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科比?德洛尔在他私人办公室里召开了一次高层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战斗部主任沙米?格桑，还有中东处处长埃坦?哈达尔——大卫?沙龙的顶头上司，那天上午沙龙翻译的巴格达来信就是交给他的。沙龙本人也被叫来了。
从一开始格桑就持悲观态度。
“这是假的，”他说，“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拙劣、这么明显的陷阱呢。科比，我可不会派我手下任何人去那里查核。那等于让我们的人去送死。我连派奥特到巴格达去接触也不会考虑。”
奥特是指摩萨德使用的阿拉伯人，是一种较低级的中间人，一般任务是去接触阿拉伯同胞以建立初始的联系。牺牲一个奥特，比牺牲一名羽翼丰满的以色列外勤特工损失要小得多。
格桑的观点似乎占了上风。那封信是一个疯狂的举动，很明显目的是要诱骗一名高级的卡查到巴格达，对其实施逮捕、拷问、公开审判、公开处决。最后，德洛尔转过头去看大卫?沙龙。
“嗯，大卫，你也有发言权。你有什么想法？”
沙龙遗憾地点点头。
“我基本上同意沙米的意见。我们不可能派人过去接头。”
埃坦?哈达尔向他投去了警告性的一瞥。部门之间通常是对手。不能把胜利拱手让给格桑的战斗部。
“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是一个陷阱。”沙龙说。
“百分之九十九？”德洛尔讥讽地问，“那还有百分之一呢，年轻人？”
“哦，可能是一个并不高明的主意，”沙龙说，“我只是想起来，这百分之一也许是突然间我们又有了一个彭科夫斯基。”
房间里一片沉静。这个词语如同一个公开的挑战悬浮在空气之中。格桑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科比?德洛尔盯着他的伊拉克科科长。沙龙看着自己的指尖。
在情报界，招募渗入到目标国高层集团中的间谍只有四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最难的：派一个本国人——受过特别训练，还必须长相酷似目标国的国民——渗入到那个目标中心。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渗入者是在目标国土生土长的，能重新融入进去，并对他出国受训那段时间有个很圆满的解释。即使如此，他也必须经多年等待——也许是十年卧底——才能爬到能接触到秘密文件的有用的位子上。
然而曾几何时，以色列是这项技术的大师。这是因为当以色列还年轻时，在世界各国长大的犹太人纷至沓来。有些犹太人长得酷似摩洛哥人、阿尔及利亚人、利比亚人、埃及人、叙利亚人、伊拉克人或也门人。这还不算来自俄罗斯、波兰、西欧和南北美洲的犹太人。
其中最成功的卧底要数在叙利亚出生长大的埃利?科亨。他在外边度过一段时间后返回叙利亚，进入大马士革，有了一个新的叙利亚名字，随后成了高级政客、公务员、将军们的知心朋友。慷慨大方的科亨经常举办各种豪宴和聚会，这些军政要员在聚会上对主人无所不谈。他们说出来的一切，包括叙军作战计划，全都在“六日战争”前夕及时反馈到了特拉维夫。科亨暴露了，经刑讯后在大马士革的革命广场被处以绞刑。这种渗入者是极危险的，也是极稀少的。
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早先移民的以色列人老了；他们土生土长的犹太孩子不学阿拉伯语，也无法从事埃利?科亨曾经干过的事业。所以到一九九〇年时，摩萨德的阿拉伯学专家比人们想象的要少得多。
不使用阿拉伯语特工还有第二个原因。一般来说在欧洲和美国更容易窃取阿拉伯国家的秘密。比如一个阿拉伯国家在从美国购买战斗机，在美国更容易获得这笔交易的细节，风险也更小。如果一位阿拉伯高官看上去比较容易接近，那么为什么不在他访问欧洲时，到他寻欢作乐的场所去接近他呢？所以，一九九〇年前后，摩萨德大部分行动是在风险较小的欧洲和美国进行，而不是在风险较大的阿拉伯国家。
然而所有渗入者中的大师，当属曾经多年操纵东德情报网的马库斯?沃尔夫。他有一个很大的优势——东德人与西德人长得一模一样。
在他那个时期，马库斯?沃尔夫把几十名间谍渗透到了西德。其中一人当上了威利?勃兰特总理的私人秘书。沃尔夫专长于训练和派遣那些作风古板、模样不漂亮的老处女。她们的勤勉使雇主们——西德部长们——感到离开她们就无法工作了。这样，她们把经手的每一份文件都复印下来传回东柏林去了。
