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大西军在四川
第一节 大西军入川
到崇祯十六年十一月，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军已经比较稳固地占领了湖广南部和江西的袁州、吉安两府。在这些地方派设了官员，建立了政权，形势相当可观。可是，就在这时，张献忠却毅然决定率领大西军主力西进四川，在湖广、江西只留下微不足道的一点地方武装，实际上等于自行放弃两省地方。张献忠为什么要这样做？封建史籍上说他是害怕左良玉部官军，才避而入川的。近年来，某些论著又认为这是流寇主义在大西军中的表现。笔者以为，张献忠之所以率部入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同李自成部义军的关系不好。他决策向四川转移正是李自成歼灭了孙传庭部官军席卷西北地区之时。这时明王朝覆灭的前景已经洞若观火，大顺军眼看就要着手实现统一全国的大业了。张献忠非常清楚，他既然不打算并入李自成的大顺军，自己又不甘心向李自成俯首称臣，那就只有另寻出路。他过去曾经一再进军四川，对这一带的地理条件有较深刻的了解。就全国而言，四川偏处一隅，北有秦岭，东有三峡，都是易守难攻的天险。蜀中又有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足可立国图存。纵观历史，大凡天下大乱之际，在四川建立的割据政权一般都能够维持得比较长久。所谓“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后定”，正是这种历史状况的简单概括。在大顺政权行将统一全国的时候，既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独立地位，张献忠毅然放弃长江中游地方，远离他人的卧榻，就是不难理解的事了。
再看四川的情况，明朝末年这里的社会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统治阶级的骄奢**逸同农民的极度贫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时人士就曾对四川的社会状况做了这样的描述：
……即如一服饰也，厌薄缟素，竞侈罗绮，僭制造奇，月异岁变；一宴集也，淡泊是鄙，丰厚相尚，邱糟林肉，海错山珍；一居处也，华堂绣户，卷雨飞云，园榭必花木盛植，池亭必鱼鸟备观；一烹宰也，只顾适口，不惜物命，刳脔极殄极虐，炮炙极怪极惨；一田土也，富连阡陌，贫无立锥，侵谋膏腴，占人世业，欺夺孤弱，全我方圆。甚之交易则利己损人，营求则重息撤债，结处则口是心非，刁唆则舌剑唇枪，纵欲则贪刻**，逞奸则阴谋下石，见人得志则嫉忌横生，闻人不幸则幸灾乐祸。又甚至贪官污吏、学霸势绅、市棍土豪、衙蠹宦仆，猫鼠固结，鱼肉善良，倾人之家，破人之产，鬻人之子，骗人之财，坏人之功名，害人之性命，**占人之妻女，拆散人之婚姻。绅衿棍蠹，莫不万亩千楹，更锦衣而玉食；乡农庸贩，惟有佃田租屋，且啼饥以号寒。[1]
崇祯后期，明王朝在四川的统治业已摇摇欲坠，地方性的农民起义和民变风起云涌。其主要的表现便是：活动于川北和川东地区的摇黄十三家越来越活跃，川西等地以“打衙蠹”为号召的民变又方兴未艾。“摇黄十三家”起源于以摇天动、黄龙为首的农民军。崇祯七年农民军大举入川后，有一小部分留在四川同当地群众结合，逐渐形成了十三支起义队伍。这十三家的首领是：争天王袁韬、震天王白蛟龙、整齐王张显、黑虎混天星王高、逼反王刘维明、夺天王某、闯食王某、争食王黄鹞子景可勤、二哨杨秉胤、六队马超、行十万呼九思、顺虎过天星梁时政、九条龙某等。他们活动于蜀中，很少同外面大规模的农民军直接配合作战，类似于河南、山东等地的地方性农民起义。摇黄十三家在前期是得到贫苦民众支持的，史料记载“无聊穷人，背主黠仆，贼与此辈气味相投”[2]，因此发展很快。后来由于缺乏正确的纲领口号，有的甚至蜕化变质，直接侵犯到一般群众的利益。但是，对明王朝来说，他们一直是造反的队伍，牵制了官军的力量，破坏了明政府统治的基础。明四川按察使司佥事张一甲在叙述大西军和大顺军分别进川“势如破竹”的原因时，曾经指出，“川非无兵，为摇黄折尽”[3]。崇祯十六年，摇黄十三家的力量发展壮大，控制了川北巴州、通江、仪陇等州县，“官兵不能攻”[4]。
