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瀚说到做到，真的就带着吏部附和他的官员来到张居正府上。张居正一听张瀚来了，大为高兴，可几句话后，张居正可就怒火中烧了。
张瀚劝张居正应该回家守制，一来尽人子之职，二来遵循国家法度，三来给天下士子做了榜样，可谓三全其美，何乐而不为？
张居正内心汹涌，但脸色不变。等张瀚一番长篇大论后，他才缓缓地说：“您没见到我几次三番地上疏请辞回家吗？皇上不让我走，我能有什么办法!张大人也是臣子，试问皇上不允，我如何走？”
张瀚咳嗽了一声，道：“您的诚意还不够。”
这真是王八蛋才能说出来的话，老爹死了，要回家奔丧的诚意不够？张居正火了，站起来道：“请张大人教一下我!”
张瀚发现张居正火了，急忙也从椅子上站起来，嗫嚅着要说什么。
张居正大手一挥：“送客。”
吏部的官员像丧家之犬一样，逃出了张居正家。
两天后，王道成和御史谢思启弹劾张瀚与何维柏，说他们无大臣之礼，不为皇上分忧。朱翊钧发了雷霆之怒，勒令张瀚退休、何维柏罚薪三个月。
张瀚离开京城时，脑海中翻腾起他和张居正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张居正对他说：“昨天雨后去上班，很多人都穿着新鞋，但道路泥泞，全蹑手蹑脚走路，恐怕玷污了鞋子。有人的鞋子一旦沾染泥巴，就不再顾惜。居身之道，亦犹是耳。倘一失足，将无所不至矣。”
张瀚对张居正这段话刻骨铭心，所以他自认为自己从做官到被迫退休，鞋子始终没有沾染泥泞。对张居正的赏识之恩，他在后半生絮叨个不停。
张瀚的离开，预示着张居正的“夺情”已成定局，凡是阻挡张居正留任的人都是飞蛾扑火。张居正也自以为万事大吉，摆出了自己的底线。不丁忧可以，他有五个条件：第一，二十七个月的薪水和奖金，他一概不收；第二，朝廷所有祭祀吉礼，他概不参与；第三，入侍讲读，在阁办事，穿孝服（青衣角带）；第四，章奏具衔，准加“守制”二字；第五，仍希望明年乞假葬父，迎老母来京。
朱翊钧立即做出回复：“第一条不可，张先生清廉，如果没有俸禄，靠什么养活自己？最后一条，明年再说。”
“夺情”大功告成，朱翊钧很高兴，张居正的伙伴们也很欣慰，只有张居正本人内心突然升起一股不安。这种不安深藏着，时不时地跳出来提醒他一下，这件事没那么简单。
按心学大师王阳明的理论，人心所以不安，是因为思虑太多。思虑太多，是因为做的一些事违背了良知。以这种理论来解释张居正内心深藏的不安就是这样的：他和父亲张文明的感情远没有人想象的那么深厚。首先是十九年不见，父子之情全靠书信维系；其次，张文明和张居正在志趣和事业上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张文明爱钱，没有远大理想，张居正的理想比天还高；最后，自张居正担任首辅后，张文明没少给张居正找麻烦。所以张居正回家守孝，绝大一部分原因是遵循传统。
张居正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至深，又对权力无限热爱，在孝和权力上，他最终选择了权力。可良知告诉他，这是不对的。他的忧虑和不安正是良知在发挥作用。实际上，他不是个对权力本身极度热衷的人，他只是把权力当成手段，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这个国家。这也可算作是他的良知。正是这两种良知的交互作用，使得他一会儿觉得被夺情是天经地义的，一会儿又觉得不回家守孝有违人性。
人所以强大，是良知的力量，而有时候脆弱，也是良知所导致的。
吴中行开炮
天下许多罪恶，都借名教之名而行。所谓“名教”，指的是以正名分为中心的封建礼教，守孝就是其内容之一。在那些卫道士眼中，无论如何，张居正都没有回家守孝，这就是违反名教，天下人都该对其口诛笔伐。
政府官员们齐聚一堂，义愤填膺地议论起来。有人唾沫横飞道：“五行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孝道乃人伦之本，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义。连天子都该遵守，他张居正居然违背，这是抽了我们读书人的耳光。”也有人说：“丁忧是法律规定，如有官员死了老爹老娘不上报，还会得到严惩。张居正不丁忧，不但践踏了纲常，还践踏了法律!”还有人痛心疾首道：“张居正老爹死了，不奔丧也就罢了，居然还不避位，是可忍孰不可忍!”
