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李自成起义军南下湖广和襄阳政权的建立
第一节 李自成等部南下湖广
在河南境内的明军主力基本上被扫**干净以后，李自成、罗汝才和革、左五营的领袖们决定移师南下湖广。做出这一决策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寻求歼灭官军有生力量，扩大战果，为彻底推翻明王朝创造条件。当时明政府可以用于镇压农民起义的兵力，主要是孙传庭统率的陕西三边军队和屯驻于湖广襄阳一带的左良玉部。如果义军西入潼关攻打孙传庭部，敌左良玉部必然乘机北上河南，对农民军的后方造成严重威胁。而南攻湖广，先打左良玉部，则孙传庭所统陕西官军刚从河南郏县败回，元气大伤，需要休整一段时间补充兵员、马匹、器械、粮饷，在短期内不可能出兵河南追蹑义军。第二个原因是河南连年灾荒，在粮食等物力上无法供应李自成、罗汝才和革、左五营庞大队伍的需要。湖广是盛产粮食的地方，当时就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夺取湖广为基地，显然比陕西有利。何况就地理环境来说，湖广同河南一样，都是四通八达之地。先取湖广，对于尔后农民革命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崇祯十五年闰十一月，李自成等部义军主力四十万人由河南南阳入湖广，向襄阳进军。据守襄阳的左良玉部由于招降纳叛，部众多达二十万，号称三十万，而朝廷按名籍给饷的只有二万五千。超过饷额的兵卒全靠向当地居民任意搜括来维持供应，这就给襄阳地区的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起义军南下湖广时，左良玉毫无斗志，正在襄阳大造战舰，准备一旦形势紧张就顺汉水向东逃窜。襄阳的老百姓对左军恨入骨髓，暗中放火把左良玉打造的船舰烧毁一空。左良玉闻讯大怒，抢掠了一批商船装载军用物资和掳来的妇女钱财先行运走，自己则领着军队据守襄阳、樊城，妄图阻滞起义军前进。然而，襄阳地区的人民听说农民军快要到来，纷纷“焚香顶礼，牲酒远迎”[1]。有的人更主动充当向导，带领义军绕过左良玉设防的地方，从白马洞口渡过汉水。“又复抵死为贼抬架铳炮，协拥大队过滩。”[2]呈现出一派人民群众为解救自己的家乡而奋勇支援义军的动人景象。连左良玉本人也不得不在揭帖中吐露，“此时民情响应，势若沸羹”[3]。十二月初三日，左良玉拔营东遁，所过之处“焚庐舍，夷井灶，鸡犬无所留，千里一空”[4]。次日，义军进入襄阳。消息传到荆州，明惠王朱常润、偏沅巡抚陈睿谟以及“文武诸司，于初八日夜相率潜逃，城门无一卒”[5]。十四日，农民军占领荆门州，向荆州挺进。荆州士民杀猪宰羊，举着旗帜欢迎义军。十六日，义军进入荆州，杀明湘阴王朱俨钅伊全家。李自成随即分兵连下枣阳、宜城、谷城、光化等县。
义军占领襄阳、荆州之后，继续向承天（今湖北钟祥县）进军，明代嘉靖皇帝的父亲兴献王朱祐杬封在承天。明武宗死后没有儿子，朱厚熜入继大统。该地被看作“龙潜之地”，又是献陵所在地，因此升格为承天府，设立承天、显陵二卫防守。在明末农民起义的风暴席卷大地的时候朝廷又移本省总兵驻防，另调他省援剿总兵协防，令本省巡抚和巡按坐镇承天保护陵寝。[6]尽管这里有重兵镇守，却拧不过人心所向。当义军先头部队乘船抵承天时，本地居民有的在大门上书写“恭迎王师”，有的打开西关城门准备迎接义军进城。[7]
崇祯十六年正月初一日，义军攻克承天，明湖广巡抚宋一鹤自杀，巡按御史李振声被俘[8]，总兵钱中选被击毙，钦天监博士杨永裕投降。李自成下令改承天府为扬武州。这意味着朱明王朝承天继统的地方，已经化为起义农民耀武扬威之所。同时派人拆毁兴献陵享殿并发掘献陵。[9]
占领承天以后，义军继续东进。正月十五日攻克汉川县。这里距省会武昌只有一百二十里，又依濒汉水顺流可达。左良玉带着部众由襄阳逃到武昌，脚跟还没站稳只好顺江逃往九江。“十六日掳两岸船几尽。先是小民不能自置舟者，辄挈室托于粮艘，凡数千家，以粮艘可恃也。至是概掠之一卒登舟，百人请命，刀声人语，鱼乱水飞，可怜哉！十八日，全师东下，樯帆蔽江，酸泣之音，十里相接焉。两郡（指汉阳、武昌两府）方幸得稍苏息。”[10]左良玉部逃跑后，李自成起义军取道刘家隔，于正月十八日攻克了汉阳府，缴获船只四五千号。十九日，渡江进攻武昌。由于江水湍急，部队又不熟悉水性，许多船只被风浪打沉。李自成决定暂时停止渡江，于二十一日起营经云梦县返回襄阳。[11]
