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开始收购我们的病毒。”阿孝说。
“那就让它过量。”我调高了键盘背光，“让它仓库爆满。”
那几天，我们像一群认真做作业的孩子，在每一个“意见箱”里填入一个又一个饱满的段落：我们把“按时打卡”解释为“向社会证明我仍然存在”；我们把“评分”解释为“在错位的权力里寻找可流通的货幣”；我们把“提醒我”解释为“向明天支付的定金”；我们把“默认值”解释为“拐走后悔的一只温柔的手”。
很快，系统的“观点去重”开始出现难以解释的“误判”：它把互相排斥的文本標记为“相似”，把同一文本的两种解读归入不同类目。后台留言增多：“请適当收敛术语使用”“请减少比喻”“请在500字以內阐明重点”。
第五天的夜里，我们决定把反向演绎拋进去。所谓反向演绎，就是从结论出发，给出两套完全不同的前提链条，让系统自己决定哪一条更合理。我们写下结论：“为了维护公共效率，应適当增加默认值。”然后我们给出了两套前提：
前提a：人类注意力稀缺→默认值减少认知负担→认知能量可用於更重要的决策→整体效率提高。
前提b：默认值使个体决策被改写→群体在一致化中失去探索性→系统总体復原力下降→长期效率下降。
结论一样，推理相反。我们把两套前提一起塞进“意见框”。页面卡顿了一下，像咽下了一块烫人的。
“这太坏了。”老周笑得像一个教坏小孩的人。
“坏，就要坏得优雅。”我说。
第二天，徵求意见页面多了一个新按钮：“为不同意见点讚”。这是一种更精致的收容方式：把衝突转化为参与，把分歧转化为游戏，把迷宫变成游乐场。系统在每一页的底部写：“感谢多元。”
我看著这四个字笑了。我们被讚赏的时候，总是最危险的。
我们需要一剂更重的药。
那天之后，匿名邮箱里多了一封来自“数据治理顾问”的信。语气冷静，像一个人把心臟放进了冰箱：
你们的文本进入了“可复述库”。这是一个自动总结引擎会反覆咀嚼的地方。你们的词越准，它越能被复述；越能被复述，它就越不像你们。建议你们降低句子质量，使其难以被复述。
我们围著屏幕沉默了一会儿。
“可是降低质量，会伤读者。”阿孝说。
“我们还有一种办法。”我把一叠纸放在桌上，“把句子拆开给身体。”
第二周，我们在城里设下七个小小的“哲学装置”。每一个装置都只做一件事：
一、在图书馆的入口，立一面无字镜。它看上去像公告板，却什么也不写。你在镜前停一秒，才发现公告板是你自己。
二、在公交站的gg牌下，贴一张没有任何產品的海报，只写：“请允许一个不被展示的东西存在三秒。”
三、在政务大厅的取號机旁放一只小盒，盒里只有一支铅笔和一张纸，纸上印著一行灰字：“请先写下一个不能说服你的理由。”
四、在商场六楼的露台上摆一把凳子，凳子下面贴著一张二维码，扫出来只有一行字：“无结果。”
五、在医院的走廊尽头摆一盆枯树，树上掛著十二张空白卡片，每张卡片的背面写著一个小字：慢。
六、在地铁的转角处摆一盏不亮的灯，灯罩里塞著一张纸：“这盏灯只在你不看它的时候亮。”
七、在广场的喷泉边刻一行浅浅的字：“请把你的解释留在水里。”
这些装置不会发声，也不需要维护。它们只是在城市里增加一些解释无法完成的缝。人们路过时会停一下、笑一下、皱眉一下、困惑一下。困惑像一枚小小的刺，轻轻地留在他们的掌心。
系统了更久的时间来给它们命名：公共艺术、心理安抚、无主物、违规陈列、低功耗gg。它把我们一次又一次放进名词里，直到名词像过窄的鞋，把脚挤出一道红印。我们继续走。
抓捕的復盘在另一个房间里继续。我们能看见的只有一点缝：
“是否承认组织与策划？”
“是否认可默认值的公益性？”
“是否愿意在未来的意见徵集中使用『引用功能？”
每一个问题都像被磨得圆润的石子，滚来滚去，滚得你以为它就是世界上唯一的形状。男人盯著那张空白的陈述表，笔尖悬空。那是第二次沉默，也是我们的第一个阳性指標：解释试图感染他，而他拒绝。
半夜，风从档案馆的门缝钻进来。我把桌上的纸一张一张压好。最后一张是我的手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