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我国历史上人口的迁徙
一、自远古至于春秋时期的迁都和迁国
人口的地区分布是会因时而有变化的。变化的原因和方式不尽相同，迁徙应是其中最为主要的一种。
人口的迁徙自古已然。古史简略，往往难悉究竟。然聚族远徙，有些还是历历可征。夏商诸代皆曾频繁改易过它们的都城。都城改易正说明主要族类的迁徙。因为改易都城时，原来居住在都城的族类殆皆随同前往，无所遗漏或豁免。《尚书·盘庚》三篇的叙述可见一斑。及武王灭纣，微子受封于宋，其余相当多的部分遗黎为周人徙之于洛邑[87]。而鲁国亦得殷民六族[88]。就在周代，这样迁徙仍时时见于简编。杞国始封地在汉时的雍丘（今河南省杞县），先春秋时已徙于鲁东北[89]。燕国始封当在今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亦于先春秋时辗转北徙[90]，至于今北京市。杞燕迁徙，史有阙文，已不易悉其端倪。入春秋后，迁国之事仍屡见不鲜。然外因实多于内因。郑国始封在今陕西省华县[91]，西周末年，丰镐沦丧，乃东迁于虢郐之间[92]。许国所封，本在今河南许昌市。许国曾频繁迁徙，然其三迁于夷（今安徽省亳县南）[93]，五迁于白羽（在今河南省西峡县）[94]，实出于楚国的安排。当时居于华族周围或与华族杂居的非华族亦曾陆续迁徙。戎子驹支由瓜州迁到东周王畿的附近[95]，而茅戎则由大河之北迁到伊洛流域[96]，前者系由晋国所迁徙，后者殆为他们自己乘机的发展。这里所举的只不过是其中较为彰明显著的事例，其他就不遑枚举了。
二、秦汉时期的人口迁徙及其有关的策略
到了秦汉统一王朝的肇建，版图有了较大的开拓，人口迁徙也就时有所闻了。秦汉王朝的人口迁徙，有两个主要策略：一是强干弱枝，另一则是实边。秦始皇初并天下，就徙各地豪杰和富有的人家于都城咸阳，这一下就徙了12万户[97]。这样大规模的徙民是以前所未有的。接着又南征北伐。南取陆梁地[98]为桂林、象郡、南海，迁徙有罪的人50万，南戍五岭，和越民杂处[99]。又北伐匈奴，悉收河南地，筑44县，并迁徙有罪的人到那里去居住[100]，这是最初的迁徙，究竟迁徙了多少家未见记载。过了两年，又迁徙了3万家[101]。秦社倾覆时，赵佗据有岭南，当时迁戍的人大概就在当地居住下去。迁到阴山之下和河南地之人，由于匈奴再度南向牧马，大致都又返回到内地了。
这两宗策略到汉时继续运用，其中强本弱末的策略就倡之于娄敬。娄敬认为秦亡之时，诸侯能够兴起，因为它们的贵族并未完全被摧毁。就像齐国的田家和楚国的昭、屈、景诸家，都曾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他们的力量在楚汉战争中都不至于受到任何损失，各处还有当地的豪杰之士，这样一些地方势力是不能轻易忽视的。当时汉朝已确定建都于关中。关中虽为秦的故都，在战乱中人口大量的减少，显得非常空虚。况且匈奴又复南下，距长安最近的路程只有700里，轻骑一日一夜就可达到长安城下。这就不能不考虑到如何防御的问题。因此，娄敬就建议迁徙旧日齐国的田家，楚国的昭、屈、景诸家和赵、韩、魏几国王室的后人以及豪杰名家到关中来，这样既可以防备匈奴，万一关东有事，也可以率领这样一些人东去征讨。这样的建议得到汉高帝的采纳，一次就迁徙了十余万口[102]。这样的强本弱末的策略此后仍继续使用，而徙人口于诸帝陵寝，遂成为两汉一代的故事[103]。