“打衙蠹”的兴起表明四川人民同官府的矛盾已经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在明末农民战争的感召下，四川人民在崇祯十四年便到处揭竿而起，自发地对吏胥衙役、绅衿子弟、王府爪牙痛加惩处，即所谓“打衙蠹”。此类运动最初是在彭县爆发的，其他州县也闻风而动，如雅州“百姓各执枪棒进城，拆毁衙役房屋，打死蠹役数十人。上南州县，处处皆然，州县官惟闭署坐”[5]。随着群众斗争的深入，内容也由“打衙蠹”而扩展为“除五蠹”：“一曰衙蠹，谓州县吏胥快皂也；二曰府蠹，谓投献王府、武断乡曲者也；三曰豪蠹，谓民间强悍者也；四曰宦蠹，谓缙绅家义男作威者也；五曰学蠹，谓生员之喜事害人者也。”[6]到崇祯十六年，“打衙毒（蠹）之风渐炽，因岁饥，转掠富户。凡土官之积厚者皆被其害，如邛州之杨天官，毁其厅堂，掠其财物。如山之富，不待贼（指大西农民军）而乌有矣”[7]。
很明显，人民群众已经自己起来斩除封建统治阶级的爪牙了，他们把矛头指向了整个官绅地主。四川地方当局开初还加以抚慰劝阻，指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料百姓们根本不听，乱子越闹越大，以致不可收拾。官僚们改而动用武力，调军队和土司兵对人民群众的这种自发斗争进行血腥镇压。山雨欲来风满楼，这就是大西军入川时的蜀中形势。
张献忠决策入川后，大西军就由常德、澧州北上荆州、夷陵。原活动于这一地区的老回回马守应，由于同李自成有隔阂正处于彷徨无适的境地。张献忠部义军到来之时，马守应已经病重，不久死去。部众遂加入了大西军，随同进川。[8]张献忠还注意召集荆州、宜都等地的群众入伍，所以兵势非常强盛。一六四四年春，大西军逆江而上，水陆并进。四川官军的防御力量相当薄弱，大西军“越下牢，渡三峡，古称天险，如蹈无人之境”[9]，于二月间占领万县，明总兵曾英率部退守涪州（今涪陵）望州关。
由于江流湍急，两岸高山难行，大西军在行进中队伍拉得很长，后续部队一时跟不上来；加之兵员和随军家属人数相当庞大，沿途又都是生产不发达的地区，筹集粮草极不容易。因此前锋到达万县后，滞留了三个月才继续西进。[10]六月初八日，大西军攻克涪州，明守道刘龄长逃往綦江。十一日，张献忠下令分兵两路进取重庆，水路溯江而上，陆路取道南川县，约定十八日会合于重庆城下。[11]张献忠乘坐大船，船上悬挂着“澄清川岳”字样的黄旗，在重庆附近登岸，同麾下将领观察了地形。攻城之前，他派人劝说重庆守城官员投降。明守土官员问张献忠大军此次入川的意图何在，使者回答说：“暂取巴蜀为根，然后兴师平定天下。归诚则草木不动，抗拒即老幼不留。”[12]明官僚拒绝投降，献忠即部署攻城。重庆位于长江和嘉陵江汇合处，三面临江，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山城。大西军从西面陆路先攻占浮图关[13]，进抵城下。六月二十日，张献忠命军士用火药炸开通远门附近的城墙，一举攻克了重庆。[14]明瑞王朱常浩[15]、四川巡抚陈士奇、重庆知府王行俭、巴县知县王锡等都被处死。张献忠下令把据城抗拒的官军士卒砍去一只手，然后释放。这些人逃窜所过地方，军民震骇，纷纷瓦解。大西军稍事休整后，除留下刘廷举带着为数不多的军队镇守重庆外，大军即分水陆两路向成都进发。
