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迟暮（落寞晚景）[456]
七十五、“好久没有在绿茵场上出现”
翻开1949年至1980年大陆任何一部（篇）公开出版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专著或论文，都不会发现张爱玲的名字。196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内部发行、魏少昌主编的《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有范烟桥的长文《民国旧派小说史略》，在评述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通俗文学时，曾经用突出的篇幅介绍了张爱玲其人其文，认为她的作品有其“独特的风格，富于传奇性的题材和秾丽的笔调”，在当时“引起读者的惊艳”。[457]在旧小说鸳鸯蝴蝶派的范围内对她做了一定的肯定。历史有时候真像任人打扮的姑娘，真假美丑任人评说，但终究会显现不可移易的本来面貌。80年代初，中国重新打开了通向外部世界的窗口，因而才有了张爱玲与大陆亲人的通信联系，也才有了大陆逐渐升温的“张爱玲热”。解放了思想、拓宽了视野的学术界，从70年代末期就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拨乱反正”工作，大批现代作家或重回文学史家园，或重换了面貌和座位，但在很大程度上是让他们回到50年代编制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棋盘上，更深入地研究发掘须待史家们更新文学观念。随着研究的深化，随着对海外华文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引进介绍，张爱玲终于“浮出历史地表”，被史家们请回文学史，并开始在40年代文坛的最偏僻的一角给了她一小块地盘。第一位引荐者，是上文提到的张葆莘。在80年代上半叶，张爱玲研究在大陆已有了一些成果，1985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一书，使张爱玲第一次被列入了大陆文学史的排行榜。80年代中期以后，张爱玲的小说散文迅速地被多家出版社推出并大受欢迎。大陆读者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发现了这位年过六旬的“新”作家，大批“张迷”应运而生。而学术界对张爱玲的兴趣，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的传入关系极大。
读者对张爱玲的喜爱，与柯灵先生《遥寄张爱玲》一文也有一点关系。该文首发于1985年第2期《香港文学》，首次修改稿刊于1985年4月第4期《读书》，再次修改稿发表在《收获》杂志1985年第3期，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该文回忆了40年代与张爱玲交往和她参加第一次文代会的情况，提供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还评析了张爱玲的创作成就，并以老友的身份向张爱玲祝福。该文以“不见张爱玲三十年了”开头，结尾是：“我在北方湛蓝的初冬，万里外，长城边，因风寄意，向张爱玲致以良好的祝愿，亲切的问候。”文章材料新颖、声情并茂，感动了不少读者。但他对《秧歌》《赤地之恋》的某些批评有言过其实之嫌，后来受到高全之等人的反批评。[458]
然而，柯灵的祝愿张爱玲听不到，他的“遥寄”实在是无法寄达，此时的张爱玲，正在受皮肤特殊敏感症的骚扰，东奔西走。但是对于大陆出版界没有征得她的同意，到处出版她作品的事，她是知道的，而且很不满。她曾授权李开弟先生处理她的作品的大陆版权，但李开弟年事已高，无法应允，侵犯版权的事也就一再发生了。
