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又回信说：“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意蕴相当广泛，举凡孝顺父母、和朋友相交等等日常之事都在知行合一之内，而我所说的知行合一，指的就是处理政务方面。”最后他很委婉地说了这样一句话，“非知之艰，行之惟艰，惟德其念也。”意思是，阳明学固然很好，但必须将其落实到从政的实际行动上并见出行政实效，才算是真的知行合一。
表面看，张居正所说的知行合一也是在王阳明知行合一范畴内的，其实还有区别。王阳明当然主张知行合一需在从政上体现，但他是教人和育人并行，也就是说，地方长官不仅是个行政官员，还要是个老师，不仅要落实政策，还需文化育人。张居正却认为，地方长官只要做好身为长官的职责就可以了，不要越位，不可有出位之想，教育并不是长官的事，甚至可以说，对百姓的教育可有可无。因为一个地方长官倘若通过讲学等各种方式，为百姓启蒙，那后果不堪设想。
罗汝芳恰好身兼二职，既是行政长官又是老师。
张居正当国后，罗汝芳恰好回京城述职，两人多年不见，显得分外亲密。张居正问他：“最近在读什么书？”
罗汝芳回答：“《大学》和《论语》而已。”
张居正默然，许久又问：“可认真研究国家政策否？”
罗汝芳淡淡地回道：“一直在为讲学做准备，还未来得及研究。”
张居正心里冷笑：什么叫为讲学做准备，这么多年来你在地方上一直就在讲学，还用准备吗？
两人的谈话虽未不欢而散，但张居正已决心不会重用罗汝芳，然而他毕竟还是朋友，所以派他到山东东昌担任知府。三年后，张居正听说罗汝芳在东昌成为儒家高级培训师，气恼之下，再把他调到蛮荒之地的云南，那里政务不繁，百姓愚昧，离政治中心很远，正好发挥他的讲学才能。
罗汝芳很不高兴，在云南待了几年后，讲学成果不错，但影响力不足。他最想讲学的地方是帝国的文化中心北京。1577年，罗汝芳回京述职，对张居正发出抱怨，说他想回京城。张居正知道他心怀不轨，所以给他画大饼：再在云南待三年，马上把他调回京城。
罗汝芳心花怒放，收拾行装就要回云南。可北京知识分子太热情，非要留下他讲课。罗汝芳心里发痒，却碍于张居正的关系，先是婉拒。北京知识分子们非要把他逼上绝路，三番五次来请。罗汝芳终于动心，但有个条件：离京城远一点。
这简直小菜一碟，众人就把他拉到北京远郊门头沟的广慧寺里。罗汝芳一发不可收，连讲三天，分文不取。
消息马上传开，张居正得到消息后，暴跳如雷。他说：“罗汝芳在外地讲，我眼不见心不烦也就罢了，现在居然跑到我眼皮底下讲上了。”
他对朱翊钧说：“按制度，罗汝芳述职完毕就该马上回云南，可他却擅自在广慧寺讲学，应将他革职。”
朱翊钧同意。罗汝芳就这样被革职，直到张居正死后才被启用。张居正对这位老朋友可谓是翻脸无情，毫无商量可言。这当然缘于罗汝芳讲学的内容。
罗汝芳说：“国家的纲纪法度就是桎梏，应该打碎它，砸烂它。”这显然是在挑战张居正持续不断推出的法令，张居正不可能容忍这种行为。
不许王阳明进孔庙
从对罗汝芳的态度上，我们可以知道张居正废天下书院、禁止讲学的另外一个根本原因：大部分公知分子所讲的课程都是如罗汝芳的“国家法度是桎梏”，而张居正恰好在不停地发布这些“桎梏”。
张居正曾简洁明快、一语中的地表明过自己废天下书院、禁止讲学的见解：“我希望今天的学者，应脚踏实地用功，要崇尚本质，以遵守国家法度为准，以诚心顺上为忠。没得到鱼之前，不要扔了网；没有太平之前，不要撤除防御。我不是说前辈的学说不足学，但如果借前辈的学说而阻挠国家法度，绝不可恕!”
在张居正眼中，理想的知识分子品格应是尊老守成而不虚谈。不仅他自己要成为这样的人，他用的人也必须要这样!