汉朝疆土的开拓，以西北各处最为广大。新开拓的疆上殆皆取之于匈奴。匈奴为习于游牧的族类，为汉军所战败，辄举族远徙，所遗留者仅茫茫的草原。汉既得新地，就不能不为之迁徙人口。这不仅汉时如此，就是秦时以及战国燕赵诸国固莫不皆然。汉武帝时再度收复河南地，始置朔方、五原两郡，当年就徙朔方10万口[104]。后来还有一次大规模的迁徙，迁徙的人数多达725000口[105]。至于迁徙的地方，有关的记载不尽相同。《汉书·武帝纪》说是徙于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5个郡。《汉书·食货志》说是“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汉书·匈奴传》则说：“浑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降汉，凡四万余人，号十万。于是汉已得浑邪王，则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在这些不同的记载里，所涉及的郡大部分都在西北，独会稽位于东南，相距实远。这次迁徙固然是解救关东贫民的困境，实际上却是巩固西北的边防，这事与会稽无涉。《武帝纪》所说的会稽郡当系误文。这里所说的西北各郡，其中陇西、北地，西河、上郡，皆系旧郡。人口虽皆不多，但较之朔方、五原两处新郡，还应该是有一定的基础的。况且自朔方、五原两郡建立之后，往朔方徙民只有一次，五原未见记载，可能尚无较大规模的移徙。这次徙民殆未必尽舍新郡而充实旧郡。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原来皆游牧于河西各处。浑邪王降汉后，分徙其人于黄河之南[106]，是河西已无若何人口。因而这次徙人，当如《匈奴传》所言，乃是包括河西在内[107]。在此以后，由于武威、酒泉两郡地增设了张掖、敦煌两郡，再次徙民到这些地方去[108]。这几次迁徙人口都是由内地迁往边地，也是由狭乡徙到宽乡。可是在稍后的时候，由于武都氐人反，就分徙其中一部分到酒泉郡[109]，这样的迁徙和前几次就不很相同。其实当时边地人口所属的族类是相当复杂的。一般称为葆塞蛮夷。这些人如何居住边塞近旁，已难具知。不过有两个县值得在这里提出：一是上郡的龟兹县，在现在陕西省榆林县北，一是张掖郡的骊靬县，在现在甘肃省永昌县附近。汉县命名，一般都是有所取义的。这两县的得名显然是当地有龟兹国人和骊靬国人。龟兹国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骊靬更远在龟兹之西，当在今地中海畔，西及于意大利国[110]，这两国的人口是怎样迁徙来？那就不可得而知了。
三、东汉魏晋时期人口的稀少和周边诸族的内徙
到了东汉，人口的迁徙就和西汉不尽相同。东汉都于洛阳，而洛阳就在关东。东汉一代似未运用过强本弱末的策略。东汉对于边圉的宁谧亦素所关心，未敢轻易忽略，但大举为实边而迁徙人口却是未之多见。不仅未大举迁徙人口于边郡，就是内地人在边郡的，也为当地人所仆役，不得与齐民相等[111]。就在东汉初年，承连岁争战之后，“边陲萧条，靡有孑遗，障塞破坏，亭队绝灭”，显得人口非常稀少。当时曾经派遣专人分筑烽候堡壁，兴立郡县，或空置太守令长，以期招还人民。首先是光武帝对此就不感到若何兴趣。他曾经说过：“今边无人而设长吏治之，难如春秋素王矣[112]。”不仅这样，他还更进一步，迁徙雁门、代郡、上谷吏人6万口，安置到常山关和居庸关以东[113]。居庸关今仍为居庸关，在今北京市西北。今北京市当时为广阳郡蓟县，为幽州刺史治所。刺史治所是不能说成边郡的。常山关在今河北省唐县西北。今唐县当时也称唐县，为中山国属县。中山国隶属于冀州。冀州的郡县都不能说是边地。这次迁徙雁门、代郡、上谷三郡吏民是因为匈奴侵扰河东州郡的缘故。这次三郡内迁之后，并未再度遣返。可是匈奴南部却因之转居塞内[114]，使边郡受到威胁。
