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正好有时间重重地倚在他随身带着的一根手杖上，扮起了一个老头的样子。这倒是一个好主意，因为在阿拉伯传统中，老人是受到尊敬的，或者至少是受到同情的。
“喂，你，”那中士喊道，“过来。”
四支步枪对准了戴着格子茶巾的孤独的身影。老人停顿了一下，然后一瘸一拐地走上前来。
“这么晚了你还在干什么，贝都？”
“只是一个老头子想赶在宵禁前回到自己家里去呀，赛义德。”那人呜咽着说。
“现在已经过了宵禁时间了，笨蛋！过了两个钟头了。”
老头迷惘地摇摇头。
“我不知道，赛义德，我没有手表。”
在中东，手表并不是必备的，而是一种供收藏的珍贵物品，也是财富的象征。进入科威特的伊军士兵很快都有了手表——白拿来的。
中士咕哝了一声，这个借口倒也站得住脚。
“证件。”他说。
老人用那只空着的手拍了拍他沾满尘土的袍子。
“我好像丢了证件。”他哀求着说。
“搜他。”中士命令道。一名战士走了上来。一颗手雷绑在马丁的左大腿内侧，像一只西瓜垂在那里。
“别碰我的蛋蛋。”老贝都尖利地说。那战士停住了。后面的一名士兵咯咯地笑了起来，中士尽力屏住不笑。
“怎么啦，上呀，朱海尔。搜他。”
年轻战士朱海尔犹豫了，脸涨得通红。他知道这个玩笑是针对着他的。
“只有我老婆才能碰我的蛋蛋。”贝都说。两名战士大声笑起来，并放下了他们手里的步枪。其他人也跟着放下了枪。朱海尔仍畏缩着不肯走上前去。
“跟你们说，这对她没有任何好处。我可是早就过了干那种事情的年纪。”老人说。
太过分了。巡逻队爆发出一阵狂笑。那位中士也忍不住张口笑了。
“好吧，老头，回家去吧。以后天黑后不要出门。”
贝都一瘸一拐地走向街角，一边用手在衣服下面抓痒。在街角上他转过身来。那颗手雷掠过鹅卵石街面停留在朱海尔的脚边。六个人都凑上去看，接着它就爆炸了。那是这六名士兵的最后一天，也是九月份的最后一天。
那天晚上，在遥远的以色列特拉维夫，摩萨德局长科比?德洛尔将军坐在哈德尔?达夫纳大厦的办公室里，正与一位老朋友和老同事施洛莫?格桑（大家都叫他沙米）一起喝酒。
沙米?格桑是摩萨德的战斗部主任。他的部门负责操纵外勤特工，是危险的锋口间谍行动。当局长向美国人奇普?巴伯说谎时，他是在场的两名属下之一。
“你认为我们不应该告诉他们吗？”格桑问，因为这个话题又冒了出来。
德洛尔抓起啤酒瓶，往嘴里猛灌了一口。“去他们的，”他咆哮着说，“让他们自己去招募宝贝内线吧。”
一九七六年春天，当四个阿拉伯国家准备与以色列一次性算总账时，德洛尔还是个不到二十岁的战士，在沙漠中蹲伏在巴顿坦克下等待战斗。他还记得，外界全是对以色列的一片责备声。
在一名二十岁小伙子的指挥下，他和其他坦克手在米塔拉山口轰开一个缺口，把埃及军队打回苏伊士运河去了。
他仍然记忆犹新，同是西方的媒体，在五月份时还对他的祖国的生死存亡表示深切忧虑，当以色列在六天之内打败四个国家的陆军和空军时，却反过来指责他们是靠恐吓和欺骗打胜的。
从那时起，科比?德洛尔的哲学观点就形成了：去他们的。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没有大卫?本-古里安等人那样的高瞻远瞩，更没有他们的耐心。
在政治上他忠诚于极右翼的利库德党，与贝京和沙米尔同属一个党派。
有一次他坐在教室里听课，他手下的一名教官正在培训新招聘的特工学员。当他听到教员说出“友好情报机构”这个短语时，他起身接管了这堂课。
“世上没有以色列的朋友这种事，除了在国外散居的犹太人。”他告诉学生们，“这个世界分成两个部分：我们的敌人和中立国。我们的敌人，我们知道该如何对付。至于中立国，攫取一切，什么也不给他们。朝他们笑笑，拍拍他们的背，向他们敬敬酒，奉承他们几句，谢谢他们透露的消息，什么也不告诉他们。”
“嗯，科比，我们希望他们永远发觉不了。”格桑说。
“他们怎么可能发现？只有我们的八个人知道。而且都在局里。”
肯定是因为啤酒。他忘了还有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