在此期间，李自成起义军向黄州挺进时发布的《剿兵安民檄》，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农民革命文献。檄文说：
为剿兵安民事：明朝昏主不仁，宠宦官，重科第，贪税敛，重刑罚，不能救民水火；日罄师旅，掳掠民财，奸人妻女，吸髓剥肤。本营十世务农良善，急兴仁义之师，拯民涂炭。今定承天、德安，亲临黄州。遣牌知会：士民勿得惊惶，各安生理。各营有擅杀良民者全队皆斩。尔民有抱胜长鸣迎我王师，立加重用，其余毋得戎服，玉石难分。此檄。[12]
这篇檄文笔墨不多，却旗帜鲜明。首先，它直截了当地斥责明朝当今皇上朱由检，是不仁的“昏主”，并且历数他的罪状，指出绝对不能指靠他救民于水火。这对于朱由检多次下诏所说“爱民如子”之类的空话，是个有力的揭露。接着，李自成声称自己“十世务农良善”，同广大贫苦群众具有共同的悲惨遭遇，为了“拯民涂炭”，才“急兴仁义之师”。表达了李自成和他领导的起义军将士，为了贫苦农民的利益，决心同朱明王朝奋战到底的坚定信念。
其次，檄文针对明廷把血腥镇压农民起义说成“剿贼安民”“不得已而用兵”的反革命宣传，李自成等义军领导人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明政府官军，“掳掠民财，奸人妻女，吸髓剥肤”，是真正的盗贼；响亮地提出了“剿兵安民”的口号。这个口号一提出，立即就得到了备受官军**的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持。明末著名官僚堵胤锡，在崇祯十六年给朝廷上的《救时二十议疏》中，反映了当时群众的这种心理：“自‘贼梳兵篦’之谣兴，而民怨兵入骨。于是猾贼创为‘剿兵安民’之说以愚黔首，所到之处翕然从之。”[13]堵胤锡在疏中还说了一句老实话：“臣知驱天下之民而从贼者，尽兵之为也。”[14]当然，他的意思是要求朝廷认真整饬军纪，同起义军争夺民心，最后达到把农民起义镇压下去的目的。但我们却可从中看到，李自成发布的《剿兵安民檄》是符合人民愿望的，为动员群众起来斩断朱明王朝的爪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最后，檄文也反映了李自成在各部起义军中，业已享有领袖的地位。他自称“本营”，下文却宣布“各营有擅杀良民者全队皆斩”，表明到崇祯十六年初，李自成同罗汝才以及革、左五营之间的关系，已从联营作战向建立一支以李自成为首的统一农民军过渡了。
第二节 起义军走向统一和“罗、贺事件”
同许多史籍的记载相反，明末农民起义军在组织上的统一，是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逐渐实现的。大量的原始材料令人信服地证明，那种把高迎祥描绘成前期的各部义军的共同领袖，在他牺牲以后李自成又被推举为“闯王”、继承领袖地位的说法，根本违反事实。直至我们在这里所述说的各部义军建立统一领导之前，各部之间只有偶尔的协同作战，而没有出现过真正的统一领导。然而，统一毕竟是大势所趋。从崇祯十五年夏天起，经过长期时分时合流动作战的各支起义军，终于在李自成的周围逐渐走向统一。攻取开封时，李自成已被推举为“奉天倡义营文武大将军”。到南下湖广襄阳等地区时，李自成的威望进一步提高，被推为“奉天倡义营文武大元帅”，从而出现了百川分流，同归于海的兴旺发达局面。当时，除了张献忠部以外，各支起义军都听从李自成的号令。罗汝才在实力和威望上仅次于李自成，被推为“代天抚民德威大将军”，但不得向全军发布号令。统一号令是义军实现统一的一个重大步骤，但是，统一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需要克服农民阶级的狭隘性和保守性。