东汉未能多向边地迁徙人口，但不能不防止边地人口向内地迁徙。远在西汉时就曾经颁布过禁令，禁止边地人口潜返内地。这条禁令到东汉时仍然在执行着，似乎相当严格。但边地人口的大量减少，却也是事实。这由《续汉书·郡国志》所载的顺帝永和五年各郡国人口数字可以略见一斑。五原郡10县，有户4667，有口22957，平均每县467户，2296人。朔方郡6县，有户1987，有口7843。平均每县331户，1307口。敦煌郡6县，有户748，有口29170。平均每县才有125户，4862口。这在全国说来都是最低的。西汉边郡人口已经很少，东汉就更少了。
这里所说的东汉时边地人口的稀少，只是当时政府户口册籍上的稀少，实际上边地的人口并不是就减少到这样的地步。填补这样的空白就是周边各从事游牧的族类的大量内徙。本来沿边各郡早就有从事游牧族类的杂居，到这一时期，迁徙到塞内的游牧族类就陆续相继，前后不绝。他们迁徙的原因各有不同。有的是强力迁入的，有的是逐渐渗入的，有的是得到当时统治者的许可，甚至一些统治者还强制他们向内地迁徙。西汉中叶后，匈奴内部分裂，呼韩邪单于就请求迁居于汉光禄塞下[115]。东汉更听许南匈奴单于入居西河美稷[116]。光禄塞还在阴山之下，美稷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西北，已在河套之内。南匈奴单于既居于美稷，其侯王也相随内徙，分布到沿边八郡[117]。曹操更以之分为五部，因而散布到并州各处[118]。当时凉州境内羌族和汉人杂居，也是相同的情况。从东汉时起，政府更是主动迁徙若干近于边境的族类居于内地。因而他们就一再迁徙羌人居于渭水的上游，具体说来就是当时的天水（治所在今甘肃省甘谷县）、陇西（治所在今甘肃省临洮县）、扶风（治所在今陕西省兴平市）三郡[119]。渭水上游还犹可说，更东还迁到冯翊（治所在今陕西省大荔县）和河东（治所在今山西省夏县西北）[120]。当时所谓三辅，是包括京兆尹、左冯翊和右扶风三部分。左冯翊和右扶风在东汉初年即已都有了迁徙来的羌族，所剩下的只有京兆尹一隅，也就是西汉时都城的所在地。可是东汉中叶，这一隅之地也迁徙来相当多的羌族[121]。东汉王朝这样的措施是认为迁徙这些本来从事于游牧的族类于内地，当更容易加以统治。到三国时期，魏国还是执行这样的策略。魏武帝就曾徙武都（治所在今甘肃省成县西）氐族于秦川[122]。其后更徙凉州休屠居于安定（治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123]。至于乌桓的内徙以及鲜卑族入居于并州，都是这种策略推行的结果[124]。甚至辽东塞外的高句丽，也被迁徙到河南郡的荥阳县（今河南省荥阳市东北）[125]。就在西晋初年，这样的情形还在继续下去。匈奴由塞外迁徙来的更多，分别居住在河南故宜阳城下和雍州[126]。晋时雍州在华山、陇山之间，实为今陕西省的关中部分。宜阳城当在洛水下游，今河南省宜阳县西。晋时宜阳仍为县治，隶属弘农郡[127]，不当说是故城。弘农郡有杂胡，当系这时迁徙来的。
四、郭钦、江统遣送迁至内地诸族各返故地的建议
