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得广安，得知老婆已带着孩子回重庆大姨夫邓某家去了，次日天不亮，他又马上坐下水船赶回重庆。黄昏时分，刚解放的重庆市区街头，行人稀少，赵明见四处无人，才钻进大溪沟邓姨夫家，见到了老婆和孩子。第二天蒙蒙亮，赵明便带着老婆孩子坐上一只到宜昌的木船，到宜昌后，又转乘客轮到了沙市。
“到家了，我们怎么说？”轮船靠近沙市时，邓德华焦急地悄声问。
“到家后先同岳母和大哥商量好，请岳母出面对左邻右舍和派出所说我女儿回来了，她以前的男人张界早已得病死了，在重庆结的第二道婚，第二个男人叫赵明。解放了，生活没办法，只得来投靠我们。就说我过去是‘四一’部队的副官，我这遣散证上也是这样写着的……呃，不行！”赵明马上改口道，“这样说不行，‘四一’部队是军统精英分子组织起来的队伍，共产党一查就会查出我的真实身份。就说我过去一直在重庆做香烟生意好了。”
于是，赵明一家就在沙市江卖街20号岳母家隐藏下来。1950年夏，当家作主的沙市人民积极行动起来检举揭发反革命分子，心中有冷病的赵明顿感寝食难安，惶惶不可终日。他心里明白，抗日战争期间，他在湖北的国民党32师当中校军法处长时，曾犯下了屠杀新四军被俘干部20多人的罪行，杀人偿命，参加屠杀的当事人会坦白交代，当地的群众也不会忘掉他的，对这笔血债，共产党绝对不会不追查，公安机关清查起来，他还能有活路么！于是，赵明对老婆说：“沙市不是久留之处，我们还是尽快离开这块是非之地吧。”
第二天，邓德华拿着自己过去教过书的证件，编造了一段历史，来到失业人员登记处被分配到江陵县菱湖小学当教师。
过了一段时间，邓德华见学校缺老师，便顺水推舟地向学校领导推荐。“张校长，学校不是缺老师吗，我男人解放前教过书，字也写得很好，可以来代课。”
于是，赵明当上了这所小学的代课教师。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赵老师解放前颐指气使、作威作福惯了，这种恶劣作风在生活中随时暴露了出来。他动辄打骂学生，训斥村民。群众纷纷向乡干部反映赵明不像老师，加上他俩的教学水平很低，赵老师又拿不出当过教师的任何证明，不久他们夫妇就被辞退了。
1951年2月21日，毛泽东主席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全国城乡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的运动。赵明和邓德华回到沙市的第二天，派出所户籍警查户口，做贼心虚的赵明吓得心惊肉跳。户籍警刚一出门，他便向邓德华提出：我不能在沙市久呆了，得马上离开，否则事情败露，便是死路一条。若回南京江浦老家，那里的邻居、亲戚只晓得我叫张宝兴，没有人晓得我在四川做的事情。他看了看邓德华的脸色，宽慰说，那里离上海、南京近，国民党反攻大陆，一旦在沿海登陆，我就马上出去接应，等到国军光复的那一天，我会来沙市接你和孩子的。
邓德华明知这是骗人的鬼话，但是，她肚子里也在敲着自己的算盘：张界在江浦老家还有一个大老婆，一山难容二虎，自己当然不能跟着去。张界待在沙市，目标太大，弄不好军统面目暴露，肯定会拔出萝卜带出泥，暴露自己在“四一”部队当过妇女大队长这码事。便顺势答应了下来。
接着，赵明到派出所办了一张到南京鲜鱼巷的迁移证。
赵明刚在南京鲜鱼巷亲戚家往下想探探风声，当地派出所的民警便来盘查赵明的历史根底。他见民警问得很详细，第二天就溜回了江浦县建设乡老家。
抗战胜利后，张界的大老婆余盛萱得知丈夫早已在重庆另纳新欢的消息后，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不久便和本村的地主王德春勾搭成奸。
