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引论
毛泽东写于革命圣地延安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光辉著作，创制了现代中国革命的哲学逻辑，塑造了现代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理论形态，描绘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引领人民进行革命的思想蓝图，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的中国道路。《实践论》《矛盾论》不仅是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思想劳作和哲学创造，而且也是世界哲学史，特别是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一道具有中国式实践哲学特色的独特理论景观。[1]毛泽东的革命和哲学不仅属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而且它同样属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属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争取自身解放的事业[2]。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领袖，成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世界历史性伟人，当然可以从世界、历史、人生，或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维角度探讨其原因，但有一个重大而深刻的因素我们永远必须谨记，那就是，毛泽东有自己的哲学，有自己的理论智慧，有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实践论》《矛盾论》这两篇永远闪耀着智慧光芒的经典哲学篇章。
《实践论》《矛盾论》：现代中国革命的哲学逻辑《实践论》《矛盾论》作为贯通古今中外的经典哲学著作，诞生在陕北黄土高原那片贫瘠、荒凉而又落后的土地上，诞生在戎马倥偬、枪林弹雨的战争与革命的艰难岁月中，不能不说是世界哲学史上难以想象的一个思想奇迹。但是，正是因为它的这一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和中国革命的理论特性和实践品格，它才为中国共产党人一
提供了如何解答理论与实践、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理论框架和哲学范式，才深刻而有力地铸就了现代中国革命的哲学逻辑，构架了现代中国革命经验的理论形态。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为我们揭开了现代中国的革命之所以获得历史性成功的哲学秘密。
《实践论》《矛盾论》虽然写作在黄土高坡延安窑洞那晦暗不明的灯光下，讲演在抗日军政大学那简陋异常的校舍中，但正因为它深深地根植于现代中国生活实践的土壤[3]，反映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切的理论渴望和实践需求，它才能够像“普照的光”一样照亮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世界，洒遍了现代中国革命的辽阔大地，并由此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并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思想灵魂和哲学旗帜，从而结束和改变了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被外来列强肆意凭陵的屈辱命运，提供和重构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方法论的基本框架，也因此革新塑造了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并最终影响和重塑了现代世界历史的基本格局和发展面貌[4]，为现代人类文明和世界和平作出了独具特色的哲学贡献。
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作为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土地上成功地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并取得伟大胜利的思想工具，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性变革。在由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有机构成的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中，实事求是无疑构成了三个组成部分的先决条件，发挥着主导作用，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和根本点。实事求是作为一个传统文化命题，经由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于中国社会实践的创造性阐释而转换成了一个有着巨大思想内涵、深刻历史内容和鲜明时代特点的科学的哲学论断，并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思想路线。这是毛泽东具有世界眼光又立足中国土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的伟大创造。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生命线。在反对、批判和破除党内各种主观主义的错误思潮，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创建这一思想路线的伟大历程中，毛泽东写下了一系列既高屋建瓴，又深入浅出的思想杰作，对思想路线做了多方面多维度的阐释和发挥，《实践论》和《矛盾论》是这些思想杰作中最具典范意义的代表作。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通过创造性地阐释理论与实践、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原则，为引领中国共产党人如何立足于中国革命的实际去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了一个哲学逻辑，提供了一个理论形态，开辟了一条思想道路。《实践论》《矛盾论》为中国共产党人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独特贡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秘密：坚持理论与实践、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5]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秘密，就在于坚持理论与实践、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与历史实践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是因为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提供了之所以可能的一个哲学秘密：坚持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这一矛盾问题的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生历史性飞跃之哲学秘密的合理回答，需要有一个能够对它进行有力阐明的解释框架和哲学范式。而这个解二
释框架和哲学范式不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进程和实践进程之外寻找，因为它就扎根于、存在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实践逻辑、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中。[6]创制理论与实践、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机统一这个充满着巨大生命张力的解释框架和哲学范式，绘就现代中国革命究竟如何进行的理论图式和哲学模型，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领袖毛泽东的一个伟大创造。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就始终存在着一个马克思主义如何中国化的问题。这一问题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得失成败。而这一问题的核心或实质，是如何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能否沿着合理、健康和正确的道路前进发展的关键所在。而这个重大而基本的问题之得到解决，不是教条式地照抄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原则，也不是机械地听命于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那遥远空间的外部指令，它需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土地与中国革命实际，同时又合理并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实质的哲学智慧和历史智慧。
中华民族是一个富于深厚历史意识，同时又具有博大包容胸襟的民族。浸润着这一深厚人文精神传统，同时又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眼光和开拓创新精神的毛泽东，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内善于总结中国悠久历史经验和近现代中国革命逻辑、吸收外来先进思想并用它指导现在、谋划未来的思想大师和革命领袖。这个历史经验就是中国的深厚历史传统和复杂基本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现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实践经验[7]，就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俄国十月革命的划时代的成功实践，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风起云涌的革命解放运动；这个外来的先进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就是国外一切能够为我所用的思想、理论和哲学，就是包括苏联在内的其他一切国家的、当时能够加以汲取的哲学家思想家们的进步思想和精神成就。从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出发，我们就可以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在战乱频仍、戎马倥偬的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中，仍然高度重视并历时一年主导起草了在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我们党把自身革命实践的历史经验（包括历史教训）提升为理论形态的一个经典案例。