迁徙到内地这些游牧族类大致有多少人口？这不容易说得清楚。前面说过，曹操秉政时，曾分内徙的匈奴为五部，分居故泫氏县、祁县、蒲子县、新兴县和大陵县。据说居于故泫氏县的有万余落，居于祁县的有6000余落，居于蒲子县的有3000余落，居于新兴县的有4000余落，居于大陵县的有6000余落[128]。西晋时迁徙到故宜阳县的有2万余落。迁徙到雍州等处的，其中两批共有40800人，另有一批凡10万余口。同是匈奴族，分支也不尽相同，据说共有19种[129]。氐羌两族迁于关中的也非少数。据说当时“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多少，‘戎狄’居半”[130]。就是迁徙到荥阳的高句丽，“始徙之时，户落百数，子孙孳息，今以千计”[131]。这样众多的迁徙人口，与晋人杂居，无怪要引起当世若干顾虑。
就在西晋初年，郭钦和江统都提出遣送这些迁徙来的游牧族类各回故地的建议。郭钦主张“出北地（治所在今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西河（治所在今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安定（治所在今甘肃省镇原县东南），复上郡（西晋时已无上郡，东汉时上郡治所在陕西省榆林县南），实冯翊”。他还主张“渐徙平阳（治所在今山西临汾市西南）、弘农（治所在今河南省灵宝市东北）、京兆、上党（治所在今山西省潞城县东北）杂胡”[132]。江统提出迁徙并州之胡和荥阳高句丽的主张，对于关中的氐羌两族更为关心。因主张“徙冯翊、北地、新平（治所在今陕西省彬县）、安定界内诸羌，着先零、罕、析支之地；徙扶风（治所在今陕西省眉县）、始平（治所在今陕西省兴平市）、京兆之氏，出还陇右，着阴平（治所在今甘肃省文县）、武都之地”[133]。以现在的地理来说，匈奴族的居地主要是在山西省的中部和东南部，一直分布到汾水下游的临汾市和太行山西的高平县。就是现在的河北省的西北部和陕西省的北部，以及甘肃省的东北部和河西都有他们的踪迹。至于羌族和氐族，则陕西、甘肃两省的渭水上游以及关中等处实为他们主要的居住地区。这些建议都未能得到重视和实行。
郭钦和江统都没有提到鲜卑和羯族。这里不妨略为论述。远在汉朝，鲜卑已逐渐向南迁徙。其时就有辽西鲜卑、辽东鲜卑、代郡鲜卑等名称[134]。这是指居住于这几郡塞下的鲜卑而言[135]。其实当时入居于塞内的亦殊不少，与当地齐民并处。由汉末至于魏晋，称兵北土者，习常招募鲜卑人为兵，往往多至数万[136]，可知并非寻常。这和南匈奴的移居西河、朔方等郡略相仿佛，不过南匈奴的内移，是得到东汉王朝的允许，几乎是倾国的移徙，鲜卑的入居塞内，只是逐渐的渗入，不为守土之臣所注意而已。当时内徙的鲜卑族分布于现在河北和山西两省的北部，更有远至甘肃省中部和青海省的。建立燕国的慕容氏当系出辽西鲜卑，而迁至今青海省的，后来就建为吐谷浑国[137]，至于建立后魏的拓跋氏一支鲜卑，则是由瀚海东侧南迁的[138]。
羯族就是十六国时期建立后赵的石勒所出的族类。史书谓石勒之先为匈奴别部羌渠之胄。羌渠为入塞的匈奴19种之一，也受单于的统领[139]。既为匈奴的一种，当是与匈奴其他种先后迁徙到内地的。由于羯人高鼻深目多须，和匈奴不同，后人认为《魏书》有者舌国，《隋书》有石国，都于柘折城，即今天的塔什干，石勒的祖先可能就是石国人，移居到中原来的[140]。如果石勒为石国人，他一个家族远道东来，也并非不可能的。就像西汉时龟兹国人那样，有一部分远道东来，西汉为之设县居住，同样也是可能的。可是冉闵后来诛诸胡羯，竟多至20余万[141]，这不是一个小的数目。可见羯人并未就被杀绝。当时慕容儁就曾迁徙鲜卑胡羯三千余户于蓟（今北京市）[142]。后来苻坚灭慕容暐，还曾徙关东豪杰及诸杂夷10万户于关中[143]。此事引起了苻融的疑虑，一再道及。就在淝水之战之前，还曾说过：“鲜卑羌羯，布诸畿甸”，“鲜卑羌羯，攒聚如林”[144]。既以羯人与鲜卑羌胡并提，可知并非少数。这些羯人之中可能有其他诸胡混称的，但羯人仍当居有最多的数目。这样众多的羯人是如何迁徙到黄河流域，又因为什么缘故这样大批东徙的，似还有待于继续探索。
