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渊迫于无奈，只好答应组织服从，但决不担任起义总指挥。
项鼎马上批准，改任李克俊为起义总指挥，并成立了起义行动委员会，却将对起义态度消极的县委书记龚秉仁排斥在外。
会议决定：9月5日起义。
不料，起义计划不慎泄露了，敌人立即采取了防范措施。张志和离津赴蓉后，部队被反动的第4团团长魏镛（该团全体驻扎在江津城区内）控制。魏镛下令各驻地部队将所有武器收缴起来，分别封存在各驻地的武器库里，派人严加守护。晚点名后，士兵的衣服裤子集中保管，每人仅留一条裤衩睡觉。同时派人进驻邮局，检查来往信件。风云突变，空气紧张万分，准备起义的士兵中出现了恐慌的情绪。
面对如此险恶的局势，9月3日上午，起义行动委员会在县城东门内“郭家公馆”曹泽芝家中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于渊再次提出，起义决不能贸然发动，蛮干只有失败，甚至会把军支与地方党的力量全赔进去。结果是，于渊遭到了项鼎更为严厉的批评。紧急会议最后决定，起义提前到当晚电灯亮时举行。
可是，却因为出现了偶然的情况，打乱了预定计划，使起义提前爆发了。
这天下午，驻军机枪连在大西门外坝子上操练，因为要示范，才发了两挺捷克式轻机枪。李克俊得知这一情况时已经是下午4点钟左右，因机枪连连长池树森是进步军官，赞同起义，李当机立断，带领李崇实、江国勋从城中师旅部赶去，在机枪连池树森等人的配合下夺取了机枪。得手后方知，只有一挺能用，另一挺没有撞针。
震惊全川的江津士兵起义，就靠着这一挺用着虚张声势，一挺用着实战的机关枪开始了。
激战至半夜时分，这场仓促发动的武装起义终告失败。
大搜捕中，100多名起义士兵和下级军官被捕。地下党的4名党员中龚秉仁、龚慰农以及左腿中弹的曹泽芝也落入敌手。
刘文辉得报后，把张志和叫到他家中训斥了一通，埋怨张志和平时纵容共党，姑息养奸，以致酿成今日之乱。并要他火速赶回江津，严厉处置。
张志和回到江津，团营长们顿时就把他包围了，逼着他把关在牢中的100多名造反官兵和江津地下共产党的人全部枪毙。
此刻张志和高坐在大堂之上“监斩”，他想到此事的前前后后，内心的复杂、痛苦、以及愤忿之情可以想象……
枪声不断地响着，被俘起义士兵5人一批接连倒在了血泊之中。地下党的同志则被押来陪杀场。
当第9批士兵被押上来时，张志和看到里面有师部录事李崇实和江国勋。
刽子手举枪欲对他们射击时，两人向着张志和大喊起来：“副师长，救命啦！”“副师长，我是李崇实啊！”
张志和再也坐不住了，沉下脸喝道：“把李崇实、江国勋给我押到一边，我要亲自审问处置，抓出他们的后台！”
当夜，魏镛与参谋长兼江津县长刘中生杀害了48名起义士兵，又把其余被俘士兵的脸上刻字，涂上蓝靛，驱逐出境。地方县委的龚秉仁、龚慰农、曹泽芝均被判处1年至6个月有期徒刑。
在张志和的鼎力相助下，李崇实、江国勋得救了。出狱后，他俩曾三次去找张志和。第1次去师旅部时，周副官给他们一张纸条，上面写着：1、立刻出境，不准在此逗留；2、凡是亲友熟人，半年内不准通信；3、已垮的组织暂不恢复。第2次，他们在晚上12点以后去了张志和公馆。张与他们见了面，批评他们莽撞行事，给革命造成不可挽回之损失，并抱怨省委将他视作外人，在他的部队里举事，竟然避着他这个共产党员。第3次去，张志和给了李崇实50块银元，江国勋30块银元，要他们尽快离开江津。
江津“9·3起义”失败后，省委根据脱险回去的项鼎（2）、李克俊的汇报，认为起义失败的原因，一是张志和思想右倾，政治上不可靠。二是于渊临阵脱逃，放弃指挥。省委做出决定，将张志和、于渊二人开除出党。
不久，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上，将江津起义作为教训，严厉谴责了张志和与于渊（3）二人。
笔者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史书上理当重重地镌刻下“张志和”这个极富传奇色彩的名字。
