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制度真正“治堵”
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单位，最不缺的是制度，最不能缺的也是制度。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里，我国建立健全了一系列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政治与经济制度，使我们的政治经济生活秩序得到了史无前例的规范，这是就宏观来说。而在微观上，无论你到哪一级单位的办公室（包括村民、街道居民委员会），首先映入眼帘的必是墙壁上成排的制度。作为一种标志，一种规范，制度的种类庞杂繁多，条款细致入微，如政务公开制度、党风廉政制度、班子联系会制度、岗位责任制度、党员联系户制度、政绩考核制度、财务制度、门卫制度……大到党务政务、厂务村务，小到机关管理、个人行为，可谓“制度是个框，万事往里装”。如果编纂一部《制度大全》，其浩浩之巨必入吉尼斯世界纪录。
按理讲，我们这样一个“制度大国”，在制度范围内活动，当是一种义无反顾之举吧。可是，目睹某些制度执行之现状，却让人难以乐观起来。就说廉洁自律制度吧，中纪委数年前即颁布了新老“五条规定”，一级一级下来，类似“规定”之规定，哪级都不漏，哪条都不少。然而，据相关资料表明，到1999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累计办理经济犯罪案件逾二十万件之多，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超过了万件。
我们不能说，这二十万之众全没有制度观念，更不能说那万余县处级以上干部都是法规上的白痴。恰恰相反，这些腐败分子正是深谙制度，通晓法规，才敢钻制度空子，敢踩法律红线。廉洁自律制度出台无数，在起到一定的防范与威慑作用的同时，也确实还存在着缺陷与漏洞。如“不准”“严禁”的原则条款多，“治本”“堵源”的硬性制约少；出了问题被动处理的多，防范在前的主动办法少；相信干部觉悟的多，监督作用发挥的少……因此，治标不治本，堵明难堵暗，制度不能“治堵”——这已成为反腐防腐的一大通病。
再者，我们的法律制度也似乎太宽大、太仁道。1933年，以毛主席为首的瑞金苏维埃中央政府，对贪污行为的惩治是极为严厉的：“凡贪污公款在五百元以上者，处以死刑。”尽管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不同，但对一些数百万甚至上千万之巨的贪官（如李嘉廷、陈同庆、马德等），大都仅仅判处“死缓”，这种惩腐量刑上的差距，是否悬殊得过于离谱？以致原湛江市委书记陈同庆终审判处“死缓”后，当地老百姓气愤地发问：“这样罪大恶极的特大走私受贿犯，为什么不能杀一儆百？为什么还要缓？难道还要给他们留有余地？”
好制度使坏人无法办事，坏制度使好人办不成事，不严密太仁厚的制度，是不是造成腐败分子抱着侥幸心理巧耍花招、顶风作案，反腐越反越多怪现象出现的根源所在呢？
官吏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强化制度建设，创造一个党内监督、政务监督与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相结合的“阳光”环境，建立一个司法约束与利益约束相一致的制度体系，让制度切实起到“治堵”作用，已经到了十分紧迫的时候！
（稿于1999年10月，原载上海市《民主与法制时报》1999年10月29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