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辩论开始。
原告方面先发言，就法庭调查的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陈述意见。
救助局的代理律师说：“本案基本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事发当时，嘉达油轮主动向我方求援。因情况紧急，双方通过邮件约定救援方式和费率，并明确自救援船只出发开始计时收费。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电子邮件亦视为书面形式，且其内容符合合同成立的法定要件，属于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此后，我方履行合同义务，使对方油轮成功脱浅，安全靠泊维修，总耗时长达六天，理应按照合同约定获得全额报酬。”
老律师虽然一口广普，听着略费劲，但逻辑清晰，有理有据。
陆菲听他说完，觉得庭审进行到这里差不多就该结束了。既然双方约定白纸黑字，一方干活，另一方付钱，天经地义。更何况还是救援性质的服务，人家救了你，你不千恩万谢倒也罢了，至少把钱付了呗。
但该走的程序还是得走，她看向被告方的小朋友代理人，甚至带着一丝不忍。
身披黑袍的叶行看起来更加孤冷，他略倾身，调整了一下话筒，不急不慢地开口：“船东方面对合同的订立，及其中约定的救援方式和费率均无异议……”
陆菲以为他又要像法庭调查阶段那样滑跪了，但就在这个时候，他说了一个“但是”。
“但是，”叶行说，“在驳船转运部分原油后，恰逢涨潮，嘉达油轮随水位升高脱浅。此时客观条件发生变化，属于法律规定的情势变更。此后嘉达油轮自行驶离，救助局也并未进行合同约定的拖带作业，如继续按照原合同约定费率计费，对于船东一方显失公平。我方当时以及事后曾多次尝试与救助局重新协商，遗憾未能达成一致，请求法庭结合实际情况，裁定变更或者解除合同，重新计算救援费用。”
陆菲在航校的专业课上学过一点海商法的基础，此外也上过民法的公共课，这时候听得半懂不懂，完全没想到还有“情势变更”这个点，只觉他说得好像有几分道理，其实却又是为了讨价还价的诡辩。
对庭双方早经过几次调解，救助局方面并不意外。于凯已在神游，可能只有她着急，就想听对面老律师如何还击。
老律师不负她望，说：“嘉达油轮之所以能够脱浅，是因为救助局的驳船履行了转运原油的合同义务。此后虽未进行拖拽作业，但因事故船载脱浅后存在船体破裂的风险，我方拖轮全程护航，并派遣潜水队携带水下探查设备实时监控，救援队携带围油栏等应对原油泄露的装备现场待命，直至事故船安全靠泊维修。最终达成的合同目的不变，产生的设备运营成本和人员开支也并不比原救援方案少，理应按照合同约定获得全额报酬。”
叶行却又道：“救助局作为国家设立的专业救助单位，其职责核心是保障海上安全、防止海洋污染。其进行的护航、监控、待命等行为，是履行其法定行政职责和公益使命的一部分。我方船只实际也并未发生原油泄漏、污染海洋的情形。若救助局将其法定职责范围内的风险监控、预防性守护行为全部纳入商业化收费，无异于将公共安全责任变相转嫁给个别商业主体。于法无据，于理不合。”
这番话，他仍是带着那种沉着的，几分超脱的态度说出来的。
陆菲却已目瞪口呆，她在航校的专业课上听过不少油轮泄漏的案例，知道那是多大的灾难。如果真的发生，船东也将面对巨额赔偿，相关人等还要负上刑事责任。
事发当时，嘉达油轮向救助局求救，必定想到过这种可能的结果。此后从脱浅到安全靠泊的整个过程，他们享受了救助局提供的救援、护航和监控，规避了巨大的风险。即使真的发生泄漏，旁边有人有设备，马上可以控制污染范围，费用和责任都是可控的。结果等到脱险，他们翻脸不认人。
此时再看叶行，她只觉错愕。讨生活不能挑案子，她是理解的，但何至于做到这一步？她甚至难以想象，一张好看的脸，怎么能说出这么不要脸的话来？
老律师的回应也确实跟她想的差不多：“我方是事业单位，但出动大型专业船舶和设备会产生巨大的运营成本、能源消耗和人员开支。这些预防性措施是针对贵方特定危险的专属投入，保障的是贵方特定的财产利益，而非一般性的海上巡逻。占用我方有限的专业救助资源，理应对产生的成本进行补偿。公益属性不等于免费服务，否则国家财政和纳税人不堪重负，最终损害的是公共救助能力本身。”
陆菲在心里为老律师喝彩，要不是法庭纪律禁止鼓掌，她就真的鼓掌了，还要喊一句：说得好，打他的脸。
叶行那边却也由此转进，态度还是淡淡的，说：“我方认可救助局的付出，也并非不愿意付费，而是希望法庭根据实际情况，本着公平的原则，裁定一个更加合适的收费标准。”
那这个收费标准是多少呢？陆菲暗暗抬杠。
就像是回答她的问题，叶行开始算账：“我国是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的缔约国，在无合同约定的情况下，海难救援应当遵守国际通行的‘无效果-无报酬’原则，按获救财产的价值为基础计算。”
陆菲一下猜到他打的算盘，她看到过事故船，那是艘阿芙拉型的小油轮，而且船龄好几十年，真要估值的话，可能就剩卖废钢的钱了。如果按“无效果-无报酬”原则，算出来的金额估计比按时计费要低，而且那船上运的原油可比船本身贵多了，既然按价计费，船东事后向货主分摊救援费用，自己承担的部分也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