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毛泽东的“绥远方式”让阎锡山慌了手脚（2）
1932年，国民党内部蒋、汪合流，阎锡山东山再起，就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中原大战的失败使阎锡山不得不吸取教训，重新回到保境安民、发展经济的老路上来，但在这一过程中，施政理念与工作作风上的差异，使阎锡山与出任山西省政府主席的徐永昌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分歧日趋严重。
1934年11月8日，蒋介石携宋美龄、孔祥熙等人飞抵太原。蒋介石一生曾4次访问太原，每一次都与徐永昌有着密切关系。蒋介石第一次访晋期间，徐永昌多次设宴接待蒋介石，并与之商议山西经济建设等问题。蒋介石前往太谷孔祥熙家做客的两天中，徐永昌也全程陪同。蒋介石器重徐永昌的才干与为人，早有将其罗致麾下之意，不久，他就向徐永昌提出到中央任职的建议。在阎锡山扣留了两份调令之后，1937年3月，徐永昌最终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的任命，从此正式脱离山西，进入中枢参赞戎机，此后又先后出任军令部部长、陆军大学校长、国防部长等职务。
对于那个时代的山西统治集团而言，如果由阎锡山主政，徐永昌掌军，无疑是一个绝佳的组合。然而，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即使他们能够解决个人性格与权力制衡上的种种矛盾而继续合作，那个动**的时代也无法提供一个坚实的舞台，也是历史的必然。
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山西人，桑梓情深，岂能随着一纸调令而割舍？在投归山西前的军阀混战年代里，徐永昌就曾经三次拒绝攻打山西。离开山西后，身在中央的徐永昌利用他的影响，屡屡为山西、为晋绥军助一臂之力。阎锡山与徐永昌在工作中的分歧并没有影响到他们的私交，徐永昌因此成为阎锡山与中央的联络人。阎锡山有求于蒋介石的重大事项得不到解决时，都要请徐永昌疏通；蒋介石需要了解阎锡山的意向时，也派徐永昌前往。后来在阎锡山的老部下、晋绥军旧将傅作义、董其武相继起义前夕，阎锡山又请徐永昌多次奔波往返，以图扭转局势。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2月22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在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接见原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副总司令邓宝珊等，为绥远和平解放做准备。毛泽东指出：“有过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问题就不用兵了。可以先放一放。绥远问题可采取‘绥远方式’解决。”
“什么是‘绥远方式’？”傅作义不解地问。
毛泽东胸有成竹地解释说：“‘绥远方式’就是不用军队作战的一种方式，它既不同于天津，也不同于北平。先划一条停战线，让董其武将军先做内部的工作。同时，派个联络处，把铁路接通了，把通邮、贸易搞起来，并逐步统一货币，加强文化交流和宣传。然后再看董其武将军他什么时候觉得可以举行起义，就什么时候起义。傅先生你也可以先派些人去，协助董其武工作。过段时间你也可以去看看你的老部队，对董其武的困难，你去了也可以替他解决解决。”
傅作义连声说：“好，好。我们一定遵照主席的指示办。”
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正式对“绥远方式”加以详细阐述。他说：“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随后，傅作义派出阎又文等3名代表，与中共方面派出的3名代表举行和谈，双方经过两个多月的讨价还价，一波三折的谈判协商。6月8日，终于签订了《关于绥远划界、交通、金融、贸易、派遣驻归绥联络机构等具体问题的协议》，史称《绥远和平协议》。华北人民政府根据《协议》，随即责成绥远省委抽调人员在丰镇成立了联络处，华北人民政府驻归绥联络处由中共绥远省委城工部部长潘纪文兼任联络处处长，鲁志浩任联络处主任。联络处下设两个组：铁路工作组与银行工作组。
7月11日，鲁志浩率26人先行抵达归绥打前站，6天之后，由潘纪文率领的第二批工作人员100多人同抵归绥，落实《绥远和平协议》的工作。
中共联络处的人员进驻归绥后，董其武当即同他们亲切会见。联络处驻在新城西落凤街6号的一幢房院里，银行工作组驻在绥远省银行，铁路工作组驻归绥市火车站。他们随即开展了工作。当人们看到街上出现了身穿灰色制服的共产党干部，说明绥远解放指日可待，莫不喜形于色，奔走相告。同时，也说明绥完的起义已经完全明朗化，进入成熟阶段了。
在解放军最早授衔的几十位上将中，有一名国民党军的起义将领，那就是当时的绥远省主席、省保安总司令兼第69军军长董其武。他戎马一生，在抗战中战功卓著，被国民党授予中将衔，又于1949年率部起义，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绥远方式”。作为傅作义麾下大将的董其武，在民国军事将领中可谓出类拔萃，其人生重要关头的传奇经历，也颇值得回味。
董其武其人恋旧，忠诚，所以傅作义起义后，国民党方面曾经对他寄予厚望，希望董其武能够率领绥远守军西撤，与马鸿逵共守宁夏。
按说，傅作义与董其武的关系如此深厚，傅作义已易帜，国民党方面为何还对董其武寄以这个希望呢？主要原因就在当时国民党的行政院院长阎锡山身上。董其武本是太原学兵团旧人，对阎锡山十分尊崇。甚至，阎锡山还存有通过董其武，再把已经投共的傅作义争取回来的打算。再者，绥远的另外两员大将孙兰峰与刘万春，也都是阎锡山的老部下，虽然后来跟着傅作义与自己分道扬镳，但作为旧主发句话，他们多少还是能听进去几分的。
现在有文献讲傅作义在北平起义后依然存有首鼠两端的思想，材料多来自当时被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紧急派到绥远与傅作义、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晤谈的徐永昌。
当时傅作义的条件根本不允许他回头，在绥远他的主力部队只有董其武的69军、刘万春的111军和独七师以及几个骑兵旅（22军是邓宝珊的），只有4万兵马，这一点兵力到了国民党军中也是杯水车薪，他回头没有资本。
而且，事先签订的和平协议中有明确的条款“地方全部解放区化，部队全部解放军化”“部队以团为单位开出北平接受整编”由此可以看出，傅作义同意起义的时候，有很明确的主见，根本不存在事后反悔，“首鼠两端”的问题。
1974年春，傅作义在政协举办的“2·28”座谈会上发言时说：“北平和平解放，当时我就认为我做了一件正确的事，25年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我做的确实是一件最正确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