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苏和费左氏也没闲着。每天天刚蒙蒙亮，费左氏就起了床，把火炉生得旺旺的，然后就去检查藏起来的东西。
每次回来，费左氏都会叹口气说：“要是文典在家就好了，他是个男人，能拿主意，咱们也不用这么慌了。”
苏苏听着，心里也酸酸的，可还是强打起精神说：“嫂子，文典哥在前线打仗，是为了保护咱们，咱们得把家里照顾好，不让他担心。嫂子你放心，天塌下来，俺顶着呢！”几天之间，苏苏好像突然成长了。
费左氏点了点头，伸手拍了拍苏苏的手，没再说话，可眼里的担忧却一点也没少。
从那天起，苏苏每天都会去村口的井边挑水。其实家里的水缸早就满了，缸里的水清澈见底，连一点杂质都没有，可她还是坚持每天去。她心里藏着个念想，村口是进出村子的必经之路，说不定能遇到从前方回来的战士，能打听点费文典的消息；就算打听不到消息，听听村民们的议论，知道点日军的动静，心里也能踏实些。
每天清晨，天刚亮，苏苏就拎着水桶往村口走。路上的积雪还没化，踩在上面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像是在跟她说话。寒风刮在脸上，像小刀子一样割着疼，她却一点也不在意，只是把围巾裹得更紧些，加快脚步往村口走。
到了井边，她先把水桶放在地上，然后就靠在井边的老槐树上，听着村民们的议论。村民们的说法五花八门，有的说日军已经到了隔壁的李家村，把村里的粮食都抢光了，还烧了好几间房子；有的说八路军已经派了大部队过来，就驻扎在村后的山头上，专门等着打日军；还有的说县城里的日军内部起了矛盾，暂时不会来扫荡了。
每次听着这些议论，苏苏的心里都七上八下的。她希望那些说八路军来了的消息是真的，又害怕那些说日军已经到了隔壁村的消息是真的。
有一次，她听见两个村民说，有个从李家村逃出来的人说，日军在李家村抓了好几个年轻力壮的男人，说是要让他们去修炮楼，要是不去就开枪。
苏苏听着，心里直发慌，她想起费文典，要是他在家，会不会也被日军抓走？她越想越害怕，挑水的时候，手都在发抖，水桶里的水洒出来不少，溅在裤腿上，很快就冻成了冰，贴在腿上，又冷又硬。
有一天，苏苏刚到井边，就看见村里的张二婶哭着往村外跑，嘴里还喊着：“俺的儿啊，你可千万别有事啊！”苏苏连忙上前拦住她，问她出了什么事。张二婶哭着说，她儿子在县里的粮店当伙计，昨天粮店被日军查抄了，她儿子也被日军抓走了，到现在都没消息，她要去县里找儿子。
苏苏听着，心里也跟着难过，安慰了张二婶几句，又把自己刚烙好的两个玉米饼子塞给她，让她路上吃。看着张二婶远去的背影，苏苏的心里更不是滋味，她不知道张二婶能不能找到儿子，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等到费文典回来。
这天傍晚，苏苏又像往常一样去村口挑水。西北风比前些天更猛了，呼啸着穿过村口的老槐树，把树枝吹得“哗哗”响，像是在发脾气。风刮在脸上，疼得钻心，苏苏忍不住眯起了眼睛，眼泪都被风吹了出来。
她把围巾拉上来，遮住了大半张脸，只露出一双眼睛，然后弯腰把水桶放进井里。井绳是用麻绳做的，又粗又硬，上面还结了层薄冰，摸上去冰凉刺骨。苏苏双手握住井绳，用力往下放，水桶“扑通”一声掉进井里，溅起几朵水花。
她正要往上拉，突然看见几个穿着军装的人影从村口的大路上走过来。那是几个八路军战士，他们穿着灰色的军装，军装虽然洗得有些发白，还沾着些泥土，却依旧整洁。他们背着枪，枪杆上裹着布，大概是怕冻着。他们的步伐匆匆，看起来很疲惫，脸上带着风尘仆仆的痕迹，眼窝都有些凹陷，可腰杆却挺得笔直，像一棵棵挺拔的白杨树。
苏苏的心里一下子就激动起来，她赶紧放下手里的井绳，水桶还在井里晃悠着，她却一点也不在意，快步跑到路边，朝着战士们的方向望去。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紧紧盯着每个战士的脸，希望能在人群中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那个穿着军装，眼神坚定的费文典。
她甚至在心里默念着：“文典哥，你一定在里面，你快出来啊！”战士们很快就走到了跟前，苏苏的心跳得越来越快，她的目光在每个战士脸上扫过，一个、两个、三个……她看了一遍又一遍，却始终没看到费文典的身影。
就在她快要失望的时候，她看到队伍最后面有个战士，身材和费文典有些像，她心里一紧，赶紧跑过去，拦住了那个战士。
“同志，你们好，请问你们是从前方回来的吗？”苏苏的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发颤，她的手紧紧攥着衣角，指节都有些发白，“你们认识费文典吗？他是俺们村的，也是八路军战士，他……他有没有跟你们一起回来？”
那个战士停下脚步，转过身看着苏苏。他看起来十五六岁的样子，脸上带着些稚气，却有着与年龄不符的沉稳。
他的眼神很温和，看着苏苏的时候，带着几分同情和理解。他轻轻点了点头说：“老乡，我们是从前方过来的，刚打完一场仗，要途经你们村，去后面的村子执行任务。”
听到“从前方过来的”，苏苏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她赶紧又问：“那你们认识费文典吗？他……他还好吗？有没有受伤？”她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地问出来，生怕错过了任何一点关于费文典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