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起义中期的千里转战
第一节 向中原进军
崇祯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农民军飞越黄河天险，进入中原大地，在明末农民战争史上是一件划时期的大事。河南是明帝国的腹心，军事上是四战之地，这里明政府的防御力量比较薄弱，文武官员们还没有同起义军作战的经验。河南巡抚玄默[1]首当义军的军锋，火急请援。十二月初四日，朱由检下令：“贼既渡河，豫境邻壤地方，俱宜严防奔突。秦、郧准各抚通着选调将士扼要截剿，豫、晋抚监亟督左良玉等合力追击，仍严饬道府州县等官，鼓励乡兵各图堵御。务刻期**扫，如再疏泄误事，必不轻贷。”[2]然而，起义军过河之后，以高屋建瓴之势迅速摆脱了官军的追击，实现了千里跃进。仅仅在一个月之内，起义军的足迹几乎遍及河南西部各县，接着又冲向接境的湖广、南直隶和四川。对明廷来说，原先的局部问题从此变成了心腹大患。
农民军一到河南，即同当地的贫苦农民会合起来，形成一股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崇祯六年底，明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在《中原生灵疏》内描述了河南当时的形势：崇祯三、四、五、六年，连年大旱，“秋既无收，麦又难种。野无青草，十室九空。于是有斗米值银五钱者，有工作一日不得升米者，有采草根树叶充饥者，有夫弃其妻、母弃其子者，有卖一子女不足数餐者，有自缢空林、甘填沟渠者，有饿死路侧者，有鹑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杖比而毙者，有泥门担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残食者”。在这样的大荒之年，明政府不但不加赈济，“而且加之以诛求，重之以供应，而且责之以兵粮、器械、米豆、刍茭，悉索敝赋以应河北之求。而且正赋之外，有加派焉，而且尽追数年之旧逋，而且先编三分之预征，而且连索久逋额外抛荒之计禄。……旧额未完，新饷已催；新征甫毕，旧逋又下；额内难缓，额外复急。村无吠犬，尚敲催呼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朴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夜常闻鬼哭。触耳有风鹤之声，满目皆荒惨之色。欲使穷民之不化而为盗不可得也，欲使奸民之不望贼而附不可得也……”[3]崇祯七年以后，农民军力量的陡然增长，同中原地区的农民大量参加起义队伍是有密切关系的。
起义军进入河南以后，横行狼、一斗谷、扫地王、满天星等八营部众十余万西入武关，“山阳、镇安、商南同日陷”[4]。接着北上洛南，向陕西首府西安挺进。洪承畴大为震惊，连忙檄调郃阳、韩城驻军迎头堵截。这路起义军遂掉头南下，于崇祯七年正月十五日攻克洵阳、紫阳，平利、白河也相继被攻克。洪承畴大军赶到时，这路义军已南下四川。
另一路起义军包括高迎祥、李自成、马守应、张献忠等部，进入了卢氏山区。这里“崇山造天，牙踞趾错”[5]，形势非常险要。当地原来就有一批由于丧失了土地，被迫违抗朝廷禁令私自开矿为生的群众，他们被反动统治者斥为“矿盗”。起义军到达之后，矿徒们积极参加，充当向导，领着起义军由山间小路直抵内乡，然后经邓州、淅水南下湖广的郧阳、襄阳地区。崇祯六年十二月下旬到七年正月，这路起义军连破郧西、上津、房县、保康诸县，“直走空虚无人之地，捷若风雨之至”[6]。明郧阳抚治蒋允仪“束手无策，上书请死而已”[7]。
