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念海先生与中国历史地理学
辛德勇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业师史念海先生这部论文选集，让我就先生的学术业绩写几句话，附在其中，以供读者参考。
回想初入师门，问学于先生，一转眼已经过去三十八年。近四十年来，德勇所学无多，所为更加寡少，深感愧对先生殷殷教诲。惟放眼整个历史地理学科，面对许多重大问题的宏观认识和深入研究，若是认真审视一下先生为我们打下的良好基础，仍然会带给我们诸多启示。
去年夏天，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成立二十周年的庆祝会上，我曾以“历史地理学的大模样”为题，做了一个简短的讲演。讲演中，我第一次面向全国同行，公开表述了我对历史地理这门学科在中国的产生历程的认识。
我认为，真正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历史地理学，或者也可以称之为“当代历史地理学”或“现代历史地理学”，它是在二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才在中国大陆上逐渐建立起来的，而我的老师史念海先生，就是这个学科最核心的创建人之一。
认识史念海先生相关研究的学科创建意义，需要从如下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是学术潮流的变迁，二是先生个人的研究历史。
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研究相关问题的学科，称之为“沿革地理学”。这样的“沿革地理学”研究，主要聚焦于疆域变迁和政区沿革。按照我个人的看法，由传统的沿革地理研究转变为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历史地理学，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顾颉刚先生奠定基础的，而这一奠基工作主要是通过创设禹贡学会和创办《禹贡》半月刊来实现的。其实更准确地说，我认为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对在中国建立当代历史地理学起到的只是一种奠基的作用，这本是承自史念海先生的观点，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渊源和发展》这篇文章中（此文收入先生文集《河山集》六集）先生就明确提出了这样的看法。
不管在禹贡学会，还是在《禹贡》半月刊的作者中，史念海先生都从一开始，就是其中的核心成员。过去，在中国的历史地理学界，除了史念海先生和敝人以外，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认为禹贡学会的组建和《禹贡》半月刊的出版发行，就标志着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已经在中国建立起来。
但禹贡学会的基本成员和《禹贡》半月刊的作者，是以在校大学生和大学毕业未久的青年教师为主体，其学术经历、学术视野和学术认识的深度，总的来说，都还相当稚嫩，远不足以承负这样的历史使命。从总体上看，《禹贡》半月刊上所刊载的论文，不仅学术深度有限，而且论文所涉及的问题，大多还局限在传统沿革地理的范畴之内，这些作者并不具备超越于传统的现代学术观念。
事实上，据侯仁之先生介绍，在禹贡学会活动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欧美世界的“现代历史地理学”也还刚刚兴起不久。因而，即使当时确实想要全面采用西方现代历史地理的学科理念和方法，实际上也是难以做到的。
禹贡学会成员的研究论著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其他中国学者的研究论著表明，当时并没有实现由传统的沿革地理学向西方新式历史地理学的转变，甚至根本就没有人明确提出过这样的主张。禹贡学会所规划的研究内容，只是编制历史地名词典和绘制历史地图等，这只是一些传统的工具书而已。
其实了解到欧美历史地理学的实际进展状况，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基于当时中国学术在整体上相对于欧美国家的滞后程度，以及沿革地理在中国的深厚传统所造成的惯性，以禹贡学会为代表的中国学术界所做的研究，其在总体上未能逸出于沿革地理范畴之外，这本来是非常合乎情理的事情。
尽管如此，顾颉刚先生通过禹贡学会的工作，聚集并培养了一批有志于从事历史时期地理问题研究的青年，为建立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奠定了重要基础。后来实际创立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几位代表性学者，如史念海先生、侯仁之先生和谭其骧先生等，都是禹贡学会的主要成员。
“七七”事变以后，由于日本军队全面侵华，禹贡学会的工作被迫中辍，但通过禹贡学会的工作，在这批有志于研究中国历史时期地理问题的青年学者当中，有一部分人已经开始积极探索在传统沿革地理研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顾颉刚先生对此给予了积极的鼓励，并明确指导这些学者，传统的沿革地理要想实现研究范畴的突破，首先要用地理的变化来说明问题，要运用地理学的理论从事论证，为此，应该尽量学习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地理学。