成都是明蜀王的封地。从洪武年间起，朱椿的后代即凭借政治势力，霸占了跨府连县的腴田沃土，积攒起惊人的财货，过着骄奢**逸的糜烂生活。史载第一代蜀王朱椿就霸占大量土地，共建了三百多个王庄，“王膳”一天由一个王庄供应，一年之间才轮换一遍，“故富无与比”[16]。到万历年时，王府庄田已经占了利用都江堰水灌溉的十一个州县土地的十分之七，还不包括蜀府亲王、郡王、将军、中尉的禄米、杂项收入和差徭。末代蜀王朱至澍听说京师失守、崇祯自尽，竟然异想天开地希望得到四川地方文武官员的支持，先就监国之位，然后黄袍加身。四川巡按御史刘之勃以朱至澍的世系太远为理由坚决反对，其他一些官员也表示冷淡。朱至澍的皇帝梦做不成，大为恼怒。当大西军和大顺军分别由湖广、陕西进川时，地方官感到形势严重，曾请求蜀王出钱募兵。朱至澍怀恨在心，又舍不得出钱，皱起眉头说：“孤本无蓄，止有承远殿一座，如可变，请先生卖以充饷。”[17]等到大西军攻破重庆，瑞王被杀的消息传来，朱至澍才慌了手脚，打算带着宫眷财宝逃往云南。地方官担心会引起人心涣散，不让他走。朱至澍无法，只好拿出银子募人守城，宣布应募者“人给白金五十两”。但为时已经晚了，“应募率皆游手无赖，方授兵登陴，各怀镪超堞而去”[18]。
六七月间，正当大西军由重庆向成都推进的时候，李自成任命的大顺政权四川节度使黎玉田[19]、怀仁伯马科[20]统兵一万从汉中入川。当时，李自成已经败回西安，明知张献忠部已由湖广进川。尽管李自成遣军入川和任命四川地方官员，是在北京期间决定的，这时对付清军已感到力量不足，本应立即撤回入川军队，假意同张献忠修好，共同抗清。可惜他没有这样做，其中原因目前说不清楚。七月，黎玉田、马科所统大顺军进入川北重镇保宁（今阆中县）。
明王朝在四川的统治已经面临末日，成都居民“每夜呼曰：闯至矣！明日又呼曰：献至矣！”[21]惶惶不可终日。八月初五日，大西军到达成都城下。初九日，破城而入。[22]朱至澍和王妃投井死，新任巡抚龙之光、总兵刘佳胤投水自杀。巡按刘之勃被活捉，张献忠劝他投降，他却顽固不化，被处死。张献忠封蜀世子为太平公，不久也杀掉。
占领成都以后，张献忠派出大将分别领兵收取四川各府、州、县和各土司。大都望风而下，“州县争封府库应伪命”[23]。邛州的生员听说大西军占领了省城，自动聚集群众“伐鼓大噪，索印款贼”[24]。在很短的时间里，除了遵义（今属贵州省）和石柱、黎州土司以外，四川地区便大都处于大西政权的管辖之下了。
第二节 张献忠在四川建国
大西军初进四川时，曾在名义上承认李自成大顺政权的正统地位，遵用永昌年号。[25]不久传来了大顺军被清军击败的消息，李自成派黎玉田和马科统兵入川，又直接触犯了张献忠的利益，使他难以忍受。因此，他先派部将，继而亲统大军来到川北，一举击败马科部，把大顺军赶回陕西。张献忠为了纪念这个胜利，把绵州改为得胜州，派设了地方官员和镇守将领。川北一战标志着张献忠同李自成两大农民军公开决裂。李自成在抗击清兵尚且自顾不暇的时候，派出军队去同张献忠争夺四川，尽管他的部队收取的是大西军尚未到达的明政府管辖州县，毕竟有伤和气。但是，张献忠却走得更远。他在绵州取胜之后，竟然一不做二不休，于十一月间派出军队进攻大顺政权管辖的陕西汉中府。结果被大顺军汉中守将贺珍击败。[26]在全国形势由于清政府推行民族征服政策而日益恶化的时候，大西军和大顺军却兵戎相见，其对双方的影响都是相当不利的。汉中之战仅仅过了一个多月，大顺军就在清军进攻下被迫放弃陕西。李自成固然不能指望得到张献忠的支援，而在大顺政权倾覆之后，大西政权也失去了北面的屏障，直接处于清军攻势的威胁之下。
张献忠占领成都后，便正式建立政权，初称大西国王，不久称帝，定年号为大顺。[27]以成都为西京，蜀王府邸为宫殿。其立国措施主要有以下几项：
一、设立官职，开科取士
朝廷设立丞相、六部尚书等官职。以汪兆龄为左丞相，严锡命（四川绵州人）为右丞相，政事多裁决于汪兆龄。胡默为吏部尚书，王国麟为户部尚书[28]，吴继善为礼部尚书（不久处死，以江鼎镇代替），龚完敬为兵部尚书[29]，李时英为刑部尚书，王应龙为工部尚书。
值得注意的是，张献忠入川初期，很重视延揽四川地方人才。左、右丞相中安排了一个四川人士，六部尚书中王应龙是延安工匠出身，跟随张献忠多年的老战士；胡默和李时英是在湖广参加张献忠起义军的知识分子，共过患难，让他们掌握用人和刑杀大权比较放心，此外的三部尚书（同丞相一样各占一半）都是就地取材，任用了四川人或明朝四川降官。川北巡抚也由四川广元人吴宇英担任。[30]