起义军的凌厉攻势，把明政府的中原腹心地区打得乱成一团，地方当局简直无法招架。朝廷大臣们又再次提出了统一事权的问题。他们认为义军之所以能“流突无定”，是因为“各镇、抚事权不一，互相观望。宜以重臣开督府，统摄诸道兵讨贼”。朱由检同意了这个意见。在人选问题上，大臣们推荐洪承畴，朱由检却认为，陕西三边同蒙古部落相邻，洪承畴肩负边防重任，“未可轻易”。于是，“进延绥巡抚陈奇瑜为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军务，视贼所向，随方剿抚”。[8]这是明廷为了镇压农民起义而设立有权节制几省文武官员的总督职务之始。它反映了起义农民的力量已经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特别是起义军的流动不居，转战各省，使明政府依靠任何一省的兵力都无法应付了。
崇祯七年的上半年，起义军主力集中在四川北部和陕西南部。入川的义军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由豫西和湖广郧阳西入陕西兴安（今安康）地区的起义军，他们在遭到明军的阻击以后，向南折入四川；另一部分是从湖广郧阳地区，经长江北岸的大山区入川。后一部分义军在二月二十一日攻克夔州府（府城即今奉节县），从而打开了入川的门户。明四川当局连忙调集驻军和土司兵阻击，防止义军入其腹心地带。起义军当时的活动范围被局限在川东北地区。这里层峦起伏，多是深山老林，农业生产很不发达，无法解决大队人马的粮食供应。所以，这路起义军不久又分道出川，一部分东返湖广[9]，大部分北上陕西。这样，随着明重兵集结于河南、湖广，起义军的主力又像捉迷藏一样，回到了起义的发源地陕西。
第二节 起义军的汉中突围
崇祯七年春，陈奇瑜以五省军务总督的身份，檄调各路官军齐集于河南陕州（今陕县），然后移师南下，向湖广均州、竹山一带的起义军进剿。李自成、张献忠等部受到官军的压迫，向西进入陕西。陈奇瑜由于在河南、湖广地区打了几次胜仗，又见义军纷纷向陕西、四川转移，就神气起来了，以为起义军不是自己的对手。当他得到李自成、张献忠等部转移到陕西的消息以后，就尾随而来，打算一举消灭这股农民武装。起义军走到汉中栈道地区时，误入险地。这里山高路陡，居民稀少，出口被明军把守得严严密密，又碰上阴雨连下七十多天，“弩解刀蚀，衣甲浸，马蹄穿，数日不能一食”[10]。李自成、张献忠等部数万人几乎面临绝境。为了摆脱这种困难局面，起义军首领决定采取伪降手段。他们下令把军中缴获所得金银财物集中起来，派人“入奇瑜营，遍贿左右”[11]。官军本来就贪生怕死，不敢同义军打硬仗，得了贿赂以后更加极力主张招抚。陈奇瑜也认为义军是在走投无路情况下的真投降，自己不费吹灰之力就可大功告成，因此决定招抚。他向朝廷报告之后，得到了兵部尚书张凤翼的支持。经崇祯皇帝亲自批准，这年六月，陈奇瑜代表政府同义军达成了招安协议：由陈奇瑜按起义军战士数目，每一百人派一名安抚官加以监视，负责遣返原籍安置；所过府县由当地政府供应粮草；同时檄止官军进兵，以免发生冲突。史料记载，当时义军开报的受抚人数有四万多名。[12]于是义军“乃整旅出栈，与奇瑜兵揖让酣饮，易马而乘，抵足而眠。贼之无衣甲者皆整矣，无弓矢者皆砺矣，数日不食者皆饱腹矣”[13]。义军将士用这种办法巧妙地渡过了难关，就在一天夜间，“尽缚诸安抚官，或杀、或割耳、或杖责、或缚而掷之道旁。攻掠宝鸡、麟游等处，始纵横不可制矣”[14]。陈奇瑜这时才如梦初醒，自知闯下了大祸。他先归罪于宝鸡知县李嘉彦，说他阻挠抚局，杀降激变；继之又把责任推给陕西巡抚练国事。朱由检不了解实际情况，又因这次招抚是自己批准的，出于护短的心理，先后下令逮捕了李嘉彦、练国事等人，命李乔接任陕西巡抚。不久，由于给事中顾国宝和陕西巡按傅永淳等人纷纷上疏指责陈奇瑜主抚误了大事，朱由检才决定将陈奇瑜革职拿问。
关于李自成、张献忠等部汉中脱险的问题，有两方面需要做一些分析：一是史料方面；二是对农民军的伪降应当怎样看待。
