观察中国与邻接游牧帝国的互动[3]，安史之乱的意义进一步被放大，甚至被认为是辽、金、元一系列征服王朝的前身。[4]不过值得思考的是，既往研究只是将安史之乱作为政治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加以标识[5]，讨论更多的其实是安史之乱产生的影响及意义，因而多少忽略了对这一掀起巨大波澜事件过程本身的探究[6]。如果我们要重新把握安史之乱的性质，尤其是在更长的时间维度上界定其影响，那么重新聚集于燕政权本身，无疑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