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宁化县民黄通，“以较正斗斛，裒益贫富为名”[43]，反对地主用二十升的大桶收租，“唱谕诸乡凡纳租，悉以十六升之桶为率，一切移耕、冬牲、豆粿、送仓诸例皆罢。乡民欢声动地，归通惟恐后”[44]。通“乃连络数十乡为长关，佥其豪者曰千总，总各为部。通有急则传千总，千总传所部，不一日而千百人集矣”[45]。在这种组织下，“乡之丁壮，悉听其拨调”[46]，称之为田兵。他们行使了部分政权职能，“事关有司者，皆取断于通，令（指南明知县）拥孤城而已”。隆武二年（1646），黄通部田兵一度攻克了宁化县城，还活捉了隆武朝廷兵部侍郎于华玉。这场斗争后来被清政府所扼杀。
江西石城县的佃变起于隆武元年九月，当地佃农在吴万乾领导下，掀起了减租和争取永佃权的斗争。他开初提出废除每纳租谷一石加耗一斗的所谓桶面，得到佃户们的热烈响应。在这个基础上又把佃户组织为田兵，斗争的内容也由废止桶面陋规发展到减少租额，一石只纳七八斗，并且提出了永佃权的要求。由于当地地主豪绅的势力比较雄厚，吴万乾就联络宁都、瑞金、宁化的客户，建立了集贤会的组织，多次围攻县城。顺治三年，石城落入清方之手。次年，在几千名清兵的围攻下，田兵被击败，吴万乾也惨遭擒杀。[47]
在宁化、石城佃农运动的影响下，附近州县的佃农也组织了田兵展开斗争。如瑞金县的何志源、沈士昌、范文贞等人，“效宁化、石城故事，倡立田兵，旗帜号色皆书‘八乡均佃’。均之云者，欲三分田主之田，而以一分为佃人耕田之本，其所耕之田，田主有易姓而佃夫无易人，永为世业”。田兵们还“蚁聚入城，逼县官印均田帖以数万计。收五门锁钥，将尽掳城中人”。迫使南明官僚不得不责令粮户（田主）出城，与佃户“立盟，捐额租，除年节等项旧例。粮户不敢出一言，唯唯而已”[48]。瑞金的田兵，后来同福建宁化和江西石城的佃农运动会合在一起，声势相当浩大。顺治四年，清朝知县徐珩到任后，“请兵虔院，发马步兵五千人，破其山寨，剿杀五六千人”[49]，把这场佃农为捍卫自身权利的斗争淹没在血泊当中。
江西中部的佃农运动，具有鲜明的革命色彩。上文已经指出，这一带的贫苦农民在崇祯十六年曾坚决支持过张献忠起义军。明亡以后，他们又在铲平王的旗帜下，向地主豪绅展开了猛烈的冲击。史载：
初，甲申、乙酉间，吉州一大变也。苍头蜂起，佃甲厮役群不逞者从之。刲牛屠豕聚会，睢盱跳梁。每村千百人，各有渠魁，裂裳为旗，销锄为刃，皆僭号铲平王，谓铲主仆、贵贱、贫富而平之也。诸佃各袭主人衣冠，入高门，分据其宅，发仓廪散之。缚其主于柱，加鞭笞焉。每群饮，则命主跪而酌酒，批其颊数之曰：“均人也，奈何以奴呼我？今而后得反之也。”此风滥觞于安福、庐陵，其后乃浸**及永新。[50]
这是何等可贵的革命的豪言壮举啊！农民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他们是地主阶级封建制度的批判者，他们所追求的是政治和社会上的平等、经济上的平均。换言之，他们本能地具有同压迫和剥削相对立的大同理想。诚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农民们用以批判封建制度的思想武器是不科学的。然而，这与那些认为农民根本没有自己的思想、根本不反对封建制度的说法，毕竟不是一回事。
第四节 南方的奴变
明朝初年，朱元璋在元末农民战争的影响下，曾颁布过免奴为良的法令，并对官绅畜奴做了严格的限制。随着王朝统治的重新稳定和日益腐朽，畜奴的风气又盛行起来。特别是在南方，缙绅地主通过购买和接受投靠，拥有大批的奴婢。明后期，江南士大夫之家不仅家内服役依赖奴婢，而且部分田土的耕种也由奴仆承担。顾炎武说：“今吴仕宦之家，（人奴）有至一二千人者。”[51]湖广麻城的梅、刘、田、李四家，“家僮不下三四千人”[52]。沦为奴仆的农民，“子姓世为奴，非主自鬻，无得脱册籍”。[53]他们的子女称为人奴产子或家生奴婢，家主有役使和转让的权力。有的地方严格禁止奴仆读书识字，目的是使他们永远处于愚昧无知、易于役使的地位。奴仆们过的是缺衣少食、劳役繁重的生活，还要忍受主子的种种欺凌。一件史料中说：
间尝闻江南惨礉之主，或有苛使盲驱，繁于《僮约》。奴多腹坎无食，膝踝无裙，臀背无完肌肤。奴女未配聓，蚤破其瓜；妇未耦子，先割其鲜。主妇妒，则有锻椓阴私，剃毛缝皮，丑痛之声，流闻于外。[54]