在史实方面，各种史籍的记载相当混乱，羼杂了不少错误的传说。例如，吴伟业是这样叙述的：
兴安之界曰车箱峡，贼李自成等陷入其中。李自成者，米脂人，与安塞人高迎祥亡命金乡为群盗，迎祥在晋中为闯王，自成与之共事。至楚、豫始诱结李过、李牟、俞彬、白广恩、李双喜、顾君恩、高杰等以顾盼自雄。李过、高杰等善战，顾君恩善谋。车箱峡四山巉立，中亘四十里，居民从其颠颓大石击贼，又投以炬火。飞走之路既绝，春夏大雨两月，山（？）弓矢俱脱，马乏刍，死者过半。君恩为之谋曰：“吾辈万里远掠，妇女辎重，何不以之饵群帅？处穷山绝坂之中，可文降而狡焉以遁也。”因奇瑜左右奸弁以为请。奇瑜不心，诧大功可立就，特许八月约降。凡籍丑党上军门者三万六千人，取其名为渠首者正法，余劳遣归农以去。侈然自负处分神速，凶徒数万一朝解散，天下自此无患矣……[15]
吴伟业的说法被许多史籍所采用。其实，此中包含了不少明显的错误。首先，吴伟业说起义军被围困地点在陕西兴安境内的车箱峡，而从当时陕西巡按傅永淳等人的奏疏里，我们可以肯定被困地点在汉中栈道附近。傅永淳的奏疏说：“初，贼闻有五省合剿之举，以中州平原难于藏匿，乃西逾关岭，合秦寇入终南。及奇瑜率兵入关，贼悉度栈道入汉中。汉中西邻巴蜀之险，南止汉水之滨，东塞栈道之阨，所谓釜甑鱼也。”崇祯十一年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奏疏中提道：“往年陈奇瑜之抚，一出汉中，旋踵四溃，遗祸至今，罪谤莫赎。”[16]再看封在汉中的瑞王朱常浩崇祯七年六月的奏疏，“目今东有洋县之贼，督臣陈奇瑜现议招安”[17]。史籍说车箱峡长达四十里，是个不小的地方。然而到目前为止，无论在兴安地区还是在汉中地区都还没有查到它的确切位置。所以，沿袭吴伟业“车箱困”的说法，把起义军被困地点确定在兴安县是不妥当的。[18]
其次，在汉中被困的义军究竟包括哪几部，也还存在疑问。吴伟业和一般史籍的作者，都说主要是李自成部；毛奇龄《后鉴录》中说，“自成急奉闯王（高迎祥）奔入兴平之车箱峡”；文秉《烈皇小识》说，“贼首李自成、张献忠等坐困于汉中之车箱峡”。可是，明陕西巡抚练国事转述陈奇瑜的奏疏，列举的受抚义军为：“八大王部万三千余人，蝎子块部万五百余人，张妙手部九千一百余人，八大王又一部八千三百余人。”其中确切无疑的有张献忠（八大王）、蝎子块和张妙手三部。所谓“八大王又一部”究竟是指南营八大王，还是指依附于张献忠的另一支队伍，目前还弄不清楚。陈奇瑜的奏疏中并没有明确提到李自成部，也就是说，汉中被困的起义军是否包括李自成部在内，还缺乏原始材料来证明。既然各种史籍几乎毫无例外地都记载李自成部是汉中被困义军的主力，而且义军在出栈道后的战斗中，李自成部确实相当活跃，因此，我们还不能把李自成部排除在外。闯王高迎祥部是否也被困于汉中，需要继续查证。人们长期以来有一种误解，以为闯将李自成是闯王高迎祥的部将，这是不正确的。李自成同高迎祥一样，都是他们各自率领那支义军的首领，互相间并不存在从属关系。毛奇龄说李自成“奉”闯王奔入兴平之车箱峡，明显地反映了这种错误。兴平在咸阳附近，与义军被围困的地点也不相符。
最后，吴伟业的书中说到李自成的部将也有不少差错，如顾君恩是湖广钟祥县庠生，崇祯十六年初李自成部义军打到钟祥时他才参加。说他在崇祯七年就成了李自成部的重要成员并且献计诈降，根本不符合事实。李过是李自成的侄儿，随自成一道参加起义，在崇祯五年攻克山西辽州时已经成了自成的左右手，并不像吴伟业所说“至楚、豫”方为自成所“诱结”。李牟、俞彬本无其人，小说家杜撰的情节中把李牟安排为杞县李岩之弟，吴伟业又把他说成崇祯七年就已经是李自成的亲信部将，纯属无稽之词。白广恩是另一支起义军可天飞何崇谓的部将，崇祯五年八月在陕北铁角城投降了明政府，这以后长期充当镇压农民起义的鹰犬。吴伟业把他说成李自成的部将，还说崇祯七年一道被围困于车箱峡，也是没有根据的。