正是在顾颉刚先生的指导和帮助下，史念海先生开始了突破传统沿革地理学桎梏的积极探索。大致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期开始，在研究问题时，先生已不再仅仅关注传统的疆域变迁和政区沿革之类的问题，而是着眼于人口迁徙、边疆开发、交通运输、都城选址、军事地理方略、地理环境对社会的影响等一系列历史时期的经济和人文地理问题。这些研究，可以说为他日后在中国参与创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积累了非常切实的体会。
我把先生这些研究工作只看作是一种“体会”的积累而不是实际的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历史地理研究工作，是因为如果单独看其中某一项内容，当时都还另有一些人也在从事着同样的研究，而纵向审视历史学的研究内容，这样的内容还只能说是历史学的常规性研究；顶多只能说是对历史学常规性研究内容所做的非常有限的扩展。实事求是地讲，在这里，我们并没有看到历史地理的图景。
很多年来，颇有那么一些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长的学者，在叙述包括学科、学术以及其他一些文化要素的发展历程时，动辄声称某某学术内容中国古已有之，甚至“自古以来”就生之于斯、长之于斯，这块地方的东西什么都不比外边差，而且尽可能地把啥都算作天下第一。然而真实的历史并不是这样。各种现代学科，绝大多数都是起源于西方，而这些学科的产生和发展是基于一个共同的学术和文化基础。在此基础之上，各个学科既成严密而又完整的体系，不同学科之间也都存在着内在的有机联系。站在这样的立场上来看待历史地理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就不能不首先关注相关现代学科引入中国的背景。
如果再退后一步，从一个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来看的话，或许自然而然地就会触及学术发展的深层机制问题。在这一方面，中国的历史学界，很多年来，一直畅行陈寅恪先生的“新材料说”（为陈垣《敦煌劫余录》所撰序文），即借由新史料（如所谓“敦煌文书”）来推动学术面貌的变革，具体来说，就是“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尽管这样的说法未必能够真切体现陈寅恪先生对学术发展根本机理的看法，但绝大多数中国学人却是将其视作升堂入室的不二法门。
然而我看中国的学术实践却不是这样一种情况。即以北宋中期的学术大变革而言，引领这一变革的，首先是新生的学术思想，是新思想促使学人们竞相寻求和利用诸如钟鼎铭文这样的新材料，而不是倒转过来，是由那些盗墓贼的铁铲开辟了学术前行的通道。具体看历史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更丝毫见不到陈寅恪先生所讲的这样一番道理。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前，相关的学术背景是：西方的现代地理学已经比较系统地引入中国，其间也有一部分翻译介绍性的论著，在一定层面上，对历史地理学多多少少有所涉及，但整个中国学术界对这一学科还缺乏最基本的认识，甚至连一知半解都还谈不上。如果一定要说西方的学术观念对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有什么实质性影响的话，那么，新式地理学所研究的崭新而又广泛的内容，无意间会启发很少一部分中国学者把研究的目光也投向古代相同的领域和问题——我想史念海先生上述新的探索，恐怕主要就是出自这样的缘由。史念海先生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渊源和发展》一文中曾经用“地理化”一词来概括沿革地理学在这一时期所出现的变化，尽管对相关内涵所涵盖范围的理解，我同先生还多少有些差异，但在这里，我想若是借用此语来表述先生本人的学术探索的话，应该是恰如其分的。
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形成产生关键作用的一位学者，是北京大学地理学系的侯仁之先生。1950年7月，刚刚从英国利物浦大学留学归国、在燕京大学任教的侯仁之先生，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的文章，针对1950年春教育部规定的大学历史系“中国沿革地理”这一选修课程的设置，对历史时期地理问题的研究，提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看法。
在这篇文章中，侯仁之先生不仅主张把“中国沿革地理”这一课程名称改换为“中国历史地理”，同时他还明确提出，这门学科所研究的内容，不能再以历代疆域的消长与地方政治区划的演变为主，而是要以不同时代地理环境的变迁为主，举凡每一时期中自然和人文地理上的重要变迁，如气候的变异、河流的迁移、海岸的伸缩、自然动植物的生灭移动以及地方的开发、人口的分布、交通的状况、都市的兴衰等等，都应包括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