江津兵变失败后，共产党开除了张志和的党籍，刘文辉则削去了他的统兵大权，但因两人私交甚笃，遂将他调回成都，改任四川省兵工厂总督办。
1934年初至1935年春，张志和前往印度、新加坡、埃及、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荷兰、比利时、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波兰、苏联诸国考察，深感“眼界洞开，颇有收益”。
为了了解日本，他又去日本考察了近半年，与住在千叶县的郭沫若过从甚密，并从经济上给郭以帮助。回国后，去两广，向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胡汉民介绍日本情况，鼓动他们积极抗日，并说服他们将“反蒋抗日”的口号改为“抗日民主”。后者表示接受第一点，不接受第二点。胡汉民态度尤为强硬，将口号改为“抗日反共”。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不久，李一氓突然来到成都，对张志和说，毛泽东极想见他一面，望能即刻去延安。
听到这一消息，张志和悲喜交加，悲的是他被开除出党并被党中央机关刊物点名批判的经历；喜的是，作为中国共产党实际最高负责人的毛泽东，居然会专门派李一氓同志来成都请他赴延安——这不仅是荣誉，更让他感动的是信任啊！
张志和与李一氓坐飞机到西安后，在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在武汉久别的林伯渠。林老为他安排了专车，而刚刚从南京监狱释放出来的张琴秋与前往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贝特兰这天早晨也与他同时出发，却只能安步当车，这让张志和十分过意不去。
到延安后，张志和被安排住在外交部招待所。除张闻天、任弼时、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袖分别亲切会见他外，不定期安排他参观了各机关的学校，在此期间，毛泽东让李一氓先给张志和一本用连史纸印刷的有关红军在江西四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战史以及第5次反围剿失利的教训的材料给他阅读。张志和也托李一氓送给了毛泽东两部书，一部是他和陈静珊出资在上海创办的辛垦书店翻译出版的克劳塞维茨大将著的《战争论》，和他著的《现代战争论》。
9月21日傍晚，李一氓通知张志和，毛泽东约他当晚面谈。
晚饭后，李一氓陪同张志和来到凤凰山中央机关驻地。进得毛泽东窑洞后，李一氓便离开了。毛泽东与张志和虽是第一次见面，却亲切若老朋友。两人对坐在茶几两边，茶几上摆有茶点招待。“主席一面同我谈话，一面喝着白酒，吸着香烟，态度随和亲切，胜似家人骨肉”。
毛泽东认真地听着张志和的谈话，认为重要的，马上在一个白纸本上记下来。最使张志和感动的是，当谈到1936年在上海创办辛垦书店，他曾以“李凡夫”为笔名主编过《研究与批判》杂志时，毛泽东居然马上从书架上找出了一本《研究与批判》！
张志和向毛泽东谈了他毕生的重要经历，唯独避开了因江津起义被开除出党这一段历史。谈话进行到凌晨，毛泽东毫无倦意，最后，毛泽东交给张志和一项重要的秘密任务。他说：“你莫看蒋介石现时对我们还好，这是靠不住的，将来他一定会打我们的，而我们的一些同志却被这种假象所迷惑。蒋介石与各地军阀是有矛盾的，你与四川军阀的关系最深，刘文辉、邓锡侯都是你在保定军校的同学，又一起共事多年，私交甚笃，你应该去策动他们。第一步要影响他们不要做蒋介石的忠实走狗，不要认真与我们作对，只是随便应付一下；第二步要争取使他们在今后的国共战争中保持中立；第三步呢？当然最好把他们拉到我们这边来共同革命。志和同志，这项工作很重要，中央对你是寄有厚望的。”
张志和感谢中央对他的信任，但他同时又向毛泽东倾吐了他不愿意回四川过军阀生活的心情，要求留在延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