各营领袖长期习惯于各掌各的盘子，遇事自作主张，现在要转到遵命而行；原先是平起平坐的战友关系，各营之间是合则留，不合则去，保持着行动的完全自由，现在却要改为严格的上下级从属关系。这对于具有小生产者狭隘性的农民领袖来说，是相当困难的。特别是像罗汝才和革、左五营中的马守应、贺一龙这几位实力最强的领袖来说，更不容易做到放下架子，听命于人。从李自成和罗汝才的称号中，就预示着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一个称“奉天”，一个称“代天”，天岂可代？这种不稳定的统一终于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爆发为公开的对抗，最终不得不以李自成处死罗汝才、贺一龙的方式来解决统一过程中的这个矛盾。
罗汝才和贺一龙被杀的经过，由于是起义军最高领导层中的内部斗争，确凿情况不易为外界所知。各种史籍的记载因消息来源不同而分歧甚大。大致情况是这样的：三月初，李自成以设宴为名，请罗汝才、贺一龙到老营赴宴。罗汝才心怀疑惧，借故谢绝；贺一龙却应邀而至。席间，李自成即命埋伏在左右的士卒把贺一龙处死。次日清晨，李自成亲领精骑一百余人来到曹营，说是有重要事情同罗汝才商量，进入罗汝才的卧室后即将罗杀死。接着向曹营的将士宣布罗汝才“通敌”的罪状，说明处决是迫不得已。[15]
在李自成领导下实现起义军的统一，适应了形势发展的要求，具有历史的进步性，是应当肯定的。为什么在统一过程中采取的手段竟是如此激烈，以致演出了一幕幕血光剑影的场面呢？除了农民斗争本身的局限性以外，明廷的反扑，多方施展反间计也是个重要的原因。崇祯十五年八月，明督师侯恂在《论中原流贼形势疏》中说道：“贼中联营各部，如曹操一支，窥李自成有兼并之心，阴相猜贰。”说明明政府早已侦知李、罗之间存在隔阂的情报。他们当然不会放过机会去扩大和加深义军领导人之间的矛盾，挑起义军内部的火并。侯恂在疏中就建议，应该“伺隙设间，溃其腹心，贼必变自内生”[16]。在这以前，大学士薛国观为朱由检起草的诏书，就曾经“谕河南总兵左良玉、陈永福，以数千金行反间，使自成杀汝才”[17]。崇祯十五年义军围攻开封时，河南巡抚高名衡即伪造了一封给罗汝才的“复信”，信中说：“前接将军密书，已知就中云云。及打仗时又见大炮苗头向上，不伤我兵，足见真诚。一面具题，封拜当在旦夕。所约密机，河北兵马于九月初三日子夜由下口渡河，专听施行。”送信时故意让它落到李自成手里。“闯信之，后解围，于襄阳遂杀曹。书稿得于西门公馆书箧内，人始知公计也。”[18]吴伟业在《绥寇纪略》卷九中，也记叙了一个黄州生员陈某，混入义军后在李自成、罗汝才之间游说离间，企图“以口舌令二贼相图，可并灭也”。他先“说自成曰：‘汝才必为变。’自成不应。过汝才曰：‘将军苦人以恶马易善马，盍以字烙之，令识别自为群耶？’汝才曰：‘善，生其为我行之。’陈生故分‘前’‘后’‘左’‘右’烙马字，而先烙其左为一群。报自成曰：‘罗营东通良玉，马用左字为号矣。’自成侦之而信，遂杀汝才”。这些事实说明，起义军内部斗争的激化，同明政府的反间计是有密切关系的。
罗汝才、贺一龙的被杀，在起义军内部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存汉录》说：“汝才部下初多不服，自成百计笼络，半月始定。”《平寇志》说，汝才被杀后“一军大哗，闯贼以大队兵胁之，七日始定”。这些记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在罗汝才被处死以后，他的部将杨承祖、王龙等同李自成结下了怨仇，竟率所部向明陕西总督孙传庭投降。明大学士蒋德璟在这年五月初三日的揭帖中说：“顷见秦督孙传庭驰报曹操部将杨承祖投降一疏，内称其敢战多谋，为操骁将。操既被闯杀害，其部下哨目精兵与闯自相携贰，真天欲亡闯一机。惟加衔都司出自该督给札，似当即下兵部径以实衔与之，庶益知感奋用命。其余部混天狼及刘副将军，皆可乘机招致。自此贼势益孤，便易为力。……”[19]蒋德璟的揭帖，反映了明廷妄图利用“罗、贺事件”削弱义军的侥幸心理，也证明义军中曾经出现过局部混乱的事实。我们在分析“罗、贺事件”时，既要看到明廷从中插手，挑拨离间，也要看到它主要反映了农民阶层的狭隘性和动摇性。绝不能为了歌颂李自成，就把罗汝才、贺一龙说成农民革命中的叛徒、分裂主义头子。甚至违反事实地把罗汝才、贺一龙被杀后一度出现的混乱，描绘成全军欢腾，一致拥护李自成的果断措施。此外，我们也应当看到，封建社会中原来互不统属的各支起义军走向统一的时候，不可能按照近代的民主方式来实现，而往往是依据实力的大小、采取火并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因此，也不能因为李自成在实现农民军统一的过程中采用的手段过于激烈而多加指责。
