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站在“七国之乱”这个历史的风口浪尖上，晁错显然就是昧于时势、即将覆没的一叶孤舟；而袁盎则已经看懂了时势，只要顺势而为，必能一举将晁错置于死地，从此咸鱼翻身、否极泰来。
心意已决，袁盎随即找到与他私交甚笃的窦婴，请他帮忙向景帝求情，希望面陈平叛之策。窦婴也是跟晁错不和的人，于是欣然帮了袁盎的忙。
袁盎入宫觐见景帝的那一天，晁错刚好在殿上和景帝讨论前线军务。袁盎进来的时候，看也不看晁错一眼，径直走到景帝面前，跪地行礼。
景帝问：“如今吴、楚反叛，你有何看法？”
袁盎答：“不足为虑。”
景帝对这个回答当然很不满意，道：“刘濞有矿山可以铸钱，有海水可以制盐，占尽地利，且集结了四方豪杰，兼得人望。如今到了白首之年才悍然起事，若事先没有周密计划，岂能轻易发动？你居然认为不足为虑？”
袁盎不慌不忙地说：“吴国诚然拥有铸钱和制盐的财源，可投靠他的那些人，却称不上是英雄豪杰。若是真英雄，必会辅佐他走上正道，不会怂恿他兴兵作乱。那些人，充其量不过是一帮地痞流氓、亡命之徒而已。”
景帝问：“你有何良策？”
袁盎说：“请陛下屏退左右。”
景帝示意在场的宦官和宫女退下。于是一众闲杂人等皆退，只有晁错站着不动。
袁盎瞟了纹丝不动的晁错一眼，说：“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
景帝旋即屏退了晁错。晁错无奈，只好退到了东边的偏殿，内心大为恼恨。（《史记·吴王濞列传》：“错趋避东厢，恨甚。”）
此时的晁错绝对不会想到，这一生，他将再也不能迈进大殿一步了。
晁错走后，袁盎说出了他的平叛良策。他毫不迟疑地把晁错称为“贼臣”，并把七国之乱的责任全部归到了晁错头上。他认为，要不是晁错一意削藩，不断削夺诸侯封地，七国也不会反叛。所以，而今之计，就是把罪魁祸首晁错斩了，然后赦免吴、楚七国，归还削夺的封地，如此便可兵不血刃地弭平这场叛乱。
袁盎说完，景帝沉默了很久。
他并不是在思索袁盎的话对不对，而是在最后一次说服自己——为了天下太平，对晁错痛下杀手是应该的，也是值得的。
事实上，早在七国叛乱的战报传到长安时，景帝心里就已经在酝酿“政治解决”的方案了。所谓“政治解决”，说白了就是把晁错抛出去，丢车保帅。因为在景帝看来，解铃还须系铃人。既然力主削藩的人是晁错，七国叛乱的矛头也直指晁错，那么最简便的化解危机的办法，当然就是把晁错抛出去了。若能就此令七国罢兵，那么牺牲晁错一人以换取天下安宁，就是一笔非常合算的买卖。
说穿了，就是必须让晁错来当这个“背锅侠”。
所以，景帝召见袁盎的目的之一，其实就是想借他的口，来做杀人的刀！换句话说，万一将来有人为晁错鸣冤叫屈，景帝就可以拿袁盎当挡箭牌，以免自己成为众矢之的。
正因为景帝已经动了诛杀晁错的心思，所以最后，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我不会宠爱一人而愧对天下。”
晁错的悲剧命运，就在这句话中一锤定音了。
当天，景帝便任命袁盎为太常，命他秘密离京，去吴国跟刘濞谈这笔政治交易。
晁错身为政治家，难道从来没有预料过削藩的不利后果吗？难道他从来没有想过，一旦得罪天下诸侯，最终很可能招来众怒、引火烧身吗？
事实上，早在晁错刚刚提出削藩之策时，其父便已料定此举是在玩火，特地从颍川老家赶到京师，对晁错说：“皇上刚刚登基，你刚掌握大权，第一件事就是削藩——这无异于离间天子骨肉，使天下人的怨恨都集中到你一人身上，你图的是什么？”
晁错说：“我固然明白这一点。但是，倘若不这么做，天子就没有尊严，社稷也不会安宁。”
由此可见，晁错不是没有预料到削藩的后果，而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这，就是晁错犯的第三个错误：工于谋国而拙于谋身。
眼看晁错的态度如此坚决，其父只能悲愤而无奈地撂下一句话：“刘氏安矣，而晁氏危！”说完就回了颍川，旋即服毒自尽，死前留下遗言：“吾不忍见祸逮身。”
谁也没有想到，短短几个月后，老人家的话就一语成谶了。
当然，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讲，晁错“工于谋国而拙于谋身”非但不是缺点，反而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但是，“谋国”与“谋身”并不必然是冲突的。一个真正成熟的政治家，应该在“谋国”与“谋身”之间取得平衡，而不必在非此即彼的两难境地中抉择。道理很简单，要达成任何一种政治理想，前提都是要先保住自己的性命——否则出师未捷身先死，又何谈“谋国”呢？
然而，晁错却没有做这样的冷静思考。即便是他父亲的“死劝”，也无法浇灭他那飞蛾扑火般的政治热情。
于是，就在景帝召见袁盎的十几天后，景帝便授意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欧联名上疏，对晁错发起了弹劾。他们给晁错拟定的罪名是：“不称陛下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吴，亡臣子礼，大逆无道。”建议将晁错腰斩，并且其“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汉书·晁错传》），意思就是所有亲人，只要还没分家，无论老幼通通砍头。
景帝看过奏疏，当即批了一个字：“可。”
很显然，这是一个异常严厉、近乎残忍的处置办法。后世读史者，很多对此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要杀晁错，往脖子上“咔嚓”一刀足矣，何必动用“腰斩”这种极刑呢？这种刑罚的目的不仅是要让人死，更是要让人在极端痛苦中死。所以人们不禁要问：对晁错施以如此残酷的刑罚，有必要吗？此外，要杀就杀他一个人好了，何必把他一家老小通通杀光呢？这不是滥杀无辜吗？
倘若你也这么认为，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你虽然很善良，却不懂政治。
当时，景帝杀晁错的真正目的是丢车保帅，促使七国罢兵。这个动机，后世的读者都很清楚，但关键的问题是——当时的大多数老百姓并不知情。我们都知道，晁错的官职是御史大夫，位列三公，相当于副丞相。要杀这样一个高官，如果不给他扣上非常严重的罪名，老百姓肯定是会胡思乱想的。而朝廷最怕的事情就是老百姓这样。所以，景帝必然要给晁错扣上“亡臣子礼，大逆无道”的罪名，从而为诛杀晁错的行动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换言之，只有把事情做绝，对晁错施以极刑、满门抄斩，老百姓才会相信晁错真的是死有余辜，才不会怀疑景帝的杀人动机。至于这么做算不算残忍，是不是滥杀无辜，那就不在景帝的考虑范围之内了。
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正月二十九日，中尉陈嘉奉景帝之命，找到晁错，召他即刻入宫觐见。晁错以为皇帝要找他商议政务，没有多想，匆匆穿上朝服就跟着陈嘉走了。
行至东市时，陈嘉忽然命左右把晁错从车上拽了下来，死死摁在了地上。很快，一副寒光逼人的铡刀就摆在了当街。惊惶错愕的晁错被七手八脚摁在铡刀下，然后就被“咔嚓”一刀，铡成了两截。
同日，晁错家里的老老少少也全部被朝廷抄斩，一个不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