第二个渗入方法是使用第三国的公民。目标国知道来者是一个外国人，但认为他是一个来自友好国家的、富有同情心的外国人。
这方面，摩萨德有一个极漂亮的例子，泽埃夫?古尔?阿利赫。一九二一年，他在德国曼海姆出生时名叫沃尔夫冈?洛兹。沃尔夫冈身高六英尺，金发碧眼，未经割礼，但他是一个犹太人。他在孩提时来到以色列，在那里长大，并起了一个希伯来名字，参加过地下工作，后来成了以色列陆军的一名少校。然后，摩萨德把他弄到了手。
他被派回德国去待了两年，一边完善他在小时候学的德语，一边“发家”——用的是摩萨德的钱。然后他带着非犹太人的德国妻子移居开罗，并创办了一所骑术学校。
他的事业很成功。埃及的官员喜欢把骑马作为一种休闲活动。他们参加沃尔夫冈举办的香槟酒会，认为他是一位极右翼的、反犹的德国人，对他可以吐露一切。而且他们确实吐露了。他们说出来的一切都反馈给了特拉维夫。洛兹最后被抓住了，幸好没被处以绞刑，“六日战争”之后与埃及交换战俘时获救。
但更为成功的渗入者是早期的一个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理查德?佐尔格就已经是驻东京的外国记者了。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与东条英机政府的高级幕僚关系密切。那届政府追随希特勒的政策，官员们都认为佐尔格是一名忠心耿耿的纳粹分子——他自己当然说是。
日本人实在想不到佐尔格竟会不是一个德国纳粹。实际上，他是为莫斯科工作的德国共产党人。多年来他一直把东条英机政权的战争计划提供给莫斯科作研究。他最漂亮的一次行动也是他最后一次行动。一九四一年，希特勒军队兵临莫斯科城下。斯大林急需知道，日本会不会从中国东北入侵苏联？佐尔格为他提供了情报，答案是不会。斯大林据此把蒙古军团四万兵力从远东地区调往莫斯科。增援部队把陷入绝地的德国人又拖住了几个星期，直至冬天来临。莫斯科得救了。
但佐尔格本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的面目被揭穿，并被处以绞刑。但他生前送出的情报也许改变了世界历史。
在目标国招募间谍的最常用方法是第三种：直接去招募一个已经“在位”的人。招募过程可能慢得枯燥，也可能快得出奇。有才干的观察员们游**在外交人员社区，在对方的高级官员中间物色人选，他们要找的往往是那种清醒过来的、愤恨不平的、牢骚满腹的痛苦的人，或者不管怎么说是能被“策反”的人。
他们也在出国访问的团员中仔细研究，看看是否有人可以被拉到一旁，跟他们聊聊过去的时光，趁机策反。当观察员搭上一名“可能目标”之后，策反员就出动了。通常是从建立平常的友谊开始，后来发展得越来越深，越来越热络。直至“朋友”问此人，能否帮一个小小的忙——他需要一个无足轻重的消息，不会造成任何不良后果。
目标一旦落入陷阱就无法回头了。而且被招募者为之服务的政权越是冷酷无情，他就越不可能坦白自首。
这些人同意为另一个国家服务的动机是各种各样的。变节者也许负债累累，婚姻痛苦，错过了提升机会，遭到自己政权的冷落，或者单纯是受新生活和大量金钱的**。这种情况下，他们也许因为自己的软弱，也许因为要掩盖不当的性关系或性取向，或者就因为听信甜言蜜语和奉承而被策反了。
有几个苏联人，像彭科夫斯基和戈尔季耶夫斯基，确实是因为改变立场而决定为自己的信念工作的，但大多数背叛祖国的间谍都是心灵空虚，自以为重要的人物。
但在所有招募方法中，第四种也是最古怪的一种，被称为“闯进来”。顾名思义，就是对方径直找上门来，事先未打过招呼，主动提出愿意提供服务。
被闯进的情报机构对这种人总是抱着极端怀疑的态度——这肯定是对方“安插”进来的。因此，一九六〇年，当一位高个子俄罗斯人走进莫斯科美国大使馆，声称自己是苏联军事情报局（军情局）的一名上校并愿意为西方当间谍时，他被拒绝了。
那人在迷惘中去找了英国人，英国人让他试一试。结果奥列格?彭科夫斯基成了有史以来最神奇的间谍之一。在他短短的三十个月间谍生涯中，他把五千五百份文件转给了操纵他的英美情报机构，每一份文件都是机密级或绝密级的。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世人永远不会明白，肯尼迪总统怎么会知道尼基塔?赫鲁晓夫要打的整副牌，简直像扑克玩家在对手的背后安了一面镜子。那面镜子就是彭科夫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