要想熏陶出这样一批循吏，就必须干掉那些满嘴跑火车的公知。张居正不放过任何机会，包括王阳明进孔庙。
张居正当国不久，就有许多心学弟子乱哄哄地吵闹着，要把王阳明放到孔庙里，和孔子并肩而立。在心学弟子们看来，王阳明祖师爷绝对够资格，让一个死人的雕像和同样是死人的孔子雕像站在一起，意义相当重大。如果真把王阳明配进孔庙，那他和他的心学将成为国家的正式旗帜，它能让许多漂泊四方的心学学子们找到指明灯，紧紧团结在一起，整个思想界可就天翻地覆了。
由于心学势力强大，张居正不能来硬的。他采取两种办法，一是“拖”。每当有人上疏提及此事时，他就票拟说：“阳明先生入孔庙，天经地义，不过此事太重大，需要和全国各界人士商议。”
拖一段时间后，心学门徒见他毫无动静，又上疏。张居正使用第二个办法：威胁。他说：“阳明先生入孔庙一事，本来是长久之计，所以我很认真。可就当研讨时，有些人上疏说，现在阳明先生的弟子根本就是拉虎皮做大旗，违背了阳明先生的主旨，全是赝品。”
这些人哭天抢地，张居正板起脸来，说道：“你们再这样闹下去，恐怕连你们阳明先生的爵位都保不住了。还是冷静下来，等没有人指摘阳明先生时，再图之吧。”
半欺骗半威胁之下，王阳明塑像进孔庙的事就这样不了了之。其实张居正和王阳明一样，都注重事功，王阳明苦口婆心要人致良知，无非也是让人建立惊天动地的大事业，而不是做穷嚼蛆的公知。所以张居正虽然认可阳明学，但绝不会用阳明学代替朱熹理学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在他看来，一个人如果离开了外在的束缚，全凭很难光明的良知监督，是绝不可能成事的。
国家法度必须要有，也必须被遵循!
何心隐之死
何心隐原名梁汝元，江西永丰人，一生至为传奇。
何家家财万贯，所以何心隐受到了良好教育，他本人又天资聪慧，喜欢经史，所以对经史问题很有真知灼见。同时他怀抱远大，以干一番事业自期，时人皆以之为非等闲之辈。1546年，他中乡试，主考官对他只有四个字评价：天下奇才。
人人都能预见何心隐的远大前途，但何心隐把这远大前途掉了个头。他有一颗敏感多疑的公知心，看到花落就要下泪，眼见当时社会混乱，政坛腐败，所以投入了阳明心学左派的怀抱。
何心隐的心学思想很繁杂，但有其主旨。在他看来，人人都有能知是非善恶的良知，可以自我管理，所以政府别管那么多。倘若每个人不受政府管理，就能不受束缚、心无旁骛地致良知，从而达到内圣外王。
这在古代中国简直是痴心妄想，何心隐却认为这可以实现。他四处奔波，将自己的思想散播给苍生。因为这种异端思想，他曾饱受牢狱之苦，但在友人的帮助下出狱后，不改初衷，继续四处讲学。后来居然胆大妄为，跑到京城讲学。
他的同道耿定向很钦佩他。张居正在国子监任职时，耿定向多次向张居正提到何心隐，夸奖他非池中之物，将来有一天必能腾飞。
何心隐名动九州，张居正当然有所闻。张居正是现实主义者，坚定地认为人在没有外力约束的情况下想成为圣人，简直天方夜谭。所以他对何心隐本人不置可否，碍于耿定向的竭力推荐，张居正才答应和这位神龙般的人物见上一面。
张居正同意和何心隐见面，何心隐却不见，因为他很忙，讲学、著书、辩论，忙得四脚朝天。耿定向约了他好多次，终于敲定了二人约会的时间。
约会地点定在耿定向家。何心隐先到，和耿定向谈了一会儿，突然右眼皮直跳。心学家大都相信预感，所以他跑进后室去闭目养神，顺便思考眼皮跳的缘由。他进去还未坐定，张居正就来了。
耿定向去后室请何心隐，何心隐的眼皮已跳得紧锣密鼓，坚决不见。耿定向死活都劝不出来，只好扫兴地对张居正说何心隐生病了。张居正“哦”了一声，两人谈了一会儿，张居正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