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犯们静静地走进了大礼堂，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大红绸缎做的横幅，首批特赦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大会几个白色的仿宋体大字整齐地剪贴在上面。
大会开始了，很快便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
“杜聿明、宋希濂、曾扩情、王耀武、陈长捷……”随着法官那时起时落的声音，所有战犯的心都像闪电一样交替闪现着两种感情，一是喜，一是悲。
全场死寂，落针可闻。
当法官念到邱行湘、杨伯涛、郑庭笈、周振强、卢俊泉等名字后，突然停了一下，紧跟着又说道：“以上人员，改造十年期满，确已改恶从善，现予释放，从宣布之日起，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权。”
那一刻，除了已被念到名字的10人，其余的战犯仿佛头上遭到了重重的一击，立时觉得眼前发黑，美丽的海市蜃楼消失了，有人失声啜泣，有人丧魂落魄，有人几乎站立不住……特赦人员代表杜聿明向政府致的谢词，郑庭笈的女儿和杨伯涛的儿子代表家属的发言，他们根本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但是，当代表政府的姚局长讲话时，他们的神志已经从绝望中解脱出来，因为，姚局长的讲话让每一个刚刚陷入绝望的人又重新看到了希望。
“我们祝贺第一批获释人员，希望你们以人民为榜样，我们期待第二批特赦人员，希望你们以新生者为榜样。过去常对你们说亡羊补牢，未为晚也，现在应该说，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最后是原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庞镜塘代表未获释人员发了言。他说：“感谢党的宽大政策，10名同学特赦了，我们也感同身受。今后，我们一定要努力地改造自己，争取第二批得到特赦。”
这是所有未获释人员共同的心声。
首批特赦，全国共33名，功德林10名，军统人员无一人上榜。
组织上为做好续留战犯的思想工作，邀请了一批民主人士去探监，担任国务院参事的张志和也去了，他的安抚对象是王陵基和徐远举。
1948年，蒋介石任命江西省主席王陵基为四川省主席。王由南昌回成都赴任后，曾到陕西街72号告知张志和夫妇一项机密情况，王说他回川就职前，蒋介石在南京召见他时曾向他亲授密令，要他一到成都即将张志和秘密处决。
张志和与李琏芳闻此言不禁惊出一身大汗，猜不透王陵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谁知王陵基却对张说：“志和兄，你想我两个这么多年的交情，我对你哥子下得了这种黄手么？这种不够朋友的事，我姓王的是不会做的。”
他又对李琏芳拍着胸口说：“大嫂，你放心，我和志和是生死之交，情同手足。只要我在四川一天，天王老子也不敢动他一根汗毛的！”
三位昔日的老朋友相见于功德林狱中，忆及往事，自是感慨万分，也煞是亲热。
徐远举告诉张志和，那时张每次去重庆，他其实完全知道他是来此与共产党接洽，但是，出于私人情谊，他却采取了睁只眼闭只眼的做法。
1960年，沈醉、董益三两名军统特务头子获得特赦。
徐远举虽然名落孙山，却被安排代表未赦人员发言。
在大多数人眼中，徐远举这批落榜，显然下批肯定有份。然而，延至1964年底，已经特赦了5批。郭旭、康泽、沈醉等均已获赦，徐远举仍然榜上无名。
1964年，沈醉读了《红岩》小说后，特地去功德林探望张严佛、徐远举、周养浩等一批朋友。
见面后，大家都很高兴。沈醉向他们介绍了特赦出去后，受到了周恩来、陈毅等中央领导人的两次接见，以及担任政协文史专员后的种种情况。然后，沈醉取出《红岩》递到徐远举手中，希望他对照《红岩》小说，深刻认识自己的罪行，争取早日获得特赦。
徐远举表示：“一定好好反省，争取早日出去。”
这年10月，徐远举以《血手染红岩》为题，自破坏《挺进报》起，至“11·27”大屠杀止，系统地交代了自己的罪行。在这份长达4万字材料的结语中，徐远举写道：
“我血手染红岩的罪行，是震骇中外，令人发指的。我以美帝国主义的金钱，以美帝国主义的刑具，以美帝国主义的武器和炸药，来屠杀人民，破坏城市，使中国人民最优秀的儿女，数以千计万计地遭到屠杀牺牲，这完全是背叛祖国，背叛人民的行为。在西南全境，可以说没有一块土地，不留下军统特务和我个人的血腥罪行……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宽大政策，将我这个危害人民、作恶多端、怙恶不悛的大刽子手，从深渊中拯救出来，给以改恶从善、重新做人的机会，使我逐渐地恢复了人性，分清了是非善恶，认识到谁恩谁仇。痛恨蒋介石将我由人变成了魔鬼，感谢毛主席把我由鬼变成了人……”
言之切切，情之殷殷，谁会想到，这是发自于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战犯的内心独白。