张界怕村里的人看见自己，便故意等到夜深后才进村。因不了解家中情况，他连门也不敢敲，看见卧屋窗口透着朦胧的光亮，便摸着黑从院墙上翻进去，却没想碰见王德春与余盛萱正睡在一张**。
张界大怒，拿起板凳便向王德春头上砸去。
王德春早已从余盛萱口中听说过张宝兴的底细，第二天便去向政府报告国民党军官张宝兴昨夜偷偷回到了家里。当地政府马上派人去把张宝兴抓进伪职人员集训队管制起来。在集训队期间，张宝兴坦白了自己1933年在国民党江浦县党部当干事，1935年到陕西眉县国民党县政府当第一科科长这些当地群众都知道的历史问题，至于后来当军统特务的罪恶历史，他编造了一套谎言加以搪塞。
1952年，张宝兴被当地政府判处管制。
1957年秋的一天，江浦县公安局接到被管制的地主分子王德春的一封检举信：“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从管制分子张宝兴的老婆嘴里得知，张宝兴还有一个名字，叫张凌翔，解放前在重庆军队机关里做过事，还是个国民党的官。”
江浦县公安局立即将张宝兴的照片和有关情况寄往重庆市公安局，请求协查此人。
在重庆市公安局档案室里，有一宗案卷是这样记载的：“张界，又名张凌翔，西南长官公署二处中校侦讯股长。据徐远举等在押人犯供称，张界曾主持审讯陈然、许建业、王朴等一批革命烈士，其中对江竹筠还亲自用竹签子行刑。1948年至1949年间，他代表西南长官公署到万县、梁平、合川、武胜、岳池巡回审判革命人士。1948年7月，张参与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复兴关杀害许建业等烈士的行动。由于侦讯《挺进报》案有功，由少校晋升为中校。1949年10月28日在大坪又参与杀害王朴、陈然等烈士，任监斩官。1949年云南昆明‘九·九’大逮捕后，张界率田光辉等特务前往参与过对400多名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审讯。11月24日，国民党特务在磁器口松林坡杀害江竹筠、李青林等42位革命烈士时，张界负责验明正身、摄影上报备案的工作。解放前夕，张界随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副处长杨元森到川北打游击，迄今未捉获归案。”
公安机关将张宝兴的照片交有关群众和在押人员识别，肯定张宝兴就是未捉获归案的军统特务张界。
1958年11月4日，江浦县公安局局长朱建华批准对张宝兴执行逮捕，这只三窟狡兔终于原形毕露，被押回重庆归案。
当白公馆的大屠杀已快落幕时，渣滓洞的大屠杀才刚开始不久。
雷天元、龙学渊与熊祥、王少山等刽子手坐吉普车赶到渣滓洞，立即在办公室召开会议，向看守和警卫连官兵布置屠杀任务。
晚上8点过后，看守李福祥拿着名单，将刘石泉、邓惠中等24人分3批押出，由熊祥、王少山与西南长官公署警第5连连长宋朝贵带兵押往松林坡枪杀。
雷天元见屠杀行动已经按计划进行，便和龙学渊等又一起回到张秉午家中一面等候完成任务的消息，一面喝酒吃饭。
到夜里11点多钟，电话突然响起。雷天元抓起来一听，是徐远举打来的。原来，徐远举已经从罗广文部情报处长林茂口中得知解放军已经打到南泉，司令官罗广文下落不明的消息后，便马上打电话给雷天元：渣滓洞的警卫部队28日一早就要撤走，渣滓洞的事天亮前要办完。越快越好，事不宜迟。
惊恐万分的雷天元扔下话筒，立即和龙学渊重新赶到渣滓洞看守所。在半途上，雷天元还找何铭要了4箱（2000发）子弹。
在看守所的办公室里，雷天元命令将所有未决的犯人全部集中关押在楼下的牢房中，用卡宾枪、机枪进行扫射，以最快的方式进行屠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