总之，根据原始材料，我们可以确定崇祯七年，张献忠等部义军四万多人一度在汉中被困，后来采取伪降手段摆脱了困境。但具体的情节，同通常史籍的描写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到目前为止，还有一些问题需要继续探讨。
起义军汉中脱险的问题，还牵涉对农民起义中伪降的看法。在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中，伪降是常见的现象。明末农民战争中，起义军在不利的形势下，为了麻痹敌人，摆脱困境，也曾多次采用这种手段。崇祯六年冬在北直隶武安的伪降，使起义军得以偷渡黄河，实现了千里跃进；崇祯七年的汉中伪降，使一支主要的农民武装避免了覆灭的命运，挫败了陈奇瑜部署的围剿。它们的效果都是显而易见的。那种把起义农民作为斗争策略的伪降，一概说成“动摇”“叛变”“投降”的做法是不足取的。历史工作者的责任是通过严肃的查证，区分作为斗争策略的伪降和真正的投降变节，从而引出有益的经验教训。后面我们还将多次遇到农民军中首领人物的投降变节、妥协动摇以及策略性的伪降，只有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才可以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第三节 起义军的大举入豫和所谓“荥阳大会”
李自成、张献忠等部在汉中脱险以后，分头进攻西安附近地区和庆阳、巩昌、平凉一带[19]，一时声威大振。明廷和地方官员纷纷上言指责陈奇瑜招抚误事。朱由检恼羞成怒，在崇祯七年十一月下令把陈奇瑜撤职，下狱论戍；提升洪承畴为兵部尚书，总督山西、陕西、四川、湖广、河南军务。这时，西宁驻军发生兵变，将领被杀，守道被赶走，镇守太监也仓皇逃遁。洪承畴被迫亲自带领军队赶往西宁，起义军趁机“分陷关陇”[20]。等到洪承畴平定了兵变腾出手来镇压农民起义时，起义军又“悉众东奔，分道入河南，集宛、洛间”[21]。这是农民军自从崇祯六年由山西渡河入豫以来第二次大规模地进军河南。史籍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七年冬，贼骑千余西来，立马西郭麦田中。已而大旗飘扬，遥望崖口而南，旌旗蔽空，甲光耀日，南尽南山，北尽河曲，波压云涌而至。惟闻马嘶之声，自朝至夜，连营数十里。……贼过人畜践踏，路阔五六里，不知其众之几何也。[22]
这段记载有声有色地写出了农民军浩大的声势。河南巡抚玄默吓得面无人色，请求朝廷火速调兵堵剿。起义军到了河南境内以后，兵分三路：一由陕州（今三门峡市陕州区）渡河，北上山西平阳；一由武关经南阳地区进兵湖广襄阳；一由卢氏县东攻河南郡县。[23]不久，进入山西的义军又从河南怀庆地区渡河，南入归德府（今商丘市）；入湖广的义军也经郧阳、上津再度进入河南南阳。这样，绝大部分起义军又集中到了河南境内。崇祯八年正月，明兵科给事中常自裕在奏疏中说：“大小七十二营之贼，有二三十万之多，蜂屯伊、嵩、宛、洛之间，有侵汝宁、郑、宋之意。”[24]这里所说的七十二营齐集于河南西部洛阳到南阳一带，是指崇祯七年年底的情况。到八年正月上旬，起义军的主力已经由汝宁府上蔡、新蔡一线攻入南直隶颍州等地。
在此需要着重谈一下所谓“荥阳大会”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清朝初年的史籍中就有不同记载。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期，史学界也就这次大会的真实性进行过讨论。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出结论。
最初把“荥阳大会”写入史籍的是清初的吴伟业。他在《绥寇纪略》卷二里有这样一段话：