为了争取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支持，张献忠在四道各设学官一人，开科取士。命令各州县起送士人参加科举，规定若有父兄阻挡子弟赴试，要受到严厉惩罚。从当时人士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心怀疑惧者固不乏人，但多数还是抱有善意或者热衷功名的，故参加大西政权科举的人相当踊跃。考试方法改八股为策论。张献忠亲自写了一篇《万言策》，“历评古今帝王，以西楚霸王为第一”[31]，颁发学宫，供士子学习。考试及格的人由吏部分别授官。大西政权的科举制度，包括了笼络士子和加意防范的双重意义。一方面尽量用功名争取士子，虽然当时管辖范围不到一省，科举却分为入学、中举、进士三级。一六四五年科试之后不久，“又以为不得真才，仍复设科，是一年两科举也。一时举人、进士固多，而状元、榜眼同出一州”[32]。另一方面又规定“未取童生不许躲闪，已中者不得宁家，未中者不得在乡居住。以为秀才在乡造言生事，并家眷尽驱入城中，十人一结，一家有事，连坐九家”[33]。这些措施，实质上反映了大西政权对地主阶级既争取又控制的态度。
二、军制
大西的军制，有正规军和地方武装之分。正规军共四十八营，以孙可望为监军节制文武平东将军，刘文秀为挂先锋印抚南将军，李定国为安西将军，艾能奇为定北将军[34]；以王尚礼为提督御营，窦名旺为提督皇城都指挥，王复臣、王自羽为水军左、右都督。此外，大将尚有张君用、马元利、冯双礼、白文选、刘进忠等。上述将领除王尚礼、窦名旺外，都经常统兵分镇或分巡各州县。
为了维护地方治安，大西政权在各州县还组织了地方武装，称为里兵。史料记载，大西政权“有里兵，皇兵名色。按户口佥派，三丁抽一，皇兵出师，里兵守城”[35]。仅在简州一地就有“里兵五百人，属伪都司管辖”[36]，定期进行操练。
三、肃清内奸，厉行法治
张献忠深恶朱明宗室鱼肉人民，入川后就下令：“凡王府室支，不分顺逆，不分军民，是朱姓者，尽皆诛杀。”[37]防止了官绅地主利用正统旗帜拥立朱元璋的子孙发动叛乱。为了防范敌探奸细，大西政权实行了严格的户籍制度，如在广元，“城中居民不论老幼男女，一切入籍，不能遗漏一名”。[38]西京成都的城禁更是十分森严：
四城门不许擅行出入。凡城内出者，先赴兵马司处投递手本，上开某街等几铺或某坊某人出到某处，左右邻某人，户首某人，保结某人，有无家口，约某日回城。如至期不回，先拘左右邻及户首斩杀，后拘出城不回之人家口，不拘老少，尽数斩杀。其城外入者，兵马司盘问明白，填给入票。事毕出城，验缴原票方行放出。如或有失落原票者，即杀不放。如系本日往还者，则于左颊印一图书，至晚验明图书方行放出。倘或有被汗水摩擦，图书不明者，亦拘留斩首。[39]
又派出缉事兵丁，化装成平民于大街小巷往来巡查，发现有“讥讪新朝”言论者，立即绑赴王尚礼处严加惩办。一天夜间，有个男子絮絮闲谈，他的妻子阻止说：“夜深了，你还是张家长李家短说个没完没了。”被缉事兵丁听得，第二天捉将官里去。张献忠得报后大笑道：“这是说我家长，自成家短，是个良民嘛！”下令给赏释放。[40]在这种政治空气下，城中百姓虽不免感到精神紧张，但大西政权肇建之初，敌对势力尚欲蠢动之时，严加警戒也是可以理解的，当然手段过于残酷了些。
四、经济措施
大西军在湖广的时候，曾经宣布过钱粮三年免征的政策，军饷等费用都是取之于没收官府、宗室和官绅地主所得。入川以后有否改变，没有见到明确的记载。[41]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大西政权在四川没有实行按土地或人口征收赋税的政策。几十万大军和各级政权的消费，基本上是依赖没收和打粮。当时人士傅迪吉和李蕃的著作中，都描述了大西军出外打粮的情况。明末社会中，家有余粮的固然主要是地主，可是这种见粮就拿、见猪就杀的政策，必然要侵犯到一般农民的利益。如果说这种做法在流动作战时期还有它的合理性的话，那么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权，继续这么办就必然走到难以为继的地步。它不仅不利于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而且必然导致生产的萎缩和停顿。[42]这不能不说是大西政权在四川站不住脚的重要原因之一。