也正是从这样一个基本原因出发，我们就可以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在国内外大敌当前、兵临城下的枪林弹雨中，在形势复杂的政治斗争、军事战争中依然废寝忘食、博览群书、精深研究，不仅反复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而且还广泛搜集、涉猎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卢梭、康德、黑格尔等西方哲人的著作，写下了大量的批注和读书笔记；同时他那底蕴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以及对传统文化的观念和语言驾轻就熟地运用的天才般的能力和水平，所有这一切都为他准备、提供和积累了丰富的思想前提、理论资料和语言资源。这是毛泽东之所以能够从事伟大的哲学创造、创制现代中国革命的哲学逻辑、为中国革命找到一条正确道路的根本原因所在。
马克思主义究竟如何中国化？如何在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提供一个解决这一重大问题的理论框架和哲学范式？这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必须面对而不能回避的一个急迫的、根本性的课题。正是由于这一问题关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死存亡，毛泽东才反复强调主观主义、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对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毛泽东谆谆告诫中国共产党人“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8]，把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尖锐地批评为“臭的马克思主义”“死的马克思主义”。[9]毛泽东深刻反思和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基本经验和历史教训，终于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正确道路，并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对这条正确的革命道路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哲学论证，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坚持知与行、理论与实践之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提出矛盾的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绝对与相对之相互关系问题，是关于“矛盾的问题的精髓”的重要的、著名的哲学论断，并以极其鲜明、科学严谨的理论态度和哲学语调，谆谆告诫中国共产党人“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10]，从而在哲学上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如何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核心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伟大的认识工具和思想武器，同时也为我们从哲学上、理论上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变革历程和历史飞跃，提供了一个依然富有强大生命力的基本的解释框架和哲学范式。
毛泽东思想是培育和武装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工具和精神武器，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在摧毁旧世界、建立新社会的过程中之所以战无不胜、无可匹敌的核心价值观、思想秘密和精神武器。这是我们解读“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这个每一个普通的中国老百姓都耳熟能详的历史命题的答案之所在。
毛泽东思想这一伟大思想事件的产生，以及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所获得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和现代民族主权国家的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大地上划时代、破天荒般的创制，从哲学的解释框架和解释范式上来说，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创造性阐释和发挥的，坚持理论与实践之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的有机的统一之世界观方法论的必然产物。毛泽东从哲学上论证和阐明的关于理论与实践、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的理论框架和哲学范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过程中的最重大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哲学创造。这一重大的哲学创造所铸就的现代中国革命的哲学逻辑和理论形态，成就了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前赴后继、梦寐以求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成就了现代中国主权国家的建立这一世界历史性的重大事件。
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所取得的最重大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
毛泽东思想究竟是如何产生的？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问题当然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角度，但无论从什么角度加以阐明和回答，我们都不能回避这样一个最基本最重大的事实：毛泽东思想是在同主观主义之表现形式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进行理论斗争和思想斗争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同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尖锐斗争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那么，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最根本的问题究竟是什么？这个最根本问题，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相互关系问题上，存在着把本来应当是辩证统一的两个方面割裂开来的严重错误倾向。在中国共产党的早年时期和幼年时期，这种错误思想几乎断送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在回应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巨大挑战的过程中，毛泽东逐渐形成了解释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哲学理论框架：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这一为毛泽东加以创造性发挥的，具有中国特点、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
因此我们必须从上述这一历史背景和实践背景出发，来认识、把握和阐明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卓越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引领中国人民迎接内忧外患的严重挑战、挺立于现代世界民族之林过程中的一次伟大的哲学创造和理论创新，是出现在20世纪东方历史地平线上的一次辉煌壮丽的思想日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结构和历史意义，是通过确立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作为自己的活的灵魂，通过阐释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通过提供作为矛盾问题之精髓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辩证统一的基本理论原则和哲学解释框架，破解了中国革命究竟如何进行的巨大、深刻而艰难的理论任务和历史课题，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如何引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的无坚不摧的哲学武器，锻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袖集团的哲学范式和辩证思维方式，从而为断然拒绝“左”倾、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造成严重危害提供了世界观方法论，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道路、领导和依靠力量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从哲学理论和哲学思维上培育、提高和增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生存能力、发展能力和革命能力，从而为中华民族赢得近代一百多年来空前未有的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中国真正跨入现代世界民族之林，为建设现代主权—民族国家创立了一个基本的哲学逻辑和理论前提。
毛泽东的哲学观念和实践智慧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内在灵魂，成为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西方列强、国内敌人强力威逼的血雨腥风、枪林弹雨中，依然从容应对、胜利前行的制胜法宝。在《实践论》中，毛泽东通过深刻揭示认识运动的基本规律，创造性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知与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中科学性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秘密。在《矛盾论》中，毛泽东把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关系视为“矛盾的问题的精髓”，着重强调了研究矛盾特殊性的极端重要性，阐明了作为矛盾特殊性之表现形式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的对立统一及其转化的基本规律，说明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如何结合的问题，上升到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加以把握和总结，并由此深入论证和清晰界定了关系到中国共产党人生死存亡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找到了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中国共产党人自身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道路。