大家喧哗起来，有人开始号啕大哭，为名教而哭，为儒家教统而哭。这种情势使我们产生一种感觉，张居正不丁忧意味着世界末日来了。
在这场撒疯般的集会中，有一人始终冷眼旁观，静耳倾听。当大家陆续散掉去吃花酒后，他踏着初冬的寒露回到家中，关起大门，正襟危坐于桌前。在闭目沉思了许久后，他呵了双手，取出笔在纸上郑重其事地写下八个字：谏止张居正夺情疏。接着是内容，可谓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最后，他写上自己的大名：吴中行。
吴中行，1571年的进士，座主正是张居正。刚步入仕途时，他对张居正相当有好感。这大概是对比的结果，当时高拱在位飞扬跋扈，而张居正沉静内敛，所以吴中行偷偷和张居正走得很近，并且向张居正表达了自己的崇拜之心。在他眼中，仅从办事能力上而言，如果一张一百分的试卷，高拱和张居正都能答一百分，但如果把性格因素拉进来，高拱答一百分已用全力，而张居正答一百分，是因为试卷分数只有一百分。
但吴中行对张居正这种崇拜不是没有底线的，底线就是名教。张居正不回家丁忧，就是践踏名教，这让吴中行对张老师的美好印象一扫而空。但他对张老师还是很尊敬的，所以在《谏止张居正夺情疏》中，他把责任推到了朱翊钧身上：“居正父子，异地相隔，音容不接者十九年，一旦长弃数千里外，陛下不让居正匍匐奔丧，抚棺而哭，必欲其违心抑情，愁眉苦脸在庙堂之上，这岂是君恩？”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段话都合情合理。
这份上疏，吴中行写了两份，在把一份呈上后，他又揣着另一份去拜见张居正。
张居正看了奏疏，愕然道：“已经奏上了吗？”
吴中行不卑不亢地说：“没有奏上，是不敢让老师看的。”
张居正冷冷地道：“真能捣乱。”
吴中行发现了张居正冷酷的眼神，急忙回避，扯起了别的：“老师您知道吗？昨天夜里有一颗彗星，从西南方直射东北，苍白的尾巴，像一道几丈长的白虹。天文家说，这颗彗星从尾星、箕星，翻过牵牛星，一直扫射到织女星，这真是个大变异啊。天文方面的官员已经报告给皇上了。”
张居正知道，昨天晚上的确有彗星，北京城所有人都看到了那寂寞孤独的彗星划过天空的样子。吴中行此时说这种事，显然是在暗示他，因为他不回家丁忧，上天用这种变异来警告。
张居正不信鬼神，但信传统。朱翊钧同样如此，所以吴中行的奏疏上去几个时辰后，朱翊钧就下诏要百官修省。百官当然也可以请皇上修省，可以说，吴中行在这方面占了先机。
他虽然占了先机，却没有收获。朱翊钧扣住他的奏疏不发。吴中行自有他的办法，他扯开嗓子，在政府里到处散播自己的英雄业绩。
人情汹汹。1577年十月初七，终于有人来附和他了。此人叫赵用贤，只是个翰林院检讨，微不足道的一个小角色。
赵用贤大言不惭地给朱翊钧出主意说：“其实可以用先朝故事，让张居正奔丧归葬，回家待四十九天，然后再回朝。”
吴中行在他的奏疏中也提到这样的办法。两人恐怕没有坏心，可问题是，“夺情”明明已尘埃落定，他们非跳出来说道一番，这正如星星之火，搞不好就会燎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