此时，张爱玲的作品在香港、台湾也有盗版出现。1988年前后，有人将她50年代的旧作《小艾》发掘出来，分别在台港两地刊载，完全是在没有通知她并征得同意的情况下干的。香港还出了单行本《小艾》，用的不是原来的笔名梁京，直接用张爱玲的本名。对这些做法，张爱玲也十分不满，她只好把自己的旧作一一搜罗整理，以《余韵》和《续集》为书名，分别于1987年、1988年由皇冠出版社出版。
《余韵》收录了旧作《散戏》《中国人的宗教》《“卷首玉照”及其他》《双声》《气短情长及其他》《我看苏青》《华丽缘》及《小艾》，其中对后两篇略有改动。
《续集》收入了《关于（笑声泪痕）》《羊毛出在羊身上——谈（色，戒）》《表姨细姨及其他》《谈吃与画饼充饥》《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等散文，60年代的电影剧本《小儿女》《魂归离恨天》，短篇小说《五四遗事》的中、英文本。
在《续集》的序中，张爱玲开宗明义地说明了取这个书名的动机：
书名《续集》，是继续写下去的意思。虽然也并没有停止过，近年来写得少，刊出后常有人没看见，以为我搁笔了。
可以看出，张爱玲对自己创作日益枯竭有一种隐隐的焦虑之感，可心里并不甘心。接着她略数了一番盗版她作品的恶劣行为，并郑重声明：
出版社认为对《小艾》心怀叵测者颇不乏人，劝我不要再蹉跎下去，免得重蹈覆辙。事实上，我的确收到几位出版商寄来的预支版税和合约，只好原璧奉还，一则非常不喜欢这篇小说，更不喜欢以《小艾》名字单独出现，二则我的书一向归皇冠出版，多年来想必大家都知道。只怪我这一阵心不在“马”，好久没有在绿茵场上出现，以致别人认为有机可乘，其实乃是无稽之谈而已。
这使我想到，本人还在好好地过日子，只是写得较少，却先后有人将我的作品视为公产，随意发表出书，居然悻悻责备我不应发表自己的旧作，反而侵犯了他的权利。我无从想象富有幽默感如萧伯纳，大男子主义如海明威，怎么样对付这种堂而皇之的海盗行为。
为了版权的问题，张爱玲请过出版界的一位彭先生代打官司。《赤地之恋》中文版的单行本问题，也遇到了一些麻烦。皇冠出版社本拟出版，但小说中有一些共产党员骂国民党的话，因此在当时的台湾书刊检查制度下通不过，若删改又会伤原著的韵味，所以就把这本书放了放。张爱玲不明就里，以为皇冠不愿出版，就把《赤地之恋》交给另一家出版社，但该社也遇到同样难题，只有删改敏感部分才能出版。张爱玲坚决不同意修改，又委托彭先生收回了版权。这本书几经周折，直到1991年才由皇冠出版社出了“全本”。但台湾慧龙出版社还是在1978年出过删节本。
1961年秋，张爱玲先到台湾，再访香港。这段游记张爱玲于1963年写成英文AReturier，80年代又以中文重写出《重访边城》，是张爱玲生平唯一描写台湾的文章。该散文在张爱玲散文中的地位比较重要。篇幅长约1。5万字，介绍了台湾的风土人情、城市乡村、宗教和民俗，又以新的视角描写了香港，对比台湾与香港宗教、寺庙的不同。透过她的犀利之笔，可以看到现今台湾早已忘却的文化特质，以及旧时香港色香味俱全的市民生活。[459]
七十六、垃圾事件
躲过了跳蚤之患，搬家搬累了的张爱玲以为自己可以“定居”下来了，然而，“跳蚤事件”刚过，又碰到了“垃圾事件”。
张爱玲此时住在一条嘈杂的街上，有很多黑人、墨西哥人、东南亚难民、印度人，但她所住的公寓宛如街中的贵族，设备洁净、房租昂贵，一个月380美元。张爱玲住在通道底的一个套房里，家具较为齐全。门口有信箱和对讲机，她的信箱也用的本名E。G。两棵棕榈树在张爱玲的窗口轻轻地飘摇着枝叶。
张爱玲入住不久，她的旁间住进了一位神秘的女客——秘受台湾《联合报》采访之托的作家戴小姐。
戴小姐从十九岁起就崇拜张爱玲，她刻意学习张爱玲的文笔。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得到了张爱玲在洛杉矶的住址，便写信给张爱玲，表达了自己的敬意，并希望能采访她。但这又是一封石沉大海的信。久候没有回音，戴小姐并不甘心，“当即擅自主张另辟歪径”。她前往张爱玲的公寓，跟房东说明要住在张爱玲隔壁，等了十多天，隔壁的房间空出，她便搬了进去，为了表明自己的坦诚，戴小姐所填的住房材料上全具真名真身份。