同大顺政权相类似，大西政权也曾经“取富户追赃”[43]。“拘绅衿富室大贾罚饷银，皆以万计，少亦数千，不问其力之足否。事甫毕，则又戮之如初。”[44]在雅州“止发土户（指土司）钱粮助饷，地方尚未残破”[45]。
为了便于民间贸易，大西政权铸造了大顺通宝，制作精工，同明末的薄劣恶钱形成鲜明的对照。[46]张献忠还下令专门铸造了“西王赏功”钱，分金、银、铜三品。这种钱显然是供赏赐有功将士之用。其铸造的时间大约在入川以后至称帝以前，至于是否可在市场流通尚不清楚。[47]史料中可以看到不少当地百姓“入营贸易”的记载[48]，说明大西政权是保护商业的。
五、对西方传教士的态度
张献忠在成都建立政权以后，礼部尚书吴继善曾推荐明末来川传布天主教的耶稣会士利类思（意大利人）、安文思（葡萄牙人）“才德兼优”，可备顾问。献忠依言派礼部官员前往聘请。接谈时，献忠从他们那里得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知识，感到非常高兴，待以上宾之礼。不久，以二人“深通天文地理，又知各国政治”，赐以“天学国师”徽号，由国库按月发给银两。这两个耶稣会士通过同张献忠的接触，发现他“智识宏深、决断过人”，“天姿英敏，知足多谋、其才足以治国”[49]。张献忠抱着很大的兴趣向两位传教士询问了西学和西方各国政治制度、风俗人情，兼及天主教教义和“教内事件”，注意吸收当时西方比较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他“问算学之事甚多”，并且“随同左右辩论，颇有心得”。他还委派传教士带领工匠用红铜造天球、地球和日晷各一座。造成后，张献忠“视若异宝，饬令将天、地二球排列宫中大殿上。以壮观瞻”[50]。他多次向传教士索取天文书和算学书，表明他对西方的科学技术非常关注。
然而，张献忠却不赞成在中国传播天主教。他很得体地对传教士们说：“吾深知尔等之教，活而且圣。唯一天主真神，应受朝拜，尔等当朝拜之。然当在欧洲朝拜之。因我等生于中国，亦有我等之敬礼，谨当守之。尔等之天主亦愿在尔欧洲享受敬礼，因彼处有多数人敬之故也。天主不愿在中国受敬礼，亦不令人尊之敬之，因此地之人心锢闭，随从其祖宗之教故也。是以尔等教律紧要诸书，尔等宜保存之，并耐心等候吾将全国平服后，即当送尔等还乡。彼时烦尔等多遣天文学士及天文诸书惠寄来华。”在一位封建社会中出身于社会底层的农民领袖身上，竟然具有这样明确的区分精华和糟粕的卓识，实在是令人钦佩的。张献忠尊重传教士们的科技知识，但对于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隐情却洞若观火，“谓其借传教为名，暗行其私意，侦探中国底蕴，报知外国”。从后来公布的西方传教士超越宗教活动范围，私自搜集和记录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地理、风俗、人情等大量情报来看，张献忠的“智识宏深，决断过人”诚非虚语。
六、大西政权封建化的若干迹象
在四川建立的大西政权，本质上是农民革命政权，受到这个政权沉重打击的是官绅地主。不过，也有若干迹象表明这个政权正处于向封建政权转化的途中。张献忠入成都后，追求生活享受很是令人吃惊，仅后妃就多达三百余人。[51]这种在生活上的追求，正反映了张献忠作为一位农民革命领袖，随着地位的变化而逐渐丧失了原先的朴素作风。由于后妃众多，太监也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了。同李自成在西安建国以后的情况一样，张献忠也把封建统治阶级恭避御讳的做法学了过来，不准人们使用“献”“忠”二字，犯者严惩。连往代碑文上的献忠字样也一概铲掉。史料记载：“近日人家庙宇扁对石碑牌坊上，有犯张献忠名字，亦皆镵去。”[52]“献忠恶人犯其名字，自剑阁栈道抵成都，前人碑版皆凿之，虽嫌名亦讳，并刊去前代年号，故蜀无完碑。”[53]
第三节 官绅地主的叛乱和大西政权的加紧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