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血
“国既不国，家何能存？”
——杨靖宇
吉林省濛江县保安村三道崴子。
大雪下了几天了，气温越降越低。他在窝棚里缩成一团，一米九几的高大身躯，塞满了这个狭小的空间。雪花从窝棚的缝隙里飘进来，落在他的脸上、身上。他的眼窝深陷，颧骨高耸，面色苍白，凌乱的胡须贴住下颌。他就这样蜷缩着，一动不动，雪花堆满了他的身体，他像是一个冷傲的雪人。
东北的冬天滴水成冰，异常寒冷。他已经病了五天，高烧，咳嗽，胸闷，头疼欲裂，情况一天比一天严重。他的双脚早已冻伤，肿得像两个石锤，右臂还有一处枪伤，他将衣服撕成布条扎紧，血终于止住了。
大雪覆盖了农田，覆盖了林野。他在茫茫雪地里走了整整一天，傍晚时分，才找到一个农民临时搭建的小窝棚，聊避酷寒。窝棚里有个地窨子，他使劲将身子伏进去，破旧的黑皮帽、破旧的黑皮袍已经千疮百孔，挡不住深夜刺骨的寒意。已经好几天没吃一粒粮食了，饥饿难忍时，他就在冻得铁板一样的地里挖两棵草根，再吞两把雪。他的身子开始麻木。大地冻得像一块坚硬的石头，那一天，实在是饿极了，不，饿昏了，他撕开棉衣，掏出里面的棉絮，一点一点吃掉。
这是1940年2月22日，正月十五当天。
今天是上元节，可是，乌云遮住了月亮，天地一片黑暗。遥远的家乡，此时应该是万家灯火、亲人团聚吧？他想。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家的团聚，每次遍插茱萸少的都只是他。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思念家人，思念白发苍苍的母亲。幼年丧父，家境贫寒，母亲含辛茹苦地将他养大。他撑起身子，用身边的雪攥成鸽子蛋大的雪球。一个，一个，又一个，堆在一起，真的有点像元宵呢！他牵动僵硬的嘴角，微微笑着，双手艰难地捧起“元宵”，深深跪下去，冲着南方，磕了一个长长的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母亲啊！儿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以身许国，又岂能有家？母亲，请您，饶恕儿子的不孝。
夜晚的风，寒凉刺骨。身子越来越麻木了，他用残余的意志支撑着自己，不能睡，不能死，我要站起来，我要战斗！可是，他并不知道，在这个四面透风的地窨子里，他孤独地度过的这个佳节，是他人生的最后一个夜晚。
他，就是杨靖宇。
一
“快说！你的名字！”
“……”
“年岁、籍贯、住址、职业？”
“……”
“都招了吧，给你高官厚禄！”
“……”
“把你知道的告诉我们，马上就放你出去！”
“……”
“你，难道不怕死吗？！”
“……”
“嘴这么硬，你到底是什么人？”
“中国人！”
1930年，早春。
东北大地，凛冬未尽，冰封四野。
刺入骨髓的寒风、潮湿逼仄的囚室、粗鲁暴戾的狱卒、锈迹斑斑的刑具、穷凶极恶的审判、阴森恐怖的拷打、成群蚊虫的叮咬、四处飘**的冤魂……一米九几的大个子，在日本警察署的狭小水牢里，显得顶天立地。杨靖宇的伤口已经严重溃烂，高烧不退，加上赤痢，生命几度垂危。可是，谁都没见他服过软、求过饶。他坚毅英朗的脸上全是鄙夷，哂笑着拂开监狱长伸过来的手：“‘老朋友’，这次又让你失望了。”
十几个日本打手轮番审讯了他六天六夜，不让他吃饭，不让他睡觉，每天只给他一碗米汤，打得他死去活来。可是，他们在他身上什么都没榨出来，只好将他拖到国民党法院。他的腿瘸了，脸肿了，全身血流不止，衣服褴褛不堪，人瘦得像一根竹竿。国民党法院为了维护日本人的面子，以“反革命嫌疑罪”，判处他一年半徒刑。
五年来，这是杨靖宇第五次入狱了。
第一次在信阳。
第二次在开封。
第三次在开封。
第四次在抚顺。
第五次在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