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我证实了迪克先生的话，并选定了一种职业
早晨醒来，我仍然非常挂念小埃米莉，对昨晚玛莎离开后她表现出的情绪念念不忘。我觉得，人家对我吐露了家庭内部的缺憾与隐痛，这样的信任是十分神圣的，倘若我将秘密泄露出去，即使是泄露给斯蒂尔福思，也是不对的。我对任何人的感情，都不如我对那个漂亮姑娘那样温柔。她是我童年的玩伴，我过去相信，而且到死都会相信，我曾经全心全意地爱过她。她偶然向我打开心扉，无法抑制地宣泄内心的情感，倘若我将这些话告诉别人—即使是告诉斯蒂尔福思—我都认为是鲁莽之举，对不起我自己，对不起我们纯真童年的光辉，而我总是看见这样的光辉萦绕在她的头顶。因此，我下定决心，把这件事深藏在心底。这件事也在我心底给她的形象增添了新的光彩。
我们吃早饭时，我收到姨婆寄来的一封信。我认为，对于信中提到的事，斯蒂尔福思可以像任何人一样给我提建议，我也乐于向他请教，于是决定将其作为我们归途上讨论的题目。眼下，向我们所有的朋友告别就够我们忙的了。大家都不愿我们走，这方面巴吉斯先生也不落后。我相信，倘若能让我们在雅茅斯多待四十八小时，他甚至可以再打开他的箱子，多牺牲一个基尼。佩戈蒂和她所有的娘家人都因为我们要走而伤感不已。奥默和乔拉姆全家也都出来给我们送行。当我们的大旅行箱装上驿车的时候，有很多渔民主动前来为斯蒂尔福思效劳，就算我们有一个团的行李，也几乎用不着请脚夫了。总而言之，我们在所有相关者的惋惜和钦慕中离去，给许多人留下的唯有黯然神伤。
“你要在这里待很久吗，利蒂默？”利蒂默站在那儿等待马车启动时，我问。
“不，先生，”他答道，“八成待不了多久，先生。”
“现在他还说不准。”斯蒂尔福思漫不经心地说，“他知道他该去办什么事，他一定会去办的。”
“我相信他会的。”我说。
利蒂默碰了下帽子，感谢我的称赞，这让我感觉自己在他眼中成了八岁孩童。他又碰了下帽子，祝我们一路平安。我们出发后，他站在人行道上，像埃及金字塔一样体面而神秘。
有一阵子，我们谁都没说话，斯蒂尔福思异乎寻常地沉默，而我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想里，琢磨何时才能旧地重游，不知道在此期间我和故乡会发生什么变化。最后，斯蒂尔福思终于心情大好、喋喋不休起来，因为他这个人就是这样，随时都能为所欲为。他拽了拽我的胳膊，说道：“说话呀，大卫。早饭时你说的那封信是怎么回事？”
“噢！”我说着，把信从口袋里掏出来，“是我姨婆寄来的。”
“她在信上说了什么需要你认真考虑的事？”
“哎呀，她提醒我，斯蒂尔福思，”我说，“我这次出游的目的是要多看看、多想想。”
“你当然已经这样做了，对吧？”
“其实，我还真不能说自己做了。不瞒你说，我恐怕早就把这事忘了。”
“噢！那你现在就到处看看，把忘做的事赶紧补上吧。”斯蒂尔福思说，“往右看，你会看见一片平地，其中沼泽密布；往左看，你会看见同样的景象；往前看，你会发现没有不同；往后看，依然如此。”
我大笑起来，回应说，这一带我都看不出有适合我的职业，或许这都要归咎于平坦的地势。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姨婆怎么说？”斯蒂尔福思瞟了眼我手中的信，问道，“她有什么建议吗？”
“噢，她有。”我说，“她在信里问我想不想当代诉人。你觉得怎么样？”
“呃，我不知道。”斯蒂尔福思冷冷地答道，“你干这个跟干别的没啥不一样，对吧？”
我听了又不禁大笑，因为他对所有职业不分贵贱、一视同仁，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他。
“代诉人是干什么的，斯蒂尔福思？”我说。