在一些史学论著里，把罗汝才同李自成之争说成路线分歧，认为罗汝才是“流寇主义”的典型代表，而李自成则是着手克服“流寇主义”的错误，双方在应否“专土”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争执。这种说法的根据是吴伟业的一段记载：自成“置酒燕，语挑之曰：‘吾与汝起草泽，不自量至此。今当图关中，割土以分王。’汝才粗疏，时又醉，张目答曰：‘吾等横行天下为快耳，何专土为？’自成意色大忤”。[20]罗汝才是否满足于“横行天下为快”，反对“专土”，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就目前所见到的材料来看，在崇祯十五年底到十六年初，李自成积极延揽人才建立地方政权的时候，罗汝才依靠他的重要谋士玄珪，也在从事着同样的工作。如崇祯十六年正月十三日，罗汝才部占领湖广安陆后，“用絃圭（玄珪）为考试官，遍拘诸生”[21]。攻克承天活捉明钟祥知县萧汉后，罗汝才也曾劝他投降：“吾知汝清官，能降我，当不失富贵。”萧汉顽固不化，“伪参谋絃圭者（玄珪）又诱之曰：守死者腐儒之迂谈，行权者达人之妙用”[22]。由于罗汝才、玄珪不久就被处死，我们对罗汝才部义军在占领地区的设施了解不多。但从这些片段的史料中，可以说明罗汝才也是重视地方政权建设的。
革、左五营的另一位著名领袖老回回马守应，在“罗、贺事件”发生时正率部向澧州（今湖南澧县）进军。李自成授予他“永辅营英武将军”的称号，颁给四十八两重的金印一颗。[23]马守应推辞不受，意在保持自己的相对独立性。李自成几次调他带领部众回襄阳，马守应不想蹈罗、贺的覆辙，把队伍拉到长江以南的松滋一带地方[24]，与李自成保持若即若离的态度。甲申年春天，张献忠义军由湖广入川，马守应在夷陵病死，部众随张献忠入川。五营的其他三位领袖即贺锦、蔺养成、刘希尧则成了李自成的部将，在推翻明王朝的宏伟事业中做出了贡献。
经过一个很短时间的动**之后，明末农民大起义中原来各支独立的队伍，终于在李自成的领导下统一起来。张献忠虽然在行动上仍然我行我素，但也曾在一段时间里于名义上承认李自成的领袖地位。他在湖广直至入川后的战斗中，从战略上都有力地配合了李自成起义军。
“罗、贺事件”发生后不久，李自成又平定了袁时中的叛乱。
袁时中，河南滑县人，崇祯十三年在开州聚众起义。十四年渡过黄河转战于河南、南直隶的部分地区。由于河南原先有袁老山为首的矿民起义队伍，所以袁时中的队伍被称作“小袁营”。在河南府县的地方性农民起义中，小袁营是流动性最大也是发展得最快的一支。崇祯十五年，李自成部已在各支义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袁时中也应邀同李自成等部联合作战。在李自成的部署下，他所率领的小袁营立下了一些战功。当李自成、罗汝才和革、左五营南下湖广时，袁时中部仍然留在河南。由于袁时中本人的不坚定，经常动摇于起义军和明政府之间，明朝地方大员也多次拉拢他，希望把他拉过去搅乱李自成部的后方。李自成发觉了他同明政府的勾结以后，曾经派扶沟庠生刘宗文向他提出劝告。袁时中却自以为羽翼已成，李自成的主力远在湖广荆襄一带，鞭长不及马腹，奈何他不得，竟然把刘宗文逮捕送往明河南巡按御史苏京处，借以表明心迹。接着他又袭击李自成部义军的游骑数百人，除杀死一半外，被俘者也送往苏京处杀害。这种背信弃义的举动，激起了李自成的极大愤慨。他只好派出部将，领兵急速驰往袁时中驻地河南睢州，在崇祯十六年五月二十日左右，出其不意地一举击破小袁营。袁时中被擒处死，部众除散去一部分外都参加了李自成起义军。[25]
