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一个电话亭里，长官。”
在关塔那摩湾被囚禁期间，伊兹玛特·汗很少与狱友接触，但有一个约旦人，与他在同一座牢房关押过几个月，也是单独监禁。此人九十年代中期曾在波黑作战，后来成了“基地”组织训练营的教官，是一个死硬分子。
趁圣诞节期间监狱的警卫有所松懈，犯人们可以从一个囚室到另一个囚室去与狱友说上几句话。如果你能从这里出去，那时约旦人告诉他，我有一个朋友。我们曾一起在训练营里待过。他绝对可靠，愿意帮助真正的信徒。只要提我的名字就可以了。
于是他有了一个名字，和一个电话号码，虽然伊兹玛特·汗并不知道这个人住在哪里。他不太清楚该如何拨打长途电话。他倒是有二十五美分的硬币，作为话费足够。不过糟糕的是，他不知道从加拿大拨往海外的长途号是什么。所以他塞进一个二十五美分的硬币，接话务员。
“请问您要拨打什么号码？”线路里传来了加拿大电话接线员的问话。
缓慢地，他用结结巴巴的英语读出了他记住的那串数字。
“这是英国的号码，”接线员说，“您在使用二十五美分的硬币吗？”
“是的。”
“可以接受。请投进八枚硬币，然后我会为您接通。当您听到‘哔哔’的声音时，如果想继续通话，就再投进硬币。”
“你瞄准目标了吗？”林内特上尉问道。
“是的，先生。”狙击手彼得·比尔鲍回答。
“干掉他。”
“可是他在加拿大呀，长官。”
“干掉他。”
彼得·比尔鲍军士长慢慢地、静静地吸了一口气，屏住呼吸，扣动了扳机。他的距离仪显示，射程是静止空气中的两千一百码，超过了一英里。
伊兹玛特·汗正在把硬币投进槽内。他没有抬头看。电话亭的玻璃门碎裂了，子弹掀去了他的后脑勺。
话务员在耐心等待着。伐木营地里的那个人只塞进了两枚硬币，然后好像就离开了亭子，话筒垂落在那里。最后，她没有其他选择，只能挂断，取消了这次通话。
因为跨国境射击的敏感性，此事没有写过正式的书面报告。
林内特上尉向他的指挥官作了汇报，后者又转告了在华盛顿的马雷克·古米尼。此后就没有下文了。
当大地回春，冰雪消融，伐木工人们返回来时，这具尸体被发现了。悬挂的话筒已经断了线。验尸官没能发现什么重大线索，于是写了一份简单的笔录。那人身穿美国衣物，但在边境地区这并不奇怪。他没有身份证，当地人谁也不认识他。
聚集在验尸官办公室的人，大都猜测那人是猎人打鹿时猎枪走火的牺牲品，又一次粗心或子弹崩飞的意外。他被埋葬在一个没有标志的坟墓里。
由于边境南边的美国没人愿意掀起波澜，所以从来没人想起过去问问那个逃犯要拨的是什么号码。当然如果去询问就会暴露射击的来源，所以也就没人去问。
事实上，他要拨打的号码是英国伯明翰阿斯顿大学校园附近的一套小公寓的。那是阿里·阿齐兹·哈塔卜博士的住所，而这部电话正被英国军情五局监听着。反恐特工人员在等待截获足够的证据之后进行突袭和逮捕。证据一个月以后他们才得到。
那天早晨，阿富汗人试图通话的是苏伊士运河以西唯一知道那艘“鬼船”名字的人。
两周以后，追猎“鬼船”的热情开始减退，因为“鬼船”显然并不存在，这种观点来自华盛顿。
就为了在一座听都没听说过的岛上有人塞进潜水包里一张潦草写就的纸条，还要浪费多少时间，产生多少麻烦、多少费用？中情局副局长马雷克·古米尼飞到伦敦去与史蒂夫·希尔会谈了，这时候秘密情报局海运专家萨姆·西摩尔从劳埃德航务的伊普斯威奇总部打来一个电话，把事情弄得更糟了——他改主意了。希尔命令他来伦敦作解释。
“从各种迹象来看，”西摩尔说，“‘基地’组织用一艘大船来堵住一条重要的黄金水道从而破坏全球贸易，是可能性最大的选择，但不是唯一的选择。”
“你现在为什么认为这路子错了？”马雷克·古米尼问。
“因为，先生，能够达到这个目的的全世界每一艘大船都已经被检查过了。它们都是安全的。那就剩下了二号和三号选择，这两种是可以互相变换的，只是目标不同。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关注三号选择——在一个海滨城市实施大屠杀。本·拉登公开声称转移到经济目标很可能是一个骗局，或者也许他已经改变了主意。”
“好吧，萨姆，你来说说。史蒂夫和我都有上面的领导在逼我们拿出方案，不然就要我们的脑袋。如果他们不是要弄沉一艘大船，那会是什么？”
“对于三号威胁，比起船只来，我们更应注重核查的是货物。货量不需要很大，只要绝对致命就行。劳埃德航务有一个危险货物部门，当然保险费是不同的。”
“军火船？”希尔问，“又一次哈利法克斯爆炸事件？”
“根据科学家的说法，如今的军火不会这么容易发生爆炸了。现代的军火在船舱内爆炸是需要条件的。一家鞭炮工厂爆炸都会产生更大的破坏，但与‘九一一’相比，这种算不上什么‘壮举’。发生在印度博帕尔的化学品泄露远比这个更为严重，二恶英，一种致命的除草剂。”
“那是一辆槽罐车，载运着二恶英开上了伦敦公园路，再用塑胶炸药完成任务。”希尔提示说。
“但这些化学品在制造工厂和仓库里是严加看管的。”古米尼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们怎么能够不被发觉而拿到这种货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