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看到共产党来后并没有释放他，而且他在狱中的特殊地位也不复存在，他的情绪便开始变化了，一恨卢汉和共产党言而无信，推完磨杀驴吃；二恨自己一时糊涂，竟为了保命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名，还为邀宠于共产党而亲笔给云南的特务们写下了要他们缴械投降的手令，坏了自己的名节。
特别是在他情绪低沉抵触的时候，有一个神密的人物来到了监狱，这个人就是刚从台湾被毛人凤派来昆明，准备刺杀卢汉以及像沈醉他这样的卖身投靠共党的党国逆臣的高级行动员郑世勋。被解放军的侦察人员活捉的郑世勋告诉沈醉，毛人凤对他事前不能防阻卢汉起义，事后没能以身殉职，反而参加了起义非常痛恨。说毛人凤曾经在统兵大员们纷纷投共之际向蒋介石夸下海口说：军统的高级骨干都是忠于领袖的，决不会公开反叛。却万万没有想到，全国二十几个省、市解放之后，在大陆最后一个根据地上，军统局的将级特务、地方负责人公开起义的，居然会是沈醉这个18岁参加军统，28岁当将军，经戴老板一手提拔起来的精英分子。毛人凤认为太给他丢人了，所以非要置沈醉于死地不可！
郑世勋还告诉沈醉，就在蒋介石派汤尧从台湾飞来昆明指挥两个中央军攻打昆明市区时，毛人凤特意委托汤尧，在打下昆明之后，立即用用专机将沈醉押送台湾。后来昆明没能打下，所以才派他来执行暗杀任务。
沈醉得悉这个情况后，犹如被当头猛击了一棍，脸色苍白，心情极为复杂，既痛苦，又后悔，更恐惧不安。他最担心的是居住在香港的老母、妻儿会遭到暗害，因为他自己就是军统的行动专家，知道军统特务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所以，他很希望能与台湾方面取得联系，求得台湾方面的谅解。
此时的沈醉，已经下定决心，决不再干一件有利于共产党的事，决心在狱中与共产党对抗到底，即使被共产党枪决，也可借此挽回自己的名节，以自己的牺牲，为老母和妻儿创造一个平安的环境。
由于徐远举、沈醉、周养浩均为昆明“九·九”整肃中的元凶，人民纷纷向政府要求严厉惩处。为有利于这些战犯的改造，西南公安部决定将这些人转往重庆。
1950年6月11日，刚吃过早饭，狱方便派人到监舍里来给他们锤脚镣、戴手铐，而且在被押上汽车之前，每人的头上还被罩上了一个桶状的牛皮口袋，只露出了两只眼睛。
汽车很快将这几名奇怪的旅客送到了巫家坝机场。当飞机起飞之后，徐远举的心中禁不住涌起一阵酸楚和恐惧：令他酸楚的是想到了自己的妻儿身在台湾，翘首以盼自己能早日与他们同聚，而眼下自己飞去的，竟然是重庆……一想到重庆，想到歌乐山中那凄厉的枪声遍地的死尸熊熊的大火，徐远举便不禁毛骨悚然！
上午10时左右，一架螺旋桨小型运输机徐徐在重庆白市驿机场降落。机舱门打开后，公安战士押着戴着脚镣、手铐，头上笼着牛皮口袋，步履蹒跚的徐远举、周养浩、郭旭、成希超四人走下了舷梯，镣链在舷梯上拖出一串咣啷咣啷的声响。（沈醉因故滞留昆明，稍后才被送到重庆与徐远举等人汇合）。
停机坪外停着的两辆中吉普已开始发动，徐远举等被押上汽车，驶出机场，直奔重庆市中区。
吉普车驶向中一路，拐进了西南公安部四德村拘留所。
在重庆四德村拘留所，人民政府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给徐远举等生活上以中灶伙食标准的优待。同对待一般俘虏一样，对他也不打不骂。但是，斗争还是尖锐的，作为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大刽子手，徐远举本应趁此反省自己的罪恶，感激政府的人道，相反，一方面，他自恃自己大风大浪中都闯了过来，如今翻船于小河沟，只是时运不佳。另一方面，他深知自己罪孽深重，难免一死，于是索性在狱中来了个死猪不怕开水烫，多次公开对抗改造。
一次，徐远举居然向管教干部提出取消哨兵、进入监房自由的无理要求。听了刘祥伦科长的报告后，西南公安部第一处处长、老红军段大明（后任重市市委书记、今仍健在）来到了拘留所。
“谁是徐远举？”老红军明知故问。
“在下徐远举。”徐远举见进来一位身穿斜纹布的解放军军官，站起来啪地就是一个立正。
段大明的目光在徐远举身上扫视了几秒钟，然后挥挥手让他坐下，自己也坐在徐对面。不置一词，这种短暂的对视和沉默，使气氛显得有点紧张。
看着面前这个血债累累的魔头，想到成百上千革命者的惨死，段大明不由得怒从心起，指着徐远举厉声呵斥道：“听说你吹胡子瞪眼睛地要什么自由。你徐远举在重庆的所作所为，你自己清楚，人民政府清楚，老百姓也清楚。在这里，人民政府给你们按中灶标准开伙，你过去对被你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共产党也是这样的吗？徐远举，你回答我，你给了我们的同志多少自由？你还要我给你什么自由？”
一番呵斥，镇得徐远举哑口无言。
老红军停下来，扫视了同室的王陵基、周养浩、郭旭等人后接着说：“我是泥巴脚杆出身的江西老表，同你们国民党打了二十年仗，历史已经证明，人民是胜利者，你们是失败者。失败的原因很清楚，你们是替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卖命，你们还有什么不服输的！”
言者谆谆，听者默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