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我开始独立生活，但我并不喜欢
现在，我已经洞悉世事人情，无论遇到什么事，几乎都能处变不惊。然而，我在那样小的年纪就被轻而易举地赶出家门，即使现在想来，这件事也令人惊讶。我是一个才华卓越的孩子，善于观察，心思乖觉，热情而敏感，但精神和身体都十分脆弱，极易受伤，而当时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我打抱不平，我至今都觉得不可思议。但确实没有人为我说话，于是，十岁那年，我便成了默德斯通与格林比公司的童工。
默德斯通与格林比公司的仓库坐落在河畔，就在黑衣修士区那边。通过近年来的修缮，那里已面貌一新，但那仓库是窄街尽头的最后一座房子。街道从坡上蜿蜒而下，直达河边，尽头设有台阶，供人乘船。那是一座破破烂烂的老房子，有自己的码头，涨潮时毗邻水面，退潮时紧靠淤泥，说那里老鼠肆虐也不夸张。镶着护墙板的房间已经失去本色，我敢说，上面的污垢和烟尘已经积累了上百年。地板和楼梯已经朽烂。地下室里灰扑扑的老耗子吱吱乱叫，打作一团。整个仓库弥漫着灰尘与腐烂的味道。这一切，在我心中并非陈年往事，而是当下鲜活的现实。此情此景全部浮现在我眼前，一如当年不幸的我，由昆尼恩先生握着我颤抖的手，第一次走进那座房子。
默德斯通与格林比公司要同形形色色的人做生意，但其中最大的一笔交易是向某些邮政蒸汽船提供葡萄酒和烈性酒。我现在忘记那些船主要驶向何处了，但我想其中一些是前往东印度群岛和西印度群岛的。我记得，这种远洋交通的后果之一就是产生无数的空瓶子。他们雇了一些男人和男孩对着光检查这些瓶子，有缺陷的就扔掉，完好的就洗刷干净。空瓶子洗完之后，就需要给装满酒的瓶子贴标签，或者塞木塞，或者在木塞上盖印章，或者将完工的酒瓶装入木桶。所有这些活儿我都得干。我就是被雇来干这些活儿的孩子之一。
算上我在内，在这里干活儿的孩子有三四个。我干活儿的地方被安排在仓库的一个角落，昆尼恩先生只要站在账房里他坐的凳子的下横档上，就可以通过桌子上方的窗户看见我。在这里，在我如此幸运地开始独立生活的头一天早晨，常年在这里做工的孩子里年龄最大的那个被叫过来，教我怎样干活儿。他名叫米克·沃克，系着一条破围裙，戴着一顶纸帽子。他告诉我，他父亲是个驳船船夫，伦敦市长大人就任庆典上，他父亲曾佩戴黑天鹅头饰参加过游行。他还告诉我，我们的主要工作搭档是另一个孩子，那孩子的名字—在我听来相当奇特—叫什么“粉土豆”[1]。然而，我发现这并非那个孩子的教名，而是仓库里的人给他起的绰号，因为他脸色苍白，活像煮熟的土豆剥开皮后的样子。粉土豆的父亲是个水手，此外还是一名优秀的救火员，所以也被一家大剧院雇来干救火员。“粉土豆”的一个年轻家人—我想是他妹妹—在那家剧院扮演哑剧中的小魔鬼。
我竟沦落到与这帮人为伍；这些今后将与我天天做伴的孩子，简直无法与我幸福童年时代的伙伴相比，更不消说与斯蒂尔福思、特拉德尔斯和其他同学相比了；我觉得，自己长大以后成为博学多才、出类拔萃的人物的希望，已在我心中化为泡影。这一切给我的灵魂带来了难以言喻的痛苦。我觉得自己如今全无希望，我对自己的处境深感羞辱，我相信我过去所学、所思的一切，令我快乐的一切，激发我去幻想和上进的一切，都将一天天、一点点离我远去，永不复返。我年轻心灵所经受的这些痛苦，全都深深烙印在记忆之中，无法诉诸笔端。那天上午，只要米克·沃克一离开，我的泪水便会落入洗酒瓶的水里。我抽噎不止，仿佛胸口已有一道口子，眼看就要爆开似的。
账房的钟指向十二点半，大家都准备去吃午饭了，这时昆尼恩先生敲了敲账房的窗子，示意我进去。我走进去，只见房里有个胖乎乎的中年人，他身穿棕色紧身长外套、黑色紧身裤，脚蹬黑皮鞋；脑袋光秃秃的（还很大，很亮），同鸡蛋一样；脸盘十分宽大，正对着我。他衣衫褴褛，衬衫领子却很惹眼。他拿着一根时髦手杖，上面系着一对褪色的大穗子；外套前襟上挂着一副带柄单片眼镜—后来我发现，那不过是个装饰品，他很少用它看东西，就算拿出来看了，也什么都看不见。