洪承畴前加兵部侍郎总督五省军务，移驻秦、豫、楚适中之地，指使诸抚镇办贼，其延绥、宁夏、甘肃三边并官如故。会西宁兵变，杀州官，逐守道，戕其孥，镇守太监跳身免，其下硬弓把牌多死。承畴复赴甘肃定乱，而寇事日急。兵科都给事常自裕中州人，以为前所调兵如张应昌、曹文诏起自戍籍，今取道太原，晋抚留之共剪高加讨，虽明旨不许，然未能时至，而秦翼明川卒不满三千人，不足破贼。东抚朱大典新除兵部侍郎，宜及承畴未出关先令驰赴中原，调关宁、天津兵一万付之，偕督臣协剿。章下所司，议未定。
贼侦知，合七十二营头目老回回、闯王、革里眼、左监王、曹操、改世王、射塌天、八大王、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顺天王等十三家会荥阳，议逆拒官军。老回回欲渡河北入晋境。张献忠以为怯，面哂之。老回回怒。自成解之，曰：“匹夫可奋臂，况十万众乎？今吾兵且十倍官军，虽关宁铁骑至，无能为也。计唯有分兵，各随所向立效，其利钝举听之天。”众皆曰：“善！”乃列阄而定之：革、左南当楚师；横、混西迎秦军；曹、过分屯荥、汜间，探中牟、邓、尉，以缀开、归、河、汝之兵；献、闯专事东方。破城下邑，金帛子女惟均。老回回、九条龙为游徼，往来策应。恐西军不敌，益以射塌天、改世王为横、混后继。壬子，杀牛马祭天誓师，赐诸贼饮餔。部署已定，有亡自贼中来告状。[25]
吴伟业的记载后来被采入《明史》，流传得很广。其实，历史上并不存在这次规模盛大的“荥阳大会”，理由如次：
首先，从史源学的观点来看，这件“史实”的来历，吴伟业并没有交代清楚。他含糊其词地说，起义军“部署已定”之后有人偷偷跑出来报告，似乎消息非常可靠。然而，像这样重要的情报，在明末各种官方文书里却没有任何反映。特别是当时任河南巡抚的玄默，后来著有《剿贼图记》；从崇祯七年底到九年春任河南巡按御史的金光宸，把他这段期间的题本编为《两河封事》[26]；当时的兵部尚书张凤翼也把自己任职期间有关军务的题本编为《枢政录》。这三部书都丝毫没有涉及起义军在荥阳举行大会的事。那个“亡自贼中”的人究竟向谁报告，吴伟业没有说，看来很靠不住。
其次，说义军十三家七十二营首领在荥阳大会，结束于正月壬子日，“杀牛马祭天誓师”。壬子日是正月初一，据此推算这次大会当在崇祯七年十二月下旬召开。然而，可信的史料却表明，义军来到荥阳是八年正月间的事，攻克荥阳县城在正月初六日。[27]这就排除了七年年底在荥阳召开“十三家七十二营”这样大规模会议的可能性。
再次，吴伟业记载起义军召开“荥阳大会”的背景，是兵科都给事中常自裕上疏请调关宁、天津兵前往河南协剿，奏章由崇祯帝批交所司（兵部），“议未定”，就被义军所“侦知”，方才有各路首领集会共同商量“逆拒官军”之举。文中转述李自成的话也有“虽关宁铁骑至，无能为也”。那么，常自裕是什么时候上疏的呢？《平寇志》《怀陵流寇始终录》等书都记载在崇祯八年正月上旬。从当时兵部尚书张凤翼的题本中可以知道，常自裕上疏要求“调发关门夷、汉丁五六千，天津招练兵三四千”前往河南之后，朱由检立即批给兵部“看议速奏”。正月十三日，张凤翼具题建议从“铁骑营量调三千，于天津调二千。敕下该抚各选能将统领星驰赴豫”。十四日，朱由检批示要兵部“将各处兵马通行打算”，该增的增，该调的调，然后“责成督抚大举会剿，刻期尽灭，以图底定”。正月十九日，张凤翼同户部尚书侯恂会商之后，提出了一个调兵六万四千，筹饷银七十八万两的通盘计划。二十日，朱由检批示中提出“铁骑三千是否足用”，命兵部再次会议。同一天，张凤翼建议再调铁骑营二千、天津兵三千、四川白杆罗网坝兵三千，总兵力增加为七万二千名，饷银再加十五万两，合计九十三万两。二十三日，朱由检批准了这个计划，下令“限六个月扫**廓清”[28]。以上就是明廷密议调兵筹饷的全部过程，这个时间表确凿无疑地表明吴伟业所说的“章下所司”和商议过程，是崇祯八年正月中旬到下旬的事。试问，起义农民怎么可能在崇祯七年十二月就“侦知”当时连影子都还没有的事情呢？可见，《绥寇纪略》所述“荥阳大会”召开的起因和议题，同基本的历史事实凿枘不相容，显然出于好事之徒的附会。