但她没有贸然登门，而是静候着张爱玲的起居和出现。整整一个月，才见到过她一次。但也只是静静地看着，并没有打扰她。戴小姐为“爱张”而见不着张的人们精细地描绘了一幅张爱玲的晚年肖像：
她真瘦，顶重略过八十磅，生得长手长脚，骨架却极细窄，穿着一件白颜色衬衫，亮如洛佳水海岸的蓝裙子，女学生般把衬衫扎进裙腰里，腰上打了无数碎细褶，像只收口的软手袋。因为太瘦，衬衫肩头以及裙摆的褶线光绫绫的始终撑不圆，笔直的线条使瘦长多了不可轻侮。午后的阳光邓肯式在雪洞般墙上裸舞，但她正巧站在暗处，看不出衬衫白底上是不是印有小花，只觉得她皮肤很白，头发剪短了烫出大鬈发花，发花没有用流行的挑子挑松，一丝不苟地开出一朵一朵像黑颜色的绣球花。她侧身脸朝内弯着腰整理几只该扔的纸袋子，门外已放了七八只，有许多翻开又叠过的旧报纸和牛奶空盒。她弯腰的姿势极隽逸，因为身体太像两片薄叶子贴在一起，即使前倾着上半身，仍毫无下坠之势，整个人成了飘落两字，我当下惭愧我身上所有的累赘太多。她的腿修长，也许瘦到一定程度之后根本没有年龄，叫人想起新烫了发的女学生；我正想多看一眼，她微偏了偏身，我慌忙走开，怕惊动她。……她也许察觉外头有人，一直没有出来，我只好回房，待我一带上门，立即听到她开门下锁急步前走，我当下绕另外一条小径躲在墙后远远看她，她走着，像一卷细龙卷风，低着头，仿佛大难将至，仓皇赶路，垃圾桶后院落一棵合欢叶开满紫花的树，在她背后私语般骇纷纷飘坠无数绿与紫，因为距离太远，始终没有看清她的眉眼，仅是如此已经十分震动，如见林黛玉从里走出来葬花，真实到几乎极不真实。岁月攻不进张爱玲自己的氛围，甚至想起绿野仙踪。
戴小姐所见的是张爱玲出来倒垃圾的一幕，张爱玲真是个“岁月攻不进”的人，连倒垃圾也惟恐避人不及，戴小姐更不敢有面访之念了。这一个月来，她除了听得见张爱玲房间中开得很响的电视机声之外，对她一无所知。于是她灵机一动，半个身子吊在垃圾桶上，用一截菩提树枝把张爱玲刚丢下的全部纸袋子钩了上来，坐在垃圾桶边忘我地读着翻找着。经过对垃圾的“研究”，戴小姐觅得了关于张爱玲生活的许多细节：平时吃什么、喝什么、读什么报，煎鸡蛋的技术如何糟，没有什么零食可见牙已坏了，存钱的银行是哪一家，出门买东西时的购物单，十天半月才拿一次信函，等等。
戴小姐如获至宝，兴奋地写下了《我的邻居张爱玲》这篇纪实散文，并给住在旧金山的T女士打电话，谈到这些情况。T女士觉得在张爱玲不知情的情况下，戴女士的做法也许不够妥当，就给夏志清先生打电话，夏志清立即通知庄信正，庄信正又打电话告诉张爱玲。张爱玲平素不接电话，这次却一打通就接了。
庄信正在电话中说：“现在你隔壁房间住了一个戴小姐，据说是台北的某报委托的……”
张爱玲立即挂掉了电话。第二天庄信正又打了电话去，没有人接。他又给好友林式同打电话。林式同这些年一直受庄信正之托负责张爱玲的迁居事宜。林式同在电话中回答说：“没问题，已经搬好了。”
戴小姐好几天没有听见邻居房间的动静了，也没听见她房中的电视机在响了，问房东才知，张爱玲已搬走。戴小姐于是给《联合报》副刊寄去了文章，副刊主编看后，认为涉及张爱玲个人隐私，答复是“我们要等张爱玲百年之后，才能发表你这篇稿子”。戴小姐又转而给台北另一家大报《中国时报》的副刊编辑季季打电话，出于对张爱玲的尊重，她也拒绝刊发这篇稿子，并立即跟美国方面联系，告诉庄信正这件事，希望他通知张爱玲，她还不知道张爱玲已闻讯搬走了。
1988年底，从庄信正处得知“垃圾事件”的处理经过后，张爱玲给季季寄来一张圣诞卡，有一句话是：
“感谢所有的一切！”
客观地看，戴小姐的采访并没有恶意的动机，但她后来还是另找出路发表了《我的邻居张爱玲》这篇采访记，对采访对象没有足够的尊重。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她写道：“我们何必像顽童般非要扔石头惊她一惊呢？这就是为什么我终于改变计划没有蛮横地去敲她的房门，目的求得她露脸；这也是为什么自动放弃拍下她的身影，我有过那样好的机会——只是觉得，没有资格……”
但这事确实给身心疲惫的张爱玲又带来了一些麻烦。在给司马新的信中，她谈到了对“垃圾事件”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