“这就是那孩子。”昆尼恩先生说，他指的是我。
“这就是科波菲尔少爷啊！”那人说，带着某种屈尊俯就的口气和某种无法名状的绅士派头，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你好吗，少爷？”
我说我很好，希望他也是。老天知道我很不自在，可我那时候不爱发牢骚，所以我说我很好，希望他也是。
“我呀，”陌生人道，“谢天谢地，我好极了。我收到默德斯通先生的一封信，他在信中提到，希望我把房子后部目前空着的那个房间—简言之，就是把那个房间租出去，当作—简言之，”陌生人微微一笑，像要突然吐露秘密似的说道，“就是当作卧室，租给我现在有幸见到的这位初涉人世的年轻人—”陌生人挥了挥手，把下巴缩进衬衫领子里。
“这位是米考伯先生。”昆尼恩先生对我说。
“呃哼！”陌生人说，“正是鄙人。”
“米考伯先生认识默德斯通先生。”昆尼恩先生说，“他替我们揽生意，揽到了就抽佣金。默德斯通先生已经写信给他谈了你的住宿问题，他愿意收你做房客。”
“我的住址是，”米考伯先生说，“城市路温莎台。我—简言之，”米考伯先生又是一副绅士派头，像要突然吐露秘密似的说道，“我就住在那里。”
我对他鞠了一躬。
“我觉得，”米考伯先生说，“你还没有充分游历过这座大都会，穿过这座神秘的现代巴比伦前往城市路时，你或许会遇到一些困难—简言之，”米考伯先生又像要突然吐露秘密似的说道，“你可能会迷路—我很乐意今晚来这里，带你了解最近的路线。”
我衷心地感谢了他，因为他不辞辛劳，主动提出来接我，对我实在太好了。
“我几点可以—”米考伯先生说。
“八点左右。”昆尼恩先生说。
“那就八点左右。”米考伯先生说，“再见，昆尼恩先生。我就不打扰了。”
他戴上帽子，把手杖夹在腋下走了出去。离开账房后，他挺直了腰板，还哼起了小调。
于是，昆尼恩先生正式雇用了我，让我在默德斯通与格林比公司的仓库里竭尽所能地干活儿。薪水嘛，我想，大概是每礼拜六先令。我记不清楚到底是六先令，还是七先令了。我在这一点上拿不准，我倾向于认为起初是六先令，后来是七先令。他预先支付了我一个礼拜的薪水（我相信他是自掏腰包），我拿了六便士给“粉土豆”，请他晚上把我的行李箱送到温莎台。尽管箱子不大，靠我那点儿力气还是扛不动。我又花六便士吃了顿午饭，那是个肉饼，就着附近水泵里的水咽下了肚。然后我就在街上东游西逛，打发规定用来吃午饭的一小时。
到晚上约定的时间，米考伯先生又来了。为了尽量配得上他的优雅风度，我把手和脸洗得干干净净，然后便一起朝我们的家—我想，我现在应该这样称呼它了—走去。一路上，米考伯先生嘱咐我记住街道的名字和拐角房子的形状，这样第二天早晨就能轻而易举地找到回去的路。
我们到了他在温莎台的房子（我注意到，这座房子像他本人那样寒酸，但也像他本人那样尽量装得体面），他把我介绍给米考伯太太。她身材瘦削，面容憔悴，一点儿都不年轻。她坐在客厅里（楼上的房间没有任何家具，关着百叶窗，好欺骗邻居），正给一个娃娃喂奶。这娃娃是双胞胎中的一个。我在这里可以告诉大家，在同米考伯先生一家相处的这段时间，我几乎从没见过这对双胞胎同时离开米考伯太太怀里。他们当中，总有一个在吃奶。
家里还有两个孩子：米考伯少爷，四岁左右；米考伯小姐，三岁左右。此外，还有一个黑皮肤、爱哼哼的年轻女人。她是这家的仆人。我到这儿还不到半小时，她便告诉我，她是个“苦儿”[2]，来自附近的圣路加救济院。全家上下就这么多人。我的房间在房子顶层靠后的位置，狭窄憋屈，墙纸上装饰着同一种图案。在我年幼的想象中，那图案就像蓝松饼。房间里的家具少得可怜。
“结婚前呀，”米考伯太太说，她带着双胞胎和另外两个孩子上楼，领我看了看房间，然后坐下来呼呼喘气，“我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的时候，从没想过有一天不得不招收房客。不过，米考伯先生眼下遇到了困难，我不能再考虑自个儿的感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