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区的天，
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难友们的联欢直到下午四五点钟才尽兴而归。
其间，黄茂才一直守在监狱门口，阻止他人入内。狱外站岗巡逻的警卫连的士兵见有值日官坐镇监视，也就不加过问。
但这事第二天一早就被李磊知道了，他把黄茂才叫进办公室，拍着桌子大叫大嚷：“谁叫你准犯人在监狱里唱歌跳舞的？如果今后再这么胡闹，小心你的脑袋！”
由于黄茂才经常与曾紫霞接触，看守中竟传出了这样的流言，说黄茂才是被这位年轻漂亮的大学生囚犯给迷上了，单相思。甚至连不少不知内情的难友也持有这样的看法。“文革”中，曾明霞也因此遭受了许多磨难。
1949年11月20日，也就是大屠杀开始前的一个星期，黄茂才被视为不可靠分子遭到资遣，告别了一年多以来朝夕相处的难友们。难友们与黄茂才的心情一样沉重，黄茂才离开渣滓洞那天，他（她）们趴在风门口默默地注视着他，眼里含着惜别之情，为这位忠诚的朋友送行。
半个世纪后的1999年金秋时节，已经74岁的黄茂才被重庆电视台邀请赴渝，在该台的金牌栏目龙门阵上与傅伯雍（“11·27”大屠杀渣滓洞脱险志士、身中两弹未死）、刘康（当时沙坪坝、磁器口党的负责人）聚首，三位古稀老人，面对现场和屏幕前的千万观众，回首往事，热泪滂沱。
原来，黄茂才被资遣时，狱中党组织曾给他一封信（即胡其芬烈士的《最后的报告》），让他到沙坪坝某处找某人，此信不仅通报了狱中的警卫情况，希望外面的地下党组织武装力量趁国民党溃乱之际里应外合以施营救行动。并且特意嘱咐组织上见信后安排送信人蓝先生今后的生活。
可是，黄茂才把这信送到时，那秘密交通点的一位妇女见他穿着国民党的黄皮子，害怕中圈套，由于过于警惕，始而不允他进门，继而见信后便进了屋，许久没有出门，好像把黄茂才忘记在了走廊里。
黄茂才在门外呆了一会儿，不愿给人添麻烦，便径自离去，到储奇门码头登上轮船，回到了荣县老家。
刘康见信后，回头再寻找黄茂才，已是难见其踪影了。
黄茂才回到荣县老家，依旧以务农为生。1951年镇反运动开始，黄茂才被荣县公安局收审。他一五一十地讲了自己的经历。听说黄茂才曾在渣滓洞当过看守，审查人员大吃一惊，脸色立即严厉起来。“什么？你在渣滓洞那样的人间魔窟里干过？你必须老实交代，你在那里面干了些什么罪恶勾当？”
“我说的全都是实话，我与江竹筠、曾紫霞、何雪松都有联系，冒着被确砍脑壳的危险帮共产党送过许多信，办过许多事。”
“他妈的，渣滓洞、白公馆的特务都是反动派严格挑选出来的，你这种死心塌地反对共产党的家伙还会帮共产党的忙！江姐早就被你们杀掉了？你们在渣滓洞、白公馆杀了我们那么多的共产党员，你居然还想来卖乖讨好！”
“啪！”黄茂才脸上重重挨了一记耳光。
“你老实讲，你在‘11·27’大屠杀中杀害了我们多少革命烈士？”
“冤枉！我是在大屠杀之前的一星期被资遣的……”
“你狡辩！把资遣证拿出来看。”
“搞丢了。”
实际上是镇反运动开始后，黄茂才害怕别人拿到他过去在国民党军队里干过事的证据，悄悄烧掉了。
“当时国民党到处抓丁和我们共产党打仗，还会主动放你这个特务走？瞎扯蛋！”
就这样，黄茂才被罚跪、鞭打，最后在重压之下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
一、参加过重庆渣滓洞“11·27”大屠杀；
二、被组织派回家乡做潜伏特务。准备破坏电厂。
根据黄茂才本人的交代，既有历史，又有现行，荣县人民法院准备召开公判大会，判处黄茂才死刑。
1953年7月19日，黄茂才一家老小听说第二天县法院要开公判大会枪毙黄茂才和其他4名反革命分子。全家人哇地一声就哭开了。
第二天一大早，黄茂才的妻子杨淑芳和她的弟弟饭也顾不上吃，就扛着张竹席急匆匆地忙着赶往县城去收尸。
半道上，看见黄茂才的幺公黄大元也去县城。他的脸色很难看，慢吞吞地对他们说：“黄茂才有可能判成无期徒刑”。
两人一听，稍微地松了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