“噢，那是一种修士式的律师。”斯蒂尔福思答道，“代诉人在伦敦民事律师公会[1]的某些破烂冷清的法庭上的作用—公会位于圣保罗大教堂墓地附近一个古老而荒凉的角落里—类似于事务律师[2]在普通法庭[3]和衡平法庭[4]上的作用。这种工作人员，本该在大约两百年前就自然消亡了。想让你明白代诉人是干什么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你讲清楚伦敦民事律师公会是怎么回事。那是个偏僻的小地方，他们在那里执行所谓的教会法，用那些过时的、陈旧的、可恶的议会法案来玩各种把戏。对于这些法案，世界上四分之三的人一无所知，剩下的四分之一的人则认为，那些东西是从爱德华诸王时代[5]发掘出来的化石。那个地方，自古以来就专门负责审理遗嘱和婚姻诉讼，以及舟船之间的纠纷。”
“胡说，斯蒂尔福思！”我惊呼道，“你不会是说，航海事务和教会事务有什么关联吧？”
“我的确不是那个意思，亲爱的孩子。”他答道，“我是说，这些事务都在伦敦民事律师公会里由同一帮人处理和决定。今天你去那儿，会发现他们正在审理‘南希’号撞沉‘萨拉·简’号的案子，或者询问佩戈蒂先生和雅茅斯的船夫们为何要顶着狂风，带着铁锚和绳索，前去营救遇险的印度商船‘纳尔逊’号，嘴里胡乱嘟囔着《扬氏词典》[6]里一半的航海术语。明天你去那儿，又会发现，为了审讯某个行为不端的牧师，他们在深入挖掘正反两方面的证据；你还会发现，牧师案里的辩护律师，就是海事案里的法官，或者相反。他们就像演员一样：一会儿是法官，一会儿又不是了；一会儿是这个角色，一会儿又是另一个角色，一会儿又是别的什么角色，变来变去。不过，那永远是十分有趣的、有利可图的私人小剧场表演，献给精挑细选出来的特定观众。”
“不过，辩护律师和代诉人不是一回事吧？”我有点糊涂地说，“是吗？”
“不是一回事。”斯蒂尔福思答道，“辩护律师是一些民法家—是在大学里获得博士学位的人—这就是我对这方面有所了解的首要原因。代诉人雇用辩护律师，双方都得到丰厚的酬金，他们一起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严密小团体。总的来说，我建议你乖乖接受伦敦民事律师公会的工作，大卫。我可以告诉你，那里的人都为自己的高贵身份引以为荣呢，如果这些都值得骄傲的话。”
考虑到斯蒂尔福思对这个问题如此轻描淡写，又联想到“圣保罗大教堂墓地附近一个古老而荒凉的角落”庄严肃穆、年代久远的凝重氛围，我对姨婆的建议并不反感。她将这个问题交给我自行决定，还直言不讳地告诉我，这个主意，是她最近去伦敦民事律师公会时突然想到的。她是去那里找她的代诉人，在遗嘱中立我为继承人。
“不管怎么说，我们姨婆的这一做法是值得称赞的。”我提到此事时，斯蒂尔福思说，“而且是值得大加鼓励的。雏菊，我建议你乖乖接受伦敦民事律师公会的工作。”
我下定决心就这样做。然后，我对斯蒂尔福思说，姨婆正在城里等我（这是从她信里得知的），她在林肯律师学院[7]广场的一家只供熟人投宿的旅店租了一个礼拜的房间。旅店楼梯是石质的，房顶还有一道便门。她之所以选中这家旅店，是因为她坚信伦敦的每座房子每天晚上都有可能被烧毁。
我们愉快地走完剩下的路程，不时重新提起伦敦民事律师公会，想象遥远的将来我成为那里的代诉人时的模样，斯蒂尔福思描绘了各种诙谐有趣、离奇古怪的情形，逗得我们抚掌大笑。我们到达旅途终点后，他回家去了，约定后天来找我。我乘车来到林肯律师学院广场的那家旅店，只见姨婆还没睡，正等着吃夜宵。
就算上次分别后，我去周游了世界归来，恐怕也不会比我们这次重逢更高兴了。姨婆将我搂在怀里，立刻失声痛哭，接着又佯装大笑，说如果我可怜的母亲还活着，那个小傻瓜肯定也会掉泪的。
“这么说，你把迪克先生留在家里啦，姨婆？”我说，“好遗憾。啊，珍妮特，你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