非人的待遇使奴仆们的胸中蕴积了复仇的火焰。在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起义感召之下，奴仆们看到了摆脱世世代代受压迫的希望，他们行动起来了。较早的奴变在崇祯七年秋爆发于安徽桐城。这里的奴仆在黄文鼎、汪国华、张儒等人的联络下，立盟会聚，“谋为乱以应贼”[55]。他们受“替天行道”口号的影响，以“代皇”二字为号。“‘代皇执法’四字屡冠于檄首，标于令箭，传于郡城及各乡村矣。”[56]这说明他们对当今皇帝还抱有幻想。桐城的奴变，得到了当地群众的广泛支持，“穷民之亡赖者，无远近少长毕至”[57]。参加起义的群众，在城外胡家庄“设将台，建令旗、令箭，署文武参谋、中左右前后五哨先锋等号。民间讼狱咸取决焉”[58]。这次起义不久就在官府和乡绅勾结下被击败了。当知县审问张儒为什么聚众为变时，他回答道：“无他，不欲为奴耳。”[59]桐城奴变的组织者被诱杀，这并没有吓倒逐步觉悟起来的奴仆。“漏网余党，愤恨不平，说：‘我等要杀乡官，到不曾杀得，反被乡官杀了。’是以往北方接得流贼来报仇。”[60]崇祯十六年，湖广麻城奴仆组织的“里仁会”，派人往南直隶迎来了张献忠起义军，说明奴仆们已经认识到，必须联合其他地方的农民革命武装，才有可能改变自身被奴役的地位。
江南奴变的高涨，是在大顺军推翻明王朝之后出现的。甲申四五月间，大顺军占领北京、崇祯皇帝自尽的消息传到南方，各地的奴仆闻风而起，迅速掀起了一场反对封建人身依附的解放运动。奴仆们的斗争目标，首先是要求脱籍，改变奴主关系。在金坛县，奴仆们听说大顺军攻克了北京，欢呼道：“天地迥薄，贵贱翻蹑，我辈何必长为奴乎？”他们组织起来，自称为“削鼻班”。这个名称的来源是江南一些地方“谓奴曰鼻”。班名“削鼻”，就是要削除奴仆的身份和世籍。削鼻班策划了举事的日期，规定到时“各刦其主，破券均齿乃已”。弘光朝廷建立以后，地主豪绅有了靠山，神气起来了，削鼻班的活动暂时趋于沉寂。乙酉五月，清军南下，弘光小朝廷覆灭。奴仆们又“拍掌相贺曰：‘我知天公果不欲终奴我也’。”“骤呼其党近万人，饮血于城隍之庙，令曰：‘国步既改，诸勋戚与国同休者咸已休废，若我辈奴籍不脱，奴将与天地同休乎？’遂部署秃屑者司驱走，桀黠者主指画，温肥者赡金帛。令曰：‘主有不肯破券均齿者，众共灭其家；奴有自不愿去者，磔而尸之。’”[61]“遂鸣钲造乱，缚故主，胠其囊箧，索身契，横行剽惨。去主从乱，凡四五万人。”[62]南直隶嘉定县，于“端午后始得北信，于是邑有逆奴，乘乱焚劫索契之变”[63]。《研堂见闻杂记》记载南直隶太仓州的情况说：“吾娄风俗，极重主仆。男子入富家为奴，即立身契，终身不敢雁行立。有役呼之，不敢失尺寸。而子孙累世，不得脱籍。……乙酉乱，奴中有黠者倡为索契之说，以鼎革故，奴例何得如初？一呼千应，各至主门，立逼身契，主人捧纸待。稍后时，即举火焚屋，间有缚主人者。虽最相得，最受恩，此时各易面孔为虎狼，老拳恶声相加。凡小奚细婢，在主人所者立牵出，不得缓半刻。有大家不习井灶事者，不得不自举火。自城及镇、及各村，而东村尤甚。鸣锣聚众，每日有数千人鼓噪而行。群夫至家，主人落魄，杀劫焚掠，反掌间耳。……城中倡首者为俞伯祥，故王氏奴。一呼响应，自谓功在千秋，欲勒石纪其事，但许一代相统，不得及子孙。”[64]江阴县的“叛奴乘衅索券焚弑者络绎而起，烟火蔽天，大家救死不暇”[65]。
在南直隶黟县有“黠奴”宋乞，“暗约诸奴，以吾辈祖父为役，子孙隶其籍，终不能自脱。天之授我，此其时矣。彼皆孱弱，不任干戈，而乘上之急，即欲以逆绳我，无暇也。部署既定，及期而皆举，无或后者。邑凡列营数十余处，各有魁帅领之”[66]。“始而挟取其先世及其本身投主卖身文契，继而挟饷于乡邑。素有名望者，俱剪除之”。[67]
浙江海宁县有李刀三领导的奴变，“李刀三故大家奴，以黠称。乘间煽诸毒怨于大家者揭竿起，而己构兵其间，势汹汹”[68]。
广东的奴变称为“社贼”，“贼皆人奴，忿杀其主以叛。始于顺德县冲鹤村，延及新会、开平、高要。皆杀逐其主，掘其坟墓，踞其妻室，连年屠毒，至顺治十五年乃止”。[69]
奴仆们在自发的斗争中，还清算了主子的罪恶。这点在有关金坛奴变的记载中，叙述得很清楚：
若有憾于主，则曰：“吾受汝扈若干年矣，城隍神令我酬汝。某日，汝棒我，请偿棒。”则掣神签以数棒，曰：“痛乎？”其主曰：“痛！”则曰：“若棒我时，何为不知痛也？某日，汝锥我，请偿锥。”曰：“痛乎？”其主大号。则曰：“若既知痛，向何为锥我也？”……有一绅，性严正，独留城。诸奴絙其项，徇于市，令大叫曰：“为主慎无若我之溪刻也。”不叫，则棘鞭竞鞭之。是绅老，几毙。有数诸生不胜楚挞，亦几毙。[70]