《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当代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11]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之能获得民族民主革命胜利、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赢得自己执政地位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之能够成功地开辟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基本的理论前提。
毛泽东关于知与行、理论与实践之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关于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之事物的“矛盾的问题的精髓”的矛盾法则和哲学智慧，不仅深刻地说明了毛泽东思想何以诞生的哲学逻辑和理论秘密，而且也为我们研究和阐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理论变革何以可能的秘密、方法和机制，历史地、先行地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解释框架和哲学范式。
1。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经由邓小平卓越的政治发挥和思想创造，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由现代中国革命的哲学逻辑，转换成了当代中国变革的哲学逻辑。
邓小平为什么第三次复出后一再强调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为什么一再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和出发点？为什么一再强调解放思想的重大作用，并把它同实事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什么大力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并高瞻远瞩地意识到它的思想解放的深远历史意义？为什么提出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改革这一重大问题？为什么一再强调计划和市场的相互关系问题？为什么反复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所有这一切关乎当代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的合理答案，三
我们都必须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时代语境中才有可能找到。
邓小平在1977年第三次复出时面临的最大挑战，从思想路线和实践观念上来讲，是我们党内自1957年以来就存在的、在十年“**”中登峰造极的“左”倾教条主义。而邓小平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反对“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武器，就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活的灵魂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毛泽东关于理论与实践、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哲学逻辑和理论框架。我们有理由认为，邓小平以巨大政治勇气和深刻思想智慧作出的“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经典、重大、著名论断的哲学基础，就是来源于毛泽东关于理论与实践，特别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矛盾辩证法。
这里的“社会主义”，说明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这里的“走自己的道路”“中国特色”，说明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社会主义，同时必须深深地根植于中国土地，适合中国国情，传承中国传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和民族特性，反映中国人民的根本愿望，倾听中国现代化实践的客观要求，而不是机械盲目地照抄照搬他国的经验、理论和模式。这就是说，毛泽东关于知与行、理论与实践之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基本原则，关于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之相互关系的辩证法的理论观念和哲学智慧，已经作为“矛盾的问题的精髓”自然而然地奠基在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中了。
邓小平断然否定“**”的错误路线，以伟大政治家的战略勇气重新确立并发展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清醒而果断地作出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伟大战略转移的历史性决定；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矛盾问题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辩证统一的实践哲学，科学地解决了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中心问题，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意义深远的重大科学论断，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具有巨大开放性而拒绝了独断性的根本问题，在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精神文明等方面实现了重大的理论突破；深刻洞察并科学阐明了当代世界从“战争与革命”
到“和平与发展”的重大历史性转折，在世界大地上率先突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主导了东西方两大阵营几十年的冷战思维方式，在理论上与实践上历史性地重构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断然摒弃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绝对对立而不能相互借鉴的意识形态教条，有力打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与外部世界，特别是与资本主义世界进行普遍交往的理论通道和实践通道。邓小平理论因此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变革历程，实现了社会主义从传统形态到现代形态的历史性革新，破解了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和共产党人执政史上的“世纪性难题”，从而不仅在理论形态上，同时也更在实践形态上，历史性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引领中华民族在21世纪何以复兴的基本秘密。这是邓小平运用毛泽东关于理论与实践、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哲学范式和解释框架，创造性地解决当代中国问题、开辟改革开放全新之路的卓越范例，在整个世界社会主义史上也是浓墨重彩的经典篇章。
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一再证明，反对“左”倾教条主义一直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人生死存亡的重大任务之一。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每当处于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时刻，都强烈地提出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的历史任务，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为了破除主观主义，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重新获得既能够自我变革、自我发展，而又善于对外开放、合理借鉴的新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形态。邓小平之所以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又一个关键时刻，在88岁高龄之时仍千里迢迢不辞辛劳地视察中华大地并发表南方谈话，深刻批判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强调计划和市场的非社会制度的属性，作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12]的著名论断，目的都在于断然拒绝、否定和排除“左”倾教条主义可能带给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严重危害。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批判性地超越前人，从传统形态的社会主义走向现代形态的社会主义的哲学秘密和理论秘密所在，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赢得新的卓越的执政能力和现代化的领导水平的深层理论原因，是当代社会主义中国之能够顺乎世界潮流、充满生机与活力并取得而且将继续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之一。
毛泽东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所创制的现代中国革命的哲学逻辑，毛泽东提出的理论与实践、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矛盾的辩证法和基本原则，与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间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不断发展。
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得以产生、发展的基本历史背景和理论框架，就是毛泽东在中国大地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邓小平开辟和奠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
江泽民为什么强调“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为什么强调发展马克思主义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为什么作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一重大战略决策？为什么提出并实践“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历史性的意义深远的重大治国理念？为什么把尊重和保护人权庄重写入宪法？为什么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一再强调“文明的多样性”？
所有这些问题的哲学背景和理论基础，同样只有在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理论与实践之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矛盾辩证法中，才能够得到合理和有说服力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