袁时中被擒杀，同“罗、贺事件”相隔只有两个多月，它们虽然同样都加速了明末农民起义的统一过程，但在性质上是有重大区别的。“罗、贺事件”已如前述，是以特殊形式解决农民起义在客观上需要统一的问题；而消灭袁时中，则主要具有镇压叛乱的性质。它防止了袁时中威劫所部起义军投靠明政府，对于稳定李自成起义军对河南地区的控制起了良好的作用。
第三节 襄阳政权的建立
崇祯十五年冬，李自成等部起义军已经稳定地控制了河南省的广大地区，开始派遣地方官吏，建立同明政府相对峙的农民革命政权。起义军南下湖广，使其占领的地方越府跨省，取代朱明王朝的形势逐渐成熟。再加上起义军本身实现了统一，就为建立中央政权创造了条件。崇祯十六年春，起义军改襄阳为襄京，建立了中央机构，同时在政治上、军制上和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为建立全国政权奠定了基础。
在政治上，主要是普遍地建立各级政权。中央政权设立于襄阳，暂名为“昌（倡）义府”（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府的简称）。[26]李自成以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的名义担任最高领导人。[27]这时还没有建国号，也没有改元，文移布告俱以干支纪年。[28]中央机构中设丞相一人，以牛金星任之。[29]设吏、户、礼、兵、刑、工六政府，分理政务。各政府置侍郎一人，以喻上猷为吏政府侍郎，萧应坤为户政府侍郎，杨永裕为礼政府侍郎，丘之陶为兵政府侍郎[30]，邓岩忠为刑政府侍郎，姚锡胤为工政府侍郎。侍郎之下有从事等官。
地方政权设置的情况是：由于当时所占领的地区只有河南省的大部和湖广省的一部，所以暂不设省一级机构；在原来明朝道一级的管辖地区，取消分守道和分巡道的名称，设防御使一人，主管该地区的行政和治安。各府设府尹，另据事务的繁简，酌情设立府同、府判等官；州设州牧，大州增设州同；县设县令、主簿等官。各级官员都分别颁给印信或札付，逐步走上正轨。[31]为了镇压地方上反革命势力的叛乱和其他破坏活动，除在军事要地部署劲兵驻守以外，还在县一级以上地方设立都尉、掌旅、部总、哨总等武职官员，统领地方武装。过去一般史籍中，只注意李自成派设的地方文职官员，便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大顺政权及其前身不重视巩固地方，除孤零零一两名文职官员外没有什么护卫力量。这是不正确的。在地方志和一些文献里，可以查到不少大顺政权地方武装的记载。到崇祯十六年五月，李自成的襄阳政权派设官员的地方，已经北至黄河南岸，南达湖广的澧州、安乡、华容[32]，可以说是颇具规模了。
大规模地建立政权机构，需要大批知识分子。李自成便通过征聘和调集诸生考试，以选拔人才。如占领荆州后，在崇祯十六年正月考试诸生，题为《三分天下有其二》。参加考试的共九十人，中试者七名。首名赏三百两银子，其余六名赏一百两；未中试者也赏给十两以资鼓励。[33]在河南，也移文“防御使考取生员，一、二等者送伪吏政府选官，又提调府州县在籍乡绅，量材擢用”[34]。
在军制方面，随着起义军组织上的统一而做了重大的整顿和改革。其主要措施是：一、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把起义军划分为担负攻城野战的五营和镇守重要城市和战略要地的地方军；二、授予各级将领以正式的职称。
先说五营。按照吴伟业在《绥寇纪略》中的记载，可知其大致情形如下：权将军二人，即田见秀、刘宗敏。[35]据说田见秀“为人宽厚”，能得众心，所以命他“提督诸营事”[36]。刘宗敏的主要职责是，充当李自成的左右手，并指挥总部的直辖部队——中权亲军。[37]
中权亲军：在刘宗敏之下有帅标正威武将军张鼐[38]，威武将军党守素副之；帅标左威武将军辛思忠，果毅将军谷可成副之[39]；帅标右威武将军李友；帅标前果毅将军任继荣；帅标后果毅将军吴汝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