在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军推翻明王朝的影响下，南方的奴仆们所掀起的人身解放斗争是完全正义的。毛泽东同志在分析湖南农民运动时指出，农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71]。这段话虽然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说的，对于认识明末的江南奴变，以至于整个明末农民战争，同样具有指导意义。
江南的奴变是在明末农民战争的感召下爆发的，也是这场社会大变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各地的农民起义在清初仍然此起彼伏一样，南方的奴变也延续到清朝初年。在清兵南下、弘光朝廷覆亡之后，一些地方的奴仆曾经趁改朝换代起事，甚至幻想得到清政府的支持。他们显然错了。清王朝在各地支持的，是依附于它的汉族官绅地主，维护的是封建统治秩序。史料清楚地表明，各地的奴变都是在清政府同当地豪绅勾结下遭到镇压的。例如，金坛著名的削鼻班，就被清政府将为首数人捕去，“截其鼻，悬之市衢，曰：班名削鼻，鼻削示众，遂斩之。众乃大服”[72]。安徽黟县的奴变先后坚持了两年，清政府在当地的统治稳定之后，“邑之士夫，走乞师于郡，始执首叛诸奴，磔市以徇。诸素谨者贷其死，就仆舍执役如初”[73]。又如南直隶太仓州的奴变，也是在当地士绅控告之后，清政府“斩一人，重责四人，又悬示不许复叛，而主仆之分始定”[74]。在奴变被清政府镇压下去后，一位官绅不无得意地评论道：“奴辈谓奴不当与天地同休，是则真奴语也。夫有天地，斯有君臣、有父子、有主仆。天地不变，则君臣、父子、主仆亦不变。主仆之义，天地同敞。……假使鼻不居于眼下，而忽居额上，讵可名人乎哉！”[75]他套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陈腐教条，论证主仆之义将与天地同休。这正好说明了农民受奴役，是同封建制度相终始的，不推翻封建制度，农民就不可能求得解放。
[1] 李天根《爝火录》卷十记：“弘光既失国，时人咸恨不立潞王。太常少卿张希夏语大理寺丞李清曰：‘吾尝奉敕奖谕潞王，亦中人耳，未见彼善于此也。王居杭时，常命内官下郡邑广求古玩。又指甲长六七寸，以竹筒护之，其为人可知矣。’大理少卿沈因培常曰：‘使潞王立而钱谦益为相，其败坏与福王、马士英何异？’人是其言。”又见李清《三垣笔记·附识》卷下。弘光朝廷覆亡之后，潞王朱常淓曾在杭州监国，为时不过几天就投降了清朝。可见，所谓“立贤”，不过是南京官场派别斗争中的借口。
[2] 黄宗羲：《弘光实录钞》卷一；《石匮书后集》卷二四，《史可法列传》。姜曰广在《过江七事》中说，史可法和马士英开初定议拥立桂王，不久马士英变卦，改拥福王。
[3] 顾炎武：《圣安本纪》卷四。
[4] 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卷八，《弘光失德》条。
[5] 同2。
[6] 王应奎：《柳南续笔》卷一。
[7] 姚廷遴：《历年记》上，引自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清代日记汇抄》，第五十五页。应廷吉：《青磷屑》卷上记：“南都人复书《西江月》一词于演武场云：有福自然轮着，无钱不用安排。满街都督没人抬，遍地职方无赖。本事何如世事，多才不若多财。门前悬挂虎头牌，大小官儿出卖。”
[8] 引自顾炎武《圣安本纪》卷二。夏完淳《续幸存录》作：“京师谚云：都督多似狗，职方满街走。相公止爱钱，皇帝但吃酒。”《思文大纪》卷三作：“尔来南京有‘都督量成斗，职方地下走’之谣。”
[9] 姜曰广：《过江七事》。
[10] 《国榷》卷一○一。
[11] 史可法：《请遣北使疏》，见《史忠正公集》卷一，《奏疏》。
[12] 张怡：《謏闻续笔》卷一。
[13] 《国榷》卷一〇一；顾炎武：《明季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