由周边地区迁徙来的这许多的族类，自然和当地人口杂居。可是封建王朝却一直没有适当的民族政策，一切都是听从自然的发展。汉族既未能使大家融洽无间，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又反来造成许多裂痕。西晋末叶，永嘉年间（公元307-312年），各族人民乘着晋朝政府腐朽的机会，起来反抗，各族的酋长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利，又互相混战起来，使黄河流域陷入了极端不安的境地。
五、汉魏之际社会不安和战争骚扰与人口的迁徙
永嘉乱离促成了黄河流域人口的大量向南迁徙。这是历史上一宗重要的变化。其实黄河流域人口的向南迁徙，在此以前并非绝无仅有，这里不妨略做回顾。远在西汉之时，黄河流域的人对于长江流域的自然条件诸如气候等方面还有感到不适之处。随着岁月的推移，人们既要利用自然，同时也就要克服自然，原来的不适之处是会逐渐转为能够适应的。东汉末年，统治阶级的混战，黄河流域受到相当严重的破坏，邑里丘墟，人民**析，向来人口最多的地区，差不多都发生逃亡现象。比较说来，江东、巴蜀以及辽东各地兵争较少，遂多为流人所归。尤其是避乱到江东、巴蜀者更多。大概是三辅、南阳各地的人民多迁入巴蜀[145]，徐州一带的人民则多迁到江东[146]，这里所说的还是人民自由的迁徙，当时的统治者更大批的强迫迁徙。孙策破庐江太守刘勋于皖城。尽夺其所得袁术的百工及鼓吹部曲三万人，皆徙到吴地[147]。孙权又攻庐江太守李术于皖城，复徙其部曲三万家[148]。在蜀汉一方面也积极迁徙人口。诸葛亮初出祁山，就拔在现在甘肃天水西南的西县人民千余家于汉中[149]。后来姜维又徙武都氐和凉州胡于蜀郡，并且还从洮河流域迁徙了许多人民[150]。因为当时人民既纳口赋，又服兵役，有了人口则财政和军力俱可得到若干程度的解决，所以各国皆设法招徕人民，甚至以武力抢夺人民。
就以吴、蜀两国政府来说，比较重要的人物多为由北方迁来的。在吴国这种迁来的人物几占半数，在蜀汉几乎达到了三分之二[151]。这些统治阶级人物自表面看来，关系似不甚大。其实当时人口的迁徙常是成群同行。同行人中或者是宗族、亲党，或者是地主阶级的部曲，前行者已得一相当安逸的住所，后边就络绎相随。如邴原避难于辽东，一年之中往归者数百家[152]，田畴避难于现在河北遵化境内的徐无山中，数年之间，竟聚集到五千余家[153]。这种情形在蜀汉、吴国政府比较重要的人物中也可以看出来。麋竺的家本在东海，原有僮客万人，他追随刘备，曾以奴客二千人佐备军[154]。鲁肃由淮南入吴，将轻侠少年数百人同行[155]。吕范也是率领了私客百人依附孙策[156]。这虽然是几条例证，可以看到当时南方人口的增长是有各种不同的方式的。
六、西晋末年永嘉乱离和中原人口的南渡
西晋末年的永嘉乱离，较之汉魏之际豪强混斗对社会的破坏是要严重的多了。这时的乱离主要在黄河流域及其以北的地区。秦岭和淮水以南虽也受到波及，但还不至于那么频繁。更南的长江流域由于距离黄河流域稍远，就显得平静安谧。乱离地区的人口为了避难，就纷纷向南迁徙。当时北方的司、冀、雍、凉、并、兖、豫、幽、平诸州皆有遗民南渡[157]。这是说，远至现在甘肃省河西各处和辽宁的辽河两岸，都有向南方迁徙的人口。就在乱离的初期，南迁人口之多，竟已占到北方原来人口的十分之六七[158]。这就不能不是有史以来巨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