最后，再看这次“大会”的决议，即“分兵定向”。我们认为，在当时是不可能制订这种计划的。崇祯七年以后，起义军的力量有相当大的发展，但仍然弱于官军，作战的时候总是采取避实就虚的战略，谈不上事先确定作战方向。如果考察一下崇祯八年正月以后各支起义军的运动情况，可以看出所谓“分兵定向”并不符合历史实际，如说会议决定横天王和混十万的任务是“西迎秦军”。康熙元年《汝宁府志》却记载：“八年乙亥春正月初四日，贼闯塌天、混十万、姜兼哨卒抵城外……是夜贼东下……往破颍州。”[29]康熙《上蔡县志》也记载：“崇祯八年乙亥正月朔五日，流寇闯塌天、混十万、过天星等经城下，焚南关，南犯汝宁。”[30]这表明混十万（马进忠）部起义军，并不是由荥阳西去迎击洪承畴统率的陕西官军，而是南向汝宁，然后东攻南直隶颍州。又如说，“革、左南当楚师”，“老回回、九条龙为游徼，往来策应”。可是，康熙《庐州府志》却明文记载：“崇祯乙亥春，流贼薄城，焚掠关厢。……贼名色有老回回、隔子眼、蝎子块、满天星等营。”[31]这又说明革里眼（贺一龙）部是东向南直隶，而不是按照什么“大会”决议去“南当楚师”。老回回马守应部也在同一时间东入南直隶庐州等地，接着在二月初西入湖广麻城[32]，这同所谓“往来策应”的说法也不符合。再如说“曹、过分屯荥、汜间，探中牟、邓、尉，以缀开、归、河、汝之兵”，任务是留在河南郑州地区拖住河南省的官军。然而康熙《罗田县志》却记载，崇祯“八年二月初四巳时，流贼名曹操、闯塌天、八大王等党统万余破霍山、太湖、英山等处，攻打罗田。城西门内有奸民徐害儿家突然火起，城破……”[33]可见曹操（罗汝才）部在崇祯八年初也是向东南方面发展，并没有屯驻在荥阳、汜水一带。就史料而言，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崇祯八年正月间，在河南的各支起义军大抵是向东南进军，看不到什么在统一部署下东南西北四路迎敌的迹象。至于所谓“破城下邑，金帛子女惟均”的说法，不仅包含对起义军的诬蔑，而且事实上当时既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也就不可能提出和实行平均分配一切缴获物资的主张。
根据以上论据，可以基本上确定：“荥阳大会”是一个虚构的事件。
第四节 起义军攻克凤阳
起义军在崇祯七年底大批进入河南以后，主力向豫东南和皖北方面发展。崇祯八年正月上旬，起义军经河南汝宁府东入南直隶，十一日攻克颍州，原任兵部尚书的张鹤鸣被处死。这时凤阳的贫苦群众听说义军到了南直隶，为了摆脱明政府敲骨吸髓的压榨，主动派人来邀请起义军进兵凤阳。
凤阳在明代是“龙兴”之地，朱元璋的父母埋葬在这儿，称为皇陵；他自己少年时代当过和尚的龙兴寺也在这里。[34]因此，凤阳被定为中都，在政治上享有特殊地位。尽管这里有金碧辉煌的宫殿，葱翠雄伟的山陵，养尊处优的守陵太监和地方官员，但对于当地人民来说，却是地地道道的人间地狱。明朝初年，朱元璋曾下令：“复凤阳、临淮二县民徭、赋，世世无所与。”[35]事实上正是因为这里出了朱皇帝，各种造作、差役多如牛毛，把老百姓压得喘不过气来。“以一日一家而当七役，仍且不免于鞭朴。”农民们“竭力一年之耕”，好不容易打下一点粮食，里役就接踵而来，“一不与则系累其颈，再不与则倒悬其躯，三不与而妻子者移易于他室。民即呼九天，而堂上万里，岂能闻此莫愬之小东乎？”[36]即便上达天聪，也不会得到皇帝的同情。崇祯四年十一月，南京礼部右侍郎钱士升奉命祭告凤阳皇陵之后写的奏疏